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时代是一个问题时代，一个问题很大的时代。在科技的神奇影响下，一切都在经历着变革。如果我们愿意在生活中睁大双眼，每天都有问题等着我们去研究，去解决。
教皇保罗六世，1969年5月18日
斯塔夫里阿诺斯是美国加州大学的历史学教授，享誉世界的历史学家，曾获得过古根海姆奖、福特杰出教师奖和洛克菲勒基金奖等一系列学术荣誉。虽然他以《全球通史》闻名全世界，但实际上他著述颇丰，还有大量其他作品为学术界所称道。除《全球通史》外，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其他作品还包括《1453年以来的巴尔干各国》、《奥斯曼帝国:它是欧洲的病人吗?》、《全球分裂:第三世界的历史进程》和《远古以来的人类生命线:新世界史》等。
《全球通史》书的全名叫《全球通史：从史前史到21世纪》，这本书的作者是美国历史学家L·S·斯塔夫里阿诺斯，他本身并非一名纯美国人，而是一名在加拿大出生的希腊人。他初次创作并完成这本著作是在十九世纪
斯塔夫里阿诺斯教授已于2004年3月23日在美国加州拉荷亚去世，本书不但是斯氏《全球通史》的最新版本，也成了其最后版本。
下面是斯塔夫里阿诺斯写的致读者的序言
为什么需要一部21世纪的全球通史?
![[美]L·S·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从史前到21世纪（上册）》作品简介与读书感悟](http://img.tianshugan.com/tsg/tp/43.jpg)
每个时代都要编写它自己的历史。不是因为早先的历史编写得不对，而是因为每个时代都会面对新的问题，产生新的疑问，探求新的答案。这在变化速度成指数级增长的今天是不言自明的，因此，我们迫切需要一部提出新的疑问并给出新的答案的新历史。
例如，我们这一代人是在以西方为导向的历史背景下成长起来的，我们自然也生活在一个由西方居支配地位的世界中。19世纪和20世纪初叶是一个由西方享有政治、经济和文化霸权的时代。但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和接着发生的殖民地革命很快就结東了这种霸权，世界地图上一些庞大的欧洲帝国的消失便证明了这一点。地图上许多地方的名字和颜色都从根本上起了变化，从而反映了已在20世纪中叶以前出现的这一新世界。
我们渐渐不情愿地认识到，在今天这个世界上，传统的以西方为导向的历史观已不合时宜，且具有误导性。为了理解变化了的情况，我们需要一个新的全球视角。尽管伴有种种精神求索的阵痛，但世界却完成了自己从旧到新的转变。到20世纪60年代，世界历史协会的出现、《世界历史杂志》的问世以及本书第1版的出版，皆证实了这种转变。
这又使我们回到原先的问题上:为什么本书第1版问世才几十年就又要出版面向21世纪的新版本呢?答案与出版第1版的理由是相同的，还是那句话:新世界需要新史学。20世纪60年代的后殖民世界使一种新的全球历史成为必需;今天，20世纪90年代以及21世纪的新世界，同样要求我们有新的史学方法。20世纪60年代的新世界在很大程度上是殖民地革命的产物，而20世纪90年代的新世界则正如教皇保罗六世所言，是“科技的神奇影响”的结果。这种影响的无处不在，显见于它在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所引起的“种种巨大的问题”中。例如，20世纪末叶的学生们可能都有过这样的经历:一脸困惑地趴在木制书桌上想，如果这时遭到核弹的袭击，这些脆弱的木制东西如何抵挡得住呢?
由于物种与星球毁灭的黯淡前景，题有诸如《美国世纪的终结》、《世界的终结》、《未来的终结》和《历史的终结》之类书名的一系列著作已相继出版。如果我们认为自己不过是长长物种链上的小小一环，那么这些令人沮丧的书名也许是对的。现在地球上大约有400万个不同的植物和动物物种，而在此前的不同时期曾经有50亿到400亿个物种。也就是说，只有1%的物种存活了下来，而99%的物种都灭绝了。这一纪录似乎为目前上述“终结”系列著作的热销提供了统计学上的支持。
二、研究重点的不同 1、《全球通史》该书研究重点放在对人类历史进程有重大影响的诸历史运动、历史事件和它们之间的相互关联与相互影响上，努力反映局部与整体的对抗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2、《世界通史》在研究主要侧重于改。
不过，这种统计却具有误导性，因为在人类和所有灭绝了的物种之间存在着根本的不同。后者的灭绝主要是因为它们不能适应环境的变化，例如冰川世纪中发生的那些变化。相反，被赋予高级智能的人类则能够通过使用火种、缝制衣物、建造房屋等方法来让环境适应自己的需要。因此，人类是能够使环境适应自己的需要，从而成为自己命运的主人而不是奴仆的独一无二的物种。
主人和奴仆之间的决定性差别，可以用人类和天花之间的关系变化来予以戏剧性的说明。天花病毒是所有疾病中最令人恐惧的一种，它最初出现在至少2000多年前的远东，8世纪时被传播到欧洲，哥伦布发现美洲后又散布到美洲。随着欧洲人往其他大陆迁移，天花病毒杀死了无数缺乏免疫力的海外居民。美洲的印第安人、澳大利亚的土著居民以及波利尼西亚和加勒比海诸岛的岛上居民都因此而遭遇到了种族灭绝的惨祸。其实，天花病毒也曾在欧洲肆虐，并最终吞噬了欧洲大陆上三分之一的人口，其破坏程度与瘟疫相当。
对天花病毒的征服始于1796年;那一年，英国医生爱德华·詹纳( Edward Jenne)发现接种或感染了牛痘的病人对天花有免疫力。如今，若干种类的天花病毒被隔离在美国和俄国科学家的实验室里，所以，天花与人类的关系给完全颠倒过来了。已知的最后一个天花病例出现在1977年的索马里。1980年，人类宣布天然的天花病毒已被根除。
物理学家沃纳·海森伯格( Werner Heisenberg)总结说:“人类有史以来第一次在世界上只面对自己，而不再有其他任何伙伴或敌人。”但是，对我们这个时代来说，极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人类的这种首要地位乃我们当今全球性隐忧与恐惧的根本原因。在消除了所有可能的对手之后，人类不再面对任何敌人，我们面对的只有自己。
这种与我们的内我而不是外部世界的新的对抗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它不仅仅要求人类获取更多的知识和技术;事实证明，我们在这方面的能力是无与伦比的。同时，它还要求用正确的伦理导向来确保知识被运用于正确的方向和目的。在科学革命兴起的17世纪，英国哲学家培根( (Francis Bacon)曾提到过科学革命的潜力，也警告过它可能带来的危险。他热情洋溢地赞美通过科学追求“知识与技能”，但他同时也提到，这种追求需要用“人性和慈善”来加以引导，而且这种追求不应该是“为了自得其乐、争强好胜、高人一等、追逐名利、争夺权位，或其他任何类似的卑微目的，而应该是为了改善生活”。
我们可以在每天的电视节目以及福特罕姆大学( Fordham)的年度报告《社会健康指数》中痛苦地发现，我们对于培根的警告忽视到了何种程度。上述报告是在青少年自杀率、失业率、吸毒率、高中学生辍学率以及住房占有率等统计数字的基础上做出的，它反映了美国社会的基本状况。结果表明，美国社会健康指数从1970年的75点降到1991年的36点——就连该年度报告的主编都称这一下降是“可怕的”。
社会健康状况中的这种“可怕的”恶化并不只限于美国。海洋地理学家雅克·库斯托从早7点到晚7点在巴黎散步的过程中也发现了这一点。他散步时带了一个计数器，“每当我遇到人们向我推销我不需要的东西的时候我就按一下计数器，结果一天下来我总共按了183次。”
类似库斯托的这种经历俯拾皆是。无论是在巴黎、雅典，还是在洛杉矶、墨西哥城，都会遇到这种情况。但是，作为一个勤于思考的科学家，库斯托由此开始探究这种个人经历的社会意义。他在调查中总结出:“控制这种破坏性的消费主义不是个人的义务，而是整个社会的责任。我不是生态治国论者，绝不是。但是当你在街上开车看见红灯的时候，你会停下来。你不会认为红灯试图限制你的自由，相反你知道它是在保护你。那么为什么在经济学中不会有同样的事情?……责任要靠社会机制而不是个人美德来维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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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斯托在《消费者社会是我们的敌人》一文中得出的这一结论是很重要的，因为消费者社会正在全世界范围内成为一种普遍现象。例如在中国，当毛泽东于1949年开始执政时，社会上流行的是“四大件”:自行车、收音机、手表、缝纫机。后来，消费者所期望的物品逐步上升到“八大件”，增加了彩电、冰箱、摩托车等。如今，这一单子还在不断变长，近来增加的大件是汽车。汽车在第三世界亿万“贫苦人民”中已成了社会地位的标志。在1990-2000年之间，印尼的汽车拥有量从272524辆增长到675000辆左右，印度从354393辆增长到1100000辆，而中国则从420670辆增长到2210000辆。
作者: [美] L·S·斯塔夫里阿诺斯出版社: 北京大学出版社出品方: 培文副标题: 第7版新校本原作名: A Global History: From Prehistory to the 21st Century译者: 吴象婴 梁赤民 / 《全球通史》编辑小组 审校出版年: 。
环保主义者非常担心这些不断增加的数以百万辆计的汽车对全球空气的影啊。不过，挪威前首相布伦特兰( Gro harlem brundtland)却指出:是西欧人发起了工业革命并随后污染了全球的空气，现在他们不能又让这些“贫苦的人”固定在“永远贫苦的人”的地位上。
在今天和可以预见的将来，这些发展给个人和社会带来了深刻的问题。现在已到了不能不面对基本原则的时候。那么，人生的意义究竟何在?人类存在的目的又是什么?当培根强调新兴的科学必须被用于“改善生活”，而不是为了诸如“追逐名利、争夺权位”之类的“卑微目的”时，他已经直面了这一问题。培根还一针见血地提出了以下问题:难道人类非得变成经济动物，只知道专注于膨胀的胃和膨胀的银行户头吗?
这种躲闪的状态不可能无限期地维持下去，因而，人类现在正无可奈何地致力于寻找避免成为“经济动物”的方法，或者更准确地说，致力于寻找一个“伦理罗盘”来引导技术的发展。这是人类遇到的一个巨大挑战—人类昙花一现的生涯中的最大挑战。迄今为止，人类已利用其卓越的智力主宰了环境，从而获得了自己目前在地球上的首要地位。但是，随着这一地位的获得，又随着这一地位迅速消失在当今世界范围的社会与环境的退化中，人类现在正面临着新的挑战。这一挑战要求他从聪明的灵长类转化为明智的人类—即从聪明转变为明智。
在以下章节中我们将会看到，正如在过去反复经历并成功地应对了种种挑战一样，人类也正在应对今天的挑战。因此，处于21世纪前夜的世界正在经历一场前所未有的社会实验和革新，而当今遍布全球的变革则证明了这种革新的广度和重要性。例如在中国，坚定的革命者正在摸索“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在前苏联，经济学家尼古拉·什梅廖夫 (Nikolai Shmelev建议他的同胞们不要害怕失去他们“意识形态的纯洁”。甚至在占优势的种种市场经济中，资本主义本身也正在以多种供选择的形态出现。这些形态包括强调不受约束的自由企业制度的美国形态，强调福利国家和工人参与决策的德国和斯堪的纳维亚形态，以及不同程度地将国家计划经济、被互相连接起来的联合大企业、大公司的终身雇用制和政府对以出口为目的的国内工业的资助结合在一起的正在扩散的亚洲经济形态。
20世纪60年代的后殖民世界使一种新的全球历史成为必需,作为读者,作为一个中国人,在看到这部《世界通史》时受到了一种震撼,这是一部真正打破了国家界限的作品,它站在全人类的角度审视整个世界从古至今的每一幅过往的画面。是呀,人类总。
![[美]L·S·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从史前到21世纪（上册）》作品简介与读书感悟](http://img.tianshugan.com/tsg/tp/74.jpg)
这种多样性表明:21世纪不仅面临着巨大危险，而且还拥有巨大潜力。虽然历史学家们没有魔法师的水晶球，不能确定无疑地预知将来，但是，他们能比较确定地预测到，21世纪既不是乌托邦，也不是地狱，而是一个拥有各种可能性的世纪。至于这些可能性中的哪些能够实现则取决于这本书的读者，你们在未来几十年中的所作所为将是有决定性意义的。
考虑到这些因素，我们现在既不能做自我欺骗式的乌托邦幻想，也不能做杞人忧天式的悲观预言，现在到了对现存的惯例和制度做一个冷静的再评价的时候了，我们应当保留那些行之有效的，抛弃那些不合时宜的—这正是当前全世界正在努力去做的。也正是本着这样一种精神，本书才有了这个新版本，希望它能有助于这一再评价的过程，从而实现培根所提倡的“改善生活”，抛弃他所反对的“卑微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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