赖纳•温特(Rainer Winter),任教于奥地利克拉根福大学媒体与传播学院。他是德语区传媒社会学研究领域的领军人物。2010年,他作为客座教授在首都师范大学和上海外国语大学任教。2012年,他又赴澳大利亚查尔斯特大学任教。他的学术成果丰富,出版了多部著作,比如《全球化美国?全球化的文化后果》(Globales Amerika? Die kulturellen Konsequenzen der Globalisierung,2003),《网络中的反抗》(Widerstand im Netz,2010)等。
亚文化的宿命:
从反抗,到弱化,再到解散
赖纳·温特 / 文
徐蕾 / 译
通过显著的截然不同的表达[1]风格,青年亚文化在符号学范畴被看作社会文本、加密的信息以及“意义的地图”(Hebdige 1979),需要在与代际及阶级相关的文化实践中解码。青年风格不是个别的成果,而是在大环境中的共同实践。他们用集体的方式表现了社会文化的模型,行为、人物和群体可以用显性的方式识别。[2]青年人的反抗用仪式化的、轰动的符号形式表现出来,可以说他们在尝试从主流文化那里抢夺生存空间,抵抗文化霸权。
青年人的实践主要在街道上展开,既有谈判的过程(比如对领域空间提出要求),也有反抗的形式(比如在公共场合有意识地离经叛道,打破日常生活的规则)。尽管他们在象征层面挑战并以计击败了霸权规则,但实际的社会文化问题,生产性和非生产性,比如缺少学校教育或者失业,并没有得到改变。因此,青年风格仅仅在想象层面得到实现,没有转化为成熟的政治策略。
亚文化之垮掉的一代
因为文化工业提供原始材料、物品,各群体在积极的择取过程中把它们加工成自己的风格。物品在这个过程中获得文化意义,如同巴特和列维-斯特劳斯在意义编码中提及的符号。青年人在创建与新风格的关联时改变了物品的意义。[3]亚文化成员就是这样的能工巧匠(bricoleur),他们想要通过重建中心话语权的新秩序和环境,以时尚为例,来传递它的新意义(参见Clarke u.a. 1979,136页;Hebdige 1983,94-97页)。
《摇摆嬉皮士》剧照·嬉皮士文化
这些例子表明,青年亚文化为社会存在和物质存在中可以使用的文化“原始材料”(比如日常物品、传媒或者行为方式),寻找到了其他的用法,为物品重新创造背景,用以传递新的意义,用多种方法创建新的含义。青年亚文化视觉上的风格通过群体社会背景下的改造而实现;社会实践让这些被使用的符号和风格能够创造各自的意义, 这些意义大多针对主流文化。文化研究的工作明确了一点,文化——如安·斯维德勒(19861987)的提议[4]——可以被理解为一种“工具箱”。不同的观念、符号、风格、历史、仪式和想法填充了这个工具箱。为了能够在具体的生活关系中提出行动策略,必须从中选择一些特定的符号形式并赋予它们特殊的意义。根据帕森斯的定义,文化是共同分享的价值和行动,它确定了人们如何理解行动的目标(他把人比喻为“服用了文化迷幻药”)(Garfinkel 1967)。因此,文化研究的一个主要课题是积极的、有能力的、有创造性的主体如何组织自己的行为。[5]
《马男波杰克》剧照·青年丧文化
不同的群体选择不同物品,表现出他们的自信和物品可能带有的意义间的相同性。[6]威利斯就曾表示,摩托骑士选择的行为方式(积极主义、突显男性、拒绝内省、热爱速度和机器)和他们喜爱的摇滚乐有着一致性。同样,嬉皮士把迷幻摇滚乐作为“客观的文化形式”,把迷幻药作为主观的导向(无结构的、内省的、松散的群体组成)。不同的物品可以被看作群体生活的表达和反映。“在这个有机关系体中,每一个部分都和其他部分相联。通过各个方面的一致性,亚文化成员认识到世界的意义”(Hebdige 1983,105页)。“朋克也有支持其亚文化的不同的物品:廉价的破洞衣服和刺猬头、 Pogo舞、 Speed[7]、擤鼻涕、呕吐,粉丝杂志的版式、叛逆的姿态, 以及没有灵魂的狂热的尖锐音乐”(Hebdige 1983, 106页)。
亚文化的风格是拼凑的,有意偏向受众。它也有表达挑衅和愤怒的作用,比如朋克使用纳粹十字标志。大卫·鲍伊的《柏林三部曲》和罗·瑞德的音乐是他们的出发点。朋克虽然使用十字标志,却并不是用来代表纳粹主义,他们仅仅使用这一标志的震惊功能。相反,朋克在和卷土重来的泰迪男孩的斗争中一直保持反法西斯定位。显著的“十字标志”被剥离其纳粹的语境,它的“空泛效果”被有意识地用作迷惑。朋克风格的总体特点就是,尽管它是一个重要的亚文化,却一直拒绝被限定到某一个意义或者某一个源头。以十字标志的例子来说,它是一个极端的文本,因为它没有给受众明确解读的可能性。“我们可以看到,朋克风格的‘缺乏固定性’维系了它的一致,它并没有明确的核心价值。它更像是一个缺少环节的链条,它的主要特点就是‘不恰当’和它的表达空虚”(Hebdige 1983,109页起)。
《朋克不死》剧照·朋克文化
青年亚文化之弹幕文化
总而言之,青年亚文化风格的实践(Kristeva 1978)被艾柯称之为“符号学游击队”——至少在一段时间内——这些实践在日常生活中,在媒体的传播和信息流过程中带产生了干扰。他们好像是符号学业余爱好者,摆弄着各种符号,用它们颠覆统治秩序,直到这些符号被统治秩序吸收。从反抗,到弱化,到解散是所有亚文化的宿命。“亚文化是充满表现力的形式,它表现了当权者和注定的从属阶级之间最基本的紧张状态”(Kristeva 1978, 117页)。赫伯迪格在他的研究当中也提到了青年人对符号、风格和主题的普遍化、商业化和失去价值作何反应。[9]如果我们把文化看成一个装满各种象征形式的“工具箱”,价值和目标并不是经久不变的,但是在特定社会环境下规划的策略却没有改变,并由此策略引导行为的建构。青年人怎样才能成功地用这个策略不断获得排他性?[10]他们是否将反抗的策略也应用于生活的其他领域?对于这些问题的探问应该在传统文化研究中涉足,毕竟汤普森在《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一书中就分析了文化资源和能力在新环境中的应用。然而对此的研究当时并未展开,直到对通俗文化开展研究时,政治改变的问题才重新提上日程。
一、刘禹锡的简介:刘禹锡,字梦得,洛阳(今河南洛阳)人。中唐文学家。唐德宗贞元九年(793年)进士。因参加王叔文集团的进步政治改革遭到失败,被贬为朗州(今湖南省常德市)司马等官职,在外地二十多年。后入朝做主客。
本文节选自《自我意识的艺术:文化研究作为权力的批判》 [奥]赖纳·温特 著 徐蕾 译
拜德雅丨重庆大学出版社 2019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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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汉恩(1986b)指出,活动和态度具有的表达性特征是形成社会学意义上的风格元素的前提。“我们可以定义风格,作为行为的表象(或者结果),它们对于行为人,或者行为小组,甚至整个文化都非常典型,在存在的不同领域中都可以明显地被辨析出来,并且不是纯粹‘技术性’的”(Hahn 1986b, 604页)。
[2]参见戈夫曼在《框架分析》(1977)中的风格分析。
[3]霍加特(19571992)已经指出,一个工人屋子里的内饰如何加工物品的意义,这些物品通过赋予新的背景而融入工人阶级文化中。
[4]她联系了乌尔夫·汉纳茨的研究《南边:探究贫民窟文化和社区》(Southside: Inquiries into Ghetto Culture and Community,1969)。
[5]斯维德勒将文化的两种概念区分开来:“如果文化通过终端价值影响行为,在变换的环境中,人们应该坚守住他们偏爱的终端,同时调整获得它们的策略。但是如果文化提供让人们建构行为线的工具,那么风格或者策略会比人们尝试获得的终端更加具备持久性(Swidler 19861998,176页)。
[6]在这里也可以看到威廉斯的情感结构的概念。
[7]一种毒品。——译者注
[8]泽弗纳也得出相同结论:“朋克并没有传递的信息,朋克作为一种生活态度和风格
1、韩寒小说作品集有哪些:《三重门》、《毒》、《零下一度》、《就这么漂来漂去》、《后会无期》。 2、韩寒的个人资料简介,1982年9月23日出生于上海市金山区亭林镇,中国作家、导演、职业赛车手。 3、1999年,他以《杯中窥人》。
就是它的信息”(Soener 1986,336页)。
[9]参见Winter/Eckert(1990,146-148页)。
全文语言平实形象、处处流露着真情,在丝毫不带造作的叙述中,将读者带入到了儿时作者的世界中,令人觉得特别可亲。4、《二十四孝图》是现代著名作家鲁迅所写,出自鲁迅回忆性散文集《朝花夕拾》 。"孝"是儒家伦理思想的核。
[10]狄德尔克森(1985)曾经非常详细地描写了亚文化在1970年代如何通过改变自我来逃离平淡日常,尤其是朋克经常改变音乐的趋势和风格。
题图:《在路上》剧照
策划:后商 排版:fay(实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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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诉大家,飞地回来了
惟愿光到最后的一刻依旧在场
一只绿色的月亮掉进我年轻的船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