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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孙辕(IreneYuanSun)《下一个世界工厂》作品简介与读书感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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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胜辉学习与思考第1583天关于作者孙辕是美籍华裔青年学者,出生在长春,6岁时跟父母移民去了美国。孙辕在哈佛大学商学院和肯尼迪学院拿到了双硕士学位,现在是麦肯锡公司的研究人员。孙辕在本科毕业后,曾经作

郑胜辉学习与思考第1583天

关于作者

孙辕是美籍华裔青年学者，出生在长春，6岁时跟父母移民去了美国。孙辕在哈佛大学商学院和肯尼迪学院拿到了双硕士学位，现在是麦肯锡公司的研究人员。孙辕在本科毕业后，曾经作为志愿者，到非洲的纳米比亚和埃塞俄比亚支教。也就是说，孙辕同时具有在中国、美国和非洲一些国家的亲身生活经历，可以兼用中国和西方的视角来理解非洲的发展问题。

关于本书

2016~2017年，孙辕带领麦肯锡的项目团队，走访了尼日利亚、埃塞俄比亚、肯尼亚等8个非洲主要国家，实地调研了当地的1000多家中国企业，还访谈了100多位非洲的政府高官和企业领袖，了解他们对当地中国企业的看法。孙辕将自己在调研过程中的见闻和感悟写作成书，就是这本《下一个世界工厂》。

核心内容

一、从中国的视角，来看中国企业在非洲的发展状况。

二、从非洲的视角，来看非洲工业化面临的困境和未来的前景。

[美]孙辕(IreneYuanSun)《下一个世界工厂》作品简介与读书感悟

前言

[美]孙辕(IreneYuanSun)《下一个世界工厂》作品简介与读书感悟

先来介绍一下这本书的作者孙辕，她的身份比较特殊。孙辕是美籍华裔青年学者，出生在长春，6岁时跟父母移民去了美国。孙辕在哈佛大学商学院和肯尼迪学院拿到了双硕士学位，现在是麦肯锡公司的研究人员。孙辕在本科毕业后，曾经作为志愿者，到非洲的纳米比亚和埃塞俄比亚支教。也就是说，孙辕同时具有在中国、美国和非洲一些国家的亲身生活经历，可以兼用中国和西方的视角来理解非洲的发展问题。

孙辕说，有一天，她正在给纳米比亚的孩子们讲授英语的不规则动词变换，突然间有一种荒谬感。这些孩子的家庭在非洲的干旱草原上世代务农，他们的周围没有人说英语，如果这样的生活世代不变，这些孩子未来也用不上英语。

她的意思不是说教育不重要，而是说，在当时当地的非洲，想要摆脱贫困、想要让发展的飞轮转动起来，教育可能不是最开始的“第一推动力”。同样地，国际援助机构所关注的其他方面，比如医疗卫生状况的改善、对贫困人口的信贷支持、当地政府机构的改革等等，可能都不是让非洲走出贫困的第一推动力。

那么，中国企业在非洲做得到底怎么样？2016~2017年，孙辕带领麦肯锡的项目团队，走访了尼日利亚、埃塞俄比亚、肯尼亚等8个非洲主要国家，实地调研了当地的1000多家中国企业，还访谈了100多位非洲的政府高官和企业领袖，了解他们对当地中国企业的看法。

首先，我们从中国的视角，来看看中国企业在非洲的发展状况；然后，我们再从非洲的视角，来看看非洲工业化面临的困境和未来的前景。

第一部分

我们知道，中国在1999年提出了“走出去”战略，鼓励中国企业向海外投资。从那时起，中国企业对非洲的投资开始迅速增长。据官方数据，2004~2015年，中国企业对非洲的直接投资，从10亿美元猛涨到350亿美元，年增长率高达40%。

看上去很惊人吧？然而孙辕指出，这个数字实际上是被低估了的。如果把非官方渠道的资金流也计算在内，中国企业对非投资的规模要比官方统计高出15%左右。不但如此，中国企业在非洲的数量也比官方统计的要多得多。在孙辕团队调研的8个非洲国家中，中国公司的数量是官方统计的4倍。如果按照这个比例类推，那么在整个非洲大陆的中国企业至少有1万家，其中1/3是制造企业。

我觉得尤其难得的是，孙辕用实实在在的调查数字，澄清了不少外界对中国企业在非洲的一些误解。

比如，有传言说，中国企业对非投资这么迅猛，这是不是一种具有政治目的的国家行为？孙辕指出，的确，中国国企承建的大型基础设施项目很引人注目，但实际上，在非洲的1万多家中资企业当中，私营企业占到了90%以上。而且，在所有受访的私营企业中，大多数投资来自于企业的自有资金，只有13%的投资资金来自于中国政府的融资支持。很多企业家是押上自己的全部积蓄和身家性命，到非洲来寻找机会。这些数据说明，中国企业的对非投资并不是由政府主导的国家行为，而是由市场主体主导的商业行为。

再比如，有传言说，中国企业在非洲基本不雇佣本地人，不能够给当地带来就业。孙辕指出，你只要去过任何一家在非洲的中国企业，这种传言就不攻自破。在他们团队走访的1000多家中国企业中，89%的员工是非洲当地人，制造企业的本地化程度更高，本地员工占95%。在管理层中，也有44%是当地人。

其实道理很简单，中国企业为什么投资非洲？根本原因就是中国国内的劳动力成本快速上涨，而非洲的劳动力便宜啊。一位中资建筑企业的负责人说，现在请一个中国工人到非洲工作，要比本地用工贵五倍左右。在这种情况下，企业当然是能用本地人就用本地人，而且会不遗余力地对本地工人进行技能培训。

除此之外，还有一种广为流传的说法，就是中国老板看不上当地工人，有歧视的嫌疑。孙辕说，她在调研过程中确实听到了一些类似的抱怨。比如，一个中国老板很直白地跟她说：“当地人很懒，我们开除了很多人，尤其是入职的第一个月。他们没有准时上班，或者没有每天来上班，但仍然希望拿到全额报酬！”

应该说，这种抱怨并不是个例，而确实具有一定的普遍性。但是，这能证明中国老板歧视当地人吗？不能这么简单地看问题。孙辕认为，其中反映的矛盾，跟种族歧视无关，而是工业化转型过程中的常见矛盾。

比如，在18世纪的工业革命早期，英国资本家就常常抱怨本国工人工作懒惰、消磨时间、毫无紧迫感；等到19世纪德国开始进入工业化时，德国资本家无比羡慕英国同行，他们认为英国有训练有素、纪律严明的工人，德国却没有；到1980~1990年代，中国对外开放的过程中，外资老板同样抱怨中国工人缺乏素养。

这说明什么呢？说明一个训练有素、纪律严明的工人群体，并不是在传统社会中天然存在的，它本身就是工业化的产物。传统农业社会中的人，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人们根据太阳运动和季节规律来安排活动，并没有精确的时间概念。然而，工厂的运转是严格按照时钟来的，迟到一分钟也是迟到，这让刚刚接触工业化的人很难适应。所以在18世纪的英国，工人们抗议，时钟就像一个无形的“狱卒”；而老板们则感到愤怒：为什么工人连最基本的守时都做不到？

了解了这一点，你就明白了中国管理者与当地工人之间的矛盾。中国管理者必须理解，当地人要适应工业化的节律，还需要时间。

在国际贸易中，产品越重，运输成本就越高；而运输成本越高，在目标市场当地建厂的优势也就越大。孙老板的故乡温州就是陶瓷之乡，陶瓷产业对他来说并不陌生。孙老板当即拍板，在尼日利亚投资4000万美元建一座陶瓷厂。这是一座明亮、宽敞、充满现代化气息的工厂，每条生产线长达一公里。工厂雇佣了1000名当地工人，利润率可以达到7%。别看只比国内高出2个百分点，这对于利润很薄的制造企业来说，相当可观了。

和孙老板的陶瓷厂不同，也有不少中国制造企业是以非洲为生产基地，向欧美市场出口产品。比如，非洲小国莱索托，它的领土面积只有两个北京市那么大，而且国土完全被南非所包围。就是这么一个弹丸小国，集中了20多家中资服装厂。为什么呢？

主要是因为莱索托享有免税特权。根据欧盟和部分发展中国家签订的“洛美协定”，莱索托制造的商品可以免税进入欧盟。后来，美国颁布了《非洲增长与机遇法案》，允许莱索托制造的商品免税进入美国。此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莱索托紧挨着南非，在莱索托的制造企业可以利用南非发达的基础设施，比如公路、港口等等。

在莱索托，孙辕采访了一位服装加工厂的老板，沈女士。与4000万美元的陶瓷厂相比，沈女士的服装厂需要的投资很少，只要30万美元左右。按照经济学的划分，陶瓷厂是资本密集型的，而服装厂是劳动密集型的。服装厂的主要资产是工业缝纫机，每台约1000美元。沈女士的厂房很拥挤，密集地摆放着几百台缝纫机，每台缝纫机后面都有一名制衣工人。衣服在他们之间批量传递，每个人负责加工其中的一个环节。如果走近看，你会发现这些衣服都是我们熟悉的品牌：李维斯、锐步、沃尔玛等等。

事实上，沈女士的服装厂只是全球服装供应链上的一环。美国的服装和零售品牌负责设计款式和制定价格，然后向位于中国香港和中国台湾的几家大采购商下订单。大采购商把订单拆分，分包给位于亚非拉等多个国家的服装厂，甚至布料都是由大采购商来提供的。沈女士原来在莱索托的一家服装厂当经理，她发现东家的产能总是跟不上，无法完成所有订单，于是她决定出去干单，用自己的全部积蓄开了一家服装厂。沈女士并不独立承接订单，而是从老东家和别的工厂那里接活儿。

孙辕指出，像沈女士这样的服装厂，经营风险是很高的。首先，她卖产品收的是外汇，但要用莱索托货币向工人付工资，一旦当地货币升值，她的利润马上就被抹掉了。实际上，在2005年，莱索托货币就经历了一轮升值，导致当地服装行业严重衰退，14000名工人失业。其次，莱索托所享有的免税特权也不是永久的，需要定期续签。2008年，美国政府犹豫要不要续签《非洲增长与机会法案》，结果莱索托的服装厂一夜之间就关闭了一半。不过后来，该法案还是续签了，服装产业至今仍然是莱索托的支柱产业。

第二部分

如果梳理一下二战后非洲的发展历程，你会发现，这并不是非洲第一次面临工业化的机会。二战后，独立后的非洲和亚洲发展中国家，处于工业化的同一起跑线上，应该说，殖民者给非洲留下的工业家底还稍微厚一些，国际社会普遍更看好非洲的发展前景。

但是，半个世纪以来，以“四小龙”为代表的亚洲经济体率先实现了工业化，中国大陆和越南紧随其后，开启了工业化历程。反观非洲，工业化进程相对缓慢，有的国家甚至出现了去工业化的趋势。以非洲第一大经济体尼日利亚为例。

今天说起尼日利亚，我们只知道它是一个石油出口大国，但在1960年代，尼日利亚却是以纺织工业闻名的。要注意，纺织工业和前面说的服装工业虽然听起来差不多，但纺织工业的机械化程度要高得多，纺纱机和织布机都是高度自动化的机器，纺织工业是相对资本密集型的行业。

再来看尼日利亚。巅峰时期，尼日利亚的棉布产量占到了西非产量的一半，在整个非洲大陆仅次于埃及。尼日利亚拥有200多家纺织企业，雇佣了100万工人，整个行业欣欣向荣。一切迹象都显示，这个国家正在走向工业化。然而，到了2010年，曾经辉煌的纺织工业已经面目全非了：整个国家仅剩下24家纺织公司，产量只有巅峰时期的1/10，就业人数不足2万人，剩下的企业仍然在使用着几十年前的老机器和过时的技术。这其中到底发生了什么？

最重要的一点，是尼日利亚遭遇了“资源的诅咒”。所谓“资源的诅咒”，是指资源的意外发现，导致一个国家发展得更慢而不是更快了。1957年，尼日利亚境内发现了石油。到1970年代，国外资金开始大量涌入尼日利亚开采石油，这导致石油部门获得的资金越来越多，而其他工业部门获得的资金越来越少。换句话说，石油部门从其他工业部门那里吸走了资金、技术和人才，石油工业替代纺织工业成为了尼日利亚的支柱工业。

与此同时，外资大规模涌入导致了尼日利亚货币的升值，这导致尼日利亚的制造业产品，特别是纺织品的出口遭到严重打击。在1970年，尼日利亚的出口产品中，非石油产品还能占到40%以上，仅仅3年之后，非石油产品出口占比就不足20%了。也就是说，尼日利亚从一个初步工业化的国家，蜕变成了纯粹的资源出口国。不过那时候，尼日利亚毕竟很有钱，国内纺织企业虽然没办法出口，但可以购买国外的先进机器进行生产，满足国内市场的需求。

在这个过程中，尼日利亚政府试图出台一些政策来挽回本国纺织工业，却不得其法。比如，1971年，政府将部分纺织品和服装的关税提高到80%~136%的水平；到1977年，政府干脆下令，彻底禁止纺织品进口。结果怎么样呢？尼日利亚的纺织工业并没有复苏，反而是催生了一条完美的纺织品走私链条。之前国家还可以收点关税，现在利润都流向了走私商和腐败海关人员的腰包。

其实，尼日利亚政府真正应该做的事情却没做：虽然尼日利亚是能源出口大国，但国内的电力供应极不稳定，纺织工厂不得不靠昂贵的备用发电系统来供电，这让电力成本上涨了400%，进一步削弱了纺织业的竞争力。

除了资源的诅咒以及政策的失误，孙辕还指出了一个令人意想不到的原因，就是国际组织对非洲的慈善援助，也在一定程度上打击了非洲的制造业。最典型的是制药行业。

2000年时联合国提出，对发展中国家进行援助的优先项目，不再是促进外国投资和基础设施建设等传统项目，而把重点放在医疗卫生和教育等公共服务上。在那之后，国际组织动员了大量资金来购买基本药品和疫苗，投放到非洲，用来防治艾滋病、肺结核、疟疾等疾病。

为了救治更多的病人，合理的做法是以最低的价格采购尽可能多的合格药品，而能满足这种条件的药厂主要是在印度。也就是说，国际组织从印度大量采购药物，再支援给非洲。必须承认，成果是显而易见的：非洲的医疗卫生状况得到了明显改善，印度的制药业也迅速发展。

但要注意，这里面有一个隐形的输家，就是非洲本地的制药企业。事实上，国际援助的力度越大，非洲本地制药业就萎缩得越厉害。比如坦桑尼亚，2006年时，还有33%的普通药物是在本地生产的；6年之后，这个比例就萎缩到了12%。本地的制药业越萎缩，非洲国家的医疗卫生状况就越依赖国际援助。

这样的趋势是很危险的。可以想象，一旦国际组织中断援助，那非洲的医疗卫生状况会迅速恶化。事实上，国际社会已经出现了某种程度的“捐助疲劳”，公众的捐款热情不高，世界银行和联合国相关机构都决定开始限制、减少甚至取消用于艾滋病治疗的开支。

从长远来看，非洲国家想要从根本上改善本国的医疗卫生状况，必须发展出本国的制药工业。而要发展出本国的制药工业，恐怕引进外资和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就是必不可少的。有时候，想要往南，你得先往北走。

好在，非洲国家已经意识到了这个问题。2015年，埃塞俄比亚政府发了一个大愿：要在5年内把本地生产药品的比例，从20%提高60%。方法之一就是大力引进外国药企来投资建厂。英国制药巨头葛兰素史克来当地考察过多次，每一次，埃塞俄比亚政府都竭力满足它提出的条件，但最后得到的答案是“不”。葛兰素史克认为埃塞俄比亚市场太小、国内太穷、不值得投资。

就在同一时间，一家来自中国的制药企业——人福医药集团，也开始考虑在埃塞俄比亚建厂。经过两次实地考察之后，人福管理层就拍板决定，总共向埃塞俄比亚投资1亿美元，其中首批建厂资金为2000万美元。孙辕采访到了人福集团埃塞俄比亚的总经理，问他们为什么决定投资。

这位总经理列举了公司的全球发展战略、埃塞俄比亚的庞大人口、以及当地政府对制药行业的支持，等等。但孙辕好奇的是，面对一模一样的条件，葛兰素史克的决定却是不投资。到底是什么让两家公司做出了截然相反的决定呢？

正当孙辕感到疑惑，这时候，总经理无意间说出的一句话，让她洞悉到问题的答案。总经理说：“这里跟30年前我的家乡一样。如果我们可以做到，这里就可以做到。”孙辕认为，这就是中国企业愿意扎根非洲、并对非洲的未来充满信心的根本原因。

非洲的现状对中国人而言并不陌生，这一代中国人亲眼目睹了中国的巨变。在过去40年中，关于“后发国家如何实现工业化”，中国企业家积累了一整套真实经验和隐性知识。他们相信，能够把自己的成功经验复制到非洲。这条路也许很艰难，但其实也很简单，说出来就一句话：学习如何制造东西，制造出来，然后卖出去。

结语

孙辕团队实地走访了在非洲的1000多家中国企业，澄清了外界对于中资企业的很多误解。中国企业对非洲的投资，是以私人资本为主的商业行为；中资企业中，非洲当地员工占绝大多数；中方管理者对当地员工的抱怨，其实是工业化初始阶段常见的劳资矛盾。在非洲大陆总共约1万家中国企业中，有1/3是制造企业，它们正在帮助非洲实现工业化。

其实，非洲国家本来有一定的工业化基础，但在过去50年中，非洲经历了一轮去工业化的历程。主要原因包括“资源的诅咒”、政策的失误，以及国际援助带来的副作用。如今，非洲国家已经普遍意识到，靠外部援助是没有出路的，只有工业化才能从根本上改变非洲。在这一点上，非洲国家政府和在非洲的中国制造企业，拥有相同的目标。

说到这里，我忽然有些感慨。纵观世界经济史，尽管西方国家早在19世纪末就完成了工业化，但后发国家想要复制工业化的过程，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从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经历了四次工业化的尝试。第一次是洋务运动，第二次是民国政府推动的工业化，第三次是新中国建立后学习苏联模式，第四次是改革开放。可以说，直到改革开放40年后的今天，中国才基本完成了工业化历程。后发国家完成工业化之艰难，可见一斑。

下一个50年，非洲能否顺利实现工业化，成为下一个世界工厂？值得期待。

撰稿、讲述：徐玲脑图：摩西脑图工作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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