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人是幸福的，因为他超越了以往所有的人。

第一人也是孤独的，因为那一刻除他外再无别人。

——题记

引子

1839年。

广州十三行内，新豆栏街，广州眼科医局。

这是一家由美国人伯驾（Peter Parker）开设的医局。伯驾是耶鲁大学医学高才生，对许多基础病都有所涉猎，并不只是一个专职的眼科医生。眼见来求医的人病情五花八门，伯驾干脆把眼科医局改组成综合性医局，能治的病全治。于是在当地人口中，这家医院就成了“新豆栏医局”。

这一天，伯驾的医局来了三位不速之客：一位是翻译；第二位伯驾认识，是钦差大臣林则徐的随从，此人昨天刚刚来治疗过疝气；第三位则是自称“不便透露身份”的神秘人。就算神秘，伯驾也能猜个八九不离十：钦差大臣的随从虽然无品无级，但也是权贵们交相攀附的人物，他能亲自陪同看病并且对其毕恭毕敬的人，在广东地界上，除了林则徐本人还能是谁？

尽管心里有数，但伯驾没有挑明，而是故意装傻充愣，只当接待了一个普通病人。

其实，林则徐受严重的疝气病情折磨已有时日，得知“新豆栏医局”能治，早就派特使与伯驾取得过联络。伯驾相当重视这样一个高规格的病人。他详细地把疝气的机理、性质一一说明，还亲手绘制了一张病变解剖图，附带当时欧洲通行的治疗方法：束一条疝气托带。

不过，伯驾医生强调，为了保证治疗效果，这种托带必须由医生亲自为病人本人配置。

但是这位钦差大臣实在顾忌太多，总安排一些不相干的人前来讨要托带。先是翻译，后是随从，都让伯驾医生一一顶了回去。就在昨天，这位钦差又安排了一个患疝气病的随从来治疗，治疗完成后还借口道：“我有个朋友是高官，不能来看医生，医生也不能去看他。”他以此为由，想看看能不能带几条托带走。伯驾拒绝了这种“无中生友”的借口，没好气地再一次顶了回去。

直到今天，“不便透露身份”的神秘人出现了。神秘人进入医院之后，似乎不着急治疗，而是好整以暇地坐下，滔滔不绝地和伯驾攀谈起来：美国的情形、游历四方的见闻、对时局的见解、国际上对鸦片贸易的看法，最后才谈到疝气的治疗……

作为医生，伯驾很无奈，眼前这个病人竟然不能对自己坦诚，但是作为一个跟中国打交道多年的美国人，他又特别能理解。如果这个病人真的就是林则徐本人，隐藏自己的真实身份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作为钦差大臣，林则徐代表的是朝廷的脸面，若与“夷人”私下攀交，“天朝上国”的体统要如何维系？这是大忌。

伯驾都懂，他是理解林则徐的。或者说，以伯驾为代表的来华西方人看明白了中国。

与之相对，当时的中国却没有看懂他们，不想看，怕失了体面；不敢看，怕惹了麻烦。因此，没有人能真正明白眼前这些西方人拍岸而来，所带来的浩浩荡荡的世界大势。

林则徐睁开眼睛想尽力看明白，但是封建王朝的体统束缚着他，皇帝的脸面约束着他，封闭已久的社会观念阻碍着他。

身处变局开端的林则徐，正茫然而孤独地面对着这突如其来的一切。

能臣的养成

乾隆五十年（1785年）八月三十日，大雨。

出外巡查的福建巡抚徐嗣曾措手不及，赶紧找到附近一处民居避雨，正巧听见屋内传出一声响亮的啼哭。

治下子民添丁进口，对徐省长来说是一件美事。爱民如子的他立刻按照当地习俗，为新生儿送上祝福。这让主人林宾日喜出望外，连声道谢。

天气放晴，徐省长的车马仪仗渐渐远去，林宾日目送这等威仪做派，就差脱口一句“大丈夫当如是也”了。林氏家族曾是名门望族、书香门第，却不料家道中落，族人各奔东西；自己苦学苦熬考中了秀才，却无法更进一步，如今37岁了，还是家徒四壁、生活拮据，全靠教书度日。林宾日想，要是能像徐大人那样，当一个大官、好官，该有多好？

想到这里，林宾日突然眼前一亮，兴冲冲地奔回屋内，对着妻子说：孩子的名字有了！叫他“则徐”！愿他长大后，能成为徐大人那样的大官、那样的好官！

然而想要“则徐”，对于林家来说并不容易。所谓“穷文富武”，只是相对而言。科举赛场内卷严重，想要出人头地，半工半读绝不可能，必须脱产，全力以赴。这不仅意味着家庭失去了一个壮劳力，还要全家一起供养他。单纯依靠林宾日教书的那点儿收入，林则徐就算断齑画粥也做不到。多亏林母有一手剪纸绝活儿，能赚不少钱补贴家用，她带着几个女儿一起上阵，这才勉强维持了一家生计。

幼时的林则徐心疼母亲，想给母亲代劳，却被母亲批评教育道：男孩子要有大理想，干大事业，不是天天做这些鸡零狗碎的事情来孝顺父母。你好好读书，出人头地，才不辜负母亲的一片苦心。

在今天看来，林母这么做当然不公平，重男轻女不说，也有轻视劳动之嫌。但回到历史的真实处境之下，却有相对的合理性。在那个时代，一个贫困家庭想要摆脱贫困、实现阶层跃升，科举几乎是唯一一条天花板比较高的路。与其盲目追求公平，全家一起耽守贫困，不如先集中资源把一个人托举出去，再由他带领整个家族一起脱贫。

据说，林宾日还曾写下这样一副对联：

粗菜淡饭好些茶这个福老夫享了

齐家治国平天下此等事儿曹为之

在这样的教育环境里成长，小林则徐读书刻苦，志向远大，才八九岁就写得一手好文章，坊间也到处流传着林则徐才思敏捷、擅长对对联的故事。有一次老师带学童们游鼓山，爬上鼓山绝顶峰时，一派天风海涛，令学童们兴奋不已。老师让孩子们以“山”“海”两字作一对七言联对，林则徐的回答是：“海到无涯天作岸，山登绝顶我为峰。”少年林则徐不仅才华出众，对联中所体现的胸怀大志的磅礴之气更是令人叹服。

林宾日很以儿子为骄傲，确定此子日后必成大器。林则徐没有辜负父亲的期待，13岁就考中秀才，被当地氏族寄予厚望。

秀才是科举之路的第一步，乃功名的起点。但今天人们往往会低估它的难度，把它类比成高考。其实，两者不太具有可比性。当时的读书人要先经过当地知县主持的“县试”，连考五场；胜出者才有资格进入由府级官员主持的“府试”，连考三场。到这一步，只是个“童生”。皇帝还要亲自任命学政官下基层主持“院试”，童生们要通过院试才算有了功名，能被称为“秀才”。在这个基础上，才有资格继续挑战举人，乃至进士。

事实上，能考中秀才已经相当不容易。曾国藩的父亲曾麟书受全家之力供养，辛辛苦苦考了17次才博得秀才。洪秀全连考了几次秀才都不中，直接搞太平天国运动去了。后来力谏废除科举制的袁世凯，在早年更是发出“弟不能博一秀才，死不瞑目”的感叹。也有不少人通过了府试，却一辈子也没能闯过院试，到死只是个童生。在文风盛行的南方各省，这种情况更加严重。道光年间，甚至出现百岁童生参加院试的奇观。

林则徐无疑是有真才实学的。他以府试第一的身份过关，并且一鼓作气，在第二年的院试中考中秀才，在20岁那年，又考中了举人。

可是人生哪有那么多一帆风顺。林则徐考进士不仅失利了，而且是连续两次失利。按当时的考试规划，“会试”每隔三年开考一次，这就意味着林则徐已经折腾了六年。

不能再考了。父母年事已高，自己也已经成家，必须担起养家的担子了。

清朝的举人早已没了往年的超然地位。如果不是生在富贵家，没有家族撑腰供养，举人老爷照样得亲自打工赚钱、养家糊口。

暂时放下理想，去为生计奔波，往往是人生中的第一道分水岭。有人会在生计琐事中逐渐沉沦，消磨了心气，就此平凡一生；有人雄心依旧，但看不上手头的事情，认为不值得做而敷衍了事，以致眼高手低、流于浮躁。

所幸林则徐没有走向这两个极端。他的理想深藏于心，但眼下还要务实。只有认真对待，才能有所长进。理想并非一成不变，人需要扎根于实际工作，进行思考，有所领悟，才能让理想真正清晰且丰盈。

在厦门海防同知房永清旗下做文书期间，林则徐熟悉了沿海地区商贩货船往来与米粮兵饷的情况。也正是在这里，他第一次感受到了鸦片给中国人带来的危害。林则徐工作勤勉高效，福建巡抚张师诚对其大为赏识。张师诚爱才心切，干脆用一纸加急公文把林则徐调到身边，吓得房永清还以为林则徐犯了什么罪。

张师诚是林则徐在官场的启蒙导师。《清史稿》评价他“在当时疆吏中有能名，治福建最著”。当时福建最大的问题是海盗肆虐。张师诚用一些相当务实的做法，用极小的代价消灭了大海盗蔡牵。平息海盗的那天，闽中百姓欢声雷动，在乌石山上刻石为张大人记功。林则徐亲身参与了整个过程，贴身观察一位务实的封疆大吏是如何思考、如何规划、如何与上司周旋、如何与狡猾的下属斗智斗勇的。

在张师诚身边这四年里，林则徐把恩师那一套学了个透。林则徐的踏实态度令张师诚信任有加，放手让他负责各种公文的起草工作。林则徐还没进官场，就在张师诚这里上了四年实战班，成了一名既懂为官之道，又务实精明的合格官僚。这也就是为什么林则徐后来初入官场，却能像个“积年老吏”一样沉稳老练。

嘉庆十六年（1811年），在张师诚的鼓励下，林则徐第三次参加会试。这一次，他中了殿试二甲第四名，赐进士出身，选庶吉士。

向“可为之处”发力

嘉庆十八年（1813年）是林则徐正式来北京“打卡”上班的第一年。同年，京城里发生了一件“汉唐宋明之所未有”之事，部分天理教教徒在宫内太监的接应下，竟然杀进了皇宫。所幸二皇子旻宁（未来的道光帝）率众奋力击退，这才避免血溅深宫。

看过汇报的嘉庆帝不禁流泪，要知道，此等怪事已经不是第一次发生在嘉庆朝了——10年前，嘉庆帝险些被一个失业厨子用刀砍死。他实在想不通这一切究竟是怎么了。他工作勤奋，天往往还没亮，他就秉烛批阅奏章，不比父亲和祖父做得差；他体恤下属，湖北学政杨毅来汇报工作，正值炎热天气，嘉庆帝立即放下了手里的扇子，哪怕汗如雨下。

嘉庆帝夙夜忧叹，冥思苦想，也没能想出什么有意义的答案，逼不得已，下了一道罪己诏，同时要求众大臣总结教训，陈述利弊。

林则徐经常阅读邸报[1]，留心大臣们的奏疏。根据信息的汇总和自己的分析，他基本上弄清楚了这件事情的原委。总的来说，导致天理教之乱的直接原因就是粮食问题。那几年北京、河南、山东等地持续大旱，导致多地粮食歉收。朝廷没有相应的举措，再加上土地兼并横行，官场贪墨日重，让本就不堪重负的京畿附近的农民更加难以为继，从而引发了这场天理教之乱。

然而，林则徐在此事中的表现却成了后世史学评论对他的第一个诟病点：他洞悉问题症结，却明哲保身，缄口不言。这些问题属于政治红线，不能动也不敢动，林则徐终其一生也没有向皇帝提出过建议，即使他心中有答案。

我认为，虽有史料为证，但是以此来批评甚至否定林则徐，有失客观公允。

因为英雄有两种。一种是秉浩然之正气，不畏权威，不惧生死，仗义执言，针砭时弊，常有振聋发聩的时代强音。为了天下苍生，他们敢正言直谏；为了真理和良知，他们敢于挑战现存不合理的体制秩序。一个民族需要这样的英雄，他们就像灯塔，树立整个民族的信仰，尽管最后以身殉道。他们所提倡的正义，因为固有体制的层层阻力，需要很长的时间才能一点一点地实现。

而另一种英雄，不是不敢牺牲，而是不想做无谓的牺牲，他们要留着有用之躯做可行之事。他们看到了问题的症结，但是更看到了其中的哪些问题是眼下改变不了的，批评议论除了给自己挣得一个良心的美名，于事无补。所以他们沉默，但沉默不是无所作为，而是在既有的现实条件下，尽可能地减少阻力，于可行之处发力，推进社会的进步，缓解民生的疾苦。“坐而论道，不如起而行之”，一个民族也需要这样的英雄。

当时的林则徐初入官场，人微言轻，他看到的那些问题的症结，哪个是他有能力解决的？官场贪墨是千年陋习，土地兼并是每一个封建王朝到后期都无法逃脱的规律，这是他仗义执言就会有所改善的吗？

嘉庆朝还有一个官员叫洪亮吉，这位洪大人可不是无名小吏，他是乾隆五十五年的榜眼，并为嘉庆帝的老师、大学士朱珪所赏识，负责编修《清高宗实录》。当年刚刚扳倒和珅的嘉庆帝踌躇满志，准备广开言路，特下诏要求“内外臣工，各抒所见，指陈利弊”，不仅是国计民生，就连对皇帝本人的批评也会被虚心采纳。

洪亮吉大笔一挥，洋洋洒洒的万言书直接呈了上去，痛骂当朝官员都是“模棱、软弱、钻营、苟且之人”，政治风气上“赏罚则仍不严明，言路则似通而未通，吏治则欲肃而未肃”，最后还不忘教育皇帝如何向他爷爷和太爷爷学习。这封奏疏确实戳中了嘉庆一朝的种种弊端，但未能解决任何实质问题。洪亮吉本人反倒是触怒龙颜，被发配伊犁，百日后才被消气的皇帝赦免。

林则徐不是洪亮吉，作为一个实干派官员，他愿意放下那些解决不了的问题，而去重点攻克一些可以改善的问题，哪怕不能根治，至少可以拿出一定的成绩。

林则徐找准了方向：民生之本在粮食，而粮食的要害在水利漕运。虽然在体制上解决不了土地兼并、官员贪腐的问题，但是如果治水得力，也可以极大地改善民生。

在之后的几十年间，林则徐一直操心着水利漕运这件事情。嘉庆十八年，他沿着大运河北上进京，一路上详尽记录所经过的河道名称和距离方位。那时他还在翰林院，工作清闲，工时是弹性的，干完活就可以下班，没任务的时候连打卡都不必。林则徐利用这段时间查阅了翰林院史馆中历代涉及水利方面的典籍，前后耗费了约20年的心血，参阅并引用了60多部文献，才完成一部上筹国计、下恤民生的《畿辅水利议》。

林则徐一辈子治理过的江河湖包括北方的海河、黄河、淮河，南方的长江、珠江、太湖、洪泽湖，他后来被发配到新疆，主要工作也是农田水利工程。说他是清朝第一水利专家，估计没人会反对。对于林则徐治水的本事，道光帝是高度认可的。不管哪里出现水患，道光帝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林则徐。不管林则徐在干什么，道光帝一定要第一时间命他出来主持。

道光五年（1825年），就在林则徐在家为母守丧的时候，江苏洪泽湖决口，道光帝火速命他赶去督修堤工。林则徐在“忠”“孝”间犹豫不决，被老父责备了一番：现在国家有急切劳苦的事情需要你，你却推脱不去，这就是畏难诡避，不能为国家尽忠的臣子，又怎么做一个孝子呢？听了父亲的话，林则徐卸下心理包袱，素服前往水灾前线督工，完工之后又回到故里继续守丧。

道光十一年（1831年），林则徐被任命为河东河道总督，总管河南、山东两省的河道。这相当于整个黄河中下游流域的运河蓄泄、支河湖港疏浚、堤防……大小工程，全部由林则徐掌管。在“有心人”眼中，这是除了南方富庶省份督抚的第一肥缺。而在另一部分人眼里，这里水患频发，一旦出事则干系重大，实在是个烫手的山芋。

想要干好这项差事，清正廉明的操守和广博的水利知识，缺一不可。

林则徐正是道光帝心中的不二之选。

他没有辜负道光帝的信任。作为从一线干出来的能臣，他对地方官员那点儿小心思了如指掌。河道工程最重要的就是施工监理和原料查验，尤其是后者。当时材料堆放地共有七千多处，而且每年要增添两次。许多外行的官员根本检查不过来，只能走马观花地过一遍。即便他们想认真对待，也不知道关窍在哪里，于是官吏和奸商们掺杂使假、偷工减料、缺斤少两……蝇营狗苟的伎俩数不胜数。

林则徐不惯这些毛病。他坚持这七千多处都要查到，而且具体到每个原料包裹。若发现哪里不对，他就责令立即开包检查，当面点破其中伎俩。连一些“积年老吏”做的手脚，林则徐也能一眼识破，然后从严从重从快处理。地方官吏和奸商们从没见过如此认真且水平精湛的督抚大员，只好立即收起轻慢的心思，开始老老实实做事。在林则徐任职期间，水利工程不仅从来没有出过事，风气也一时肃然，更为道光帝节省了不少银子。

这让一向崇尚节俭的道光帝大喜过望，忍不住在林则徐的奏章上批注：“如此勤劳，弊自绝矣。作官皆当如是，河工尤当如是。吁！若是者鲜矣！”唉，为什么像林则徐这样的官员这么少呢？

坚韧的品格、敏锐的眼光、丰富的执政经验、务实的行政风格……林则徐具备了一切能臣良吏的条件。或许正是因此，历史才选中了他，由他去推开中国那道尘封太久的大门。

道光十八年（1838年），林则徐于初冬时节进京。第二天就被道光帝召见。一连八天，每日议事。这既是道光帝对林则徐的器重，更是向外界表态：林则徐深孚朕望，他的意见，就是朕的态度。

同年十一月十五日，道光帝颁布了一道诏谕，谕内阁：湖广总督兼兵部尚书衔林则徐，着颁给钦差大臣关防，驰驿前往广东，查办海口事件。所有该省水师，兼归节制。

林则徐踌躇满志，目光坚定，踏上了赴广州查禁鸦片的征程。

那时的他还不知道，这是他一生中最后一次进京，也是他最后一次面见道光帝。

“多事”的“开眼看世界”

如今的我们知道，林则徐身上有个非常醒目的标签：开眼看世界第一人。但是如果深究这个问题，就会引出无数的问题：林则徐为什么会是“第一人”？之前或同时期，为什么没有其他人“开眼看世界”？

如果我们可以穿越回林则徐的时代，就会发现“开眼看世界”真不是什么受欢迎的行为，甚至会招来反对和诋毁。

第一个阻力就是皇帝。

中国历代帝王都为如何长治久安操碎了心：加强了国防，军头就造反了；压制了军头，外敌又入侵了；让兄弟当军头，他的兄弟就篡位了；拉妻子一家入伙，结果外戚干政了；用朝臣压制外戚，朝臣却独揽大权了；用宦官压制朝臣，宦官又把持朝政了。总之，清朝以前的王朝，就在这几个危机之间打转，不是遇上这个，就是遇上那个，最终不是亡于这个危机就是亡于那个危机。

到了清朝，帝王们总结了历朝历代的经验教训，终于谋划出一套近乎完美的顶层设计。

清朝皇帝是中原的皇帝、满族的旗主、满蒙联盟的盟主、藏传佛教的文殊菩萨。中原地区主导清朝的财政秩序，供养这个庞大帝国。满蒙联盟主导安全秩序，以精兵战略负责国防和开疆拓土；藏地以其精神力量驯化蒙古。藏传佛教的信徒一般都会从属于某一座寺庙，牧民可以移动，但寺庙无法移动，于是蒙古游牧民的游牧半径便被寺庙固定下来，从而形成某种意义上的定居化。在藏地，清朝皇帝以文殊菩萨转世的身份出现，并最终裁定活佛转世结果。回部（新疆）则提供帝国整体的安全战略空间。

就这样，中国形成了一幅巨大的拼图：满蒙出战士，西藏出宗教，中原出物产，新疆做枢纽。每个板块像紧密咬合的齿轮一样形成一个整体，大家各司其职，各归其位，围绕着皇帝这个轴心旋转，像一个达到最完美状态的陀螺一样高速旋转，又近乎静止不动。

这是古代中国历代王朝共同追求的理想状态。事实上，这不是中国独有的秘籍，而是古典帝王制国家共同的最终选择。清帝国的西亚邻居——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同样采取这样的设计，创造了一个地跨欧亚非的大帝国。

然而这时候，无论受到多么轻微的一点儿外力，这个陀螺都会瞬间失衡。由此不难理解，帝王们为什么会极度排斥改变。早在乾隆五十二年，马戛尔尼使团还没到来时，乾隆帝就写过这样一首诗：

间年外域有人来，宁可求全关不开。

人事天时诚极盛，盈虚默念惧增哉。

在他看来，外人外事的到来，只会破坏大清当下的完美状态，只会为决策增加不必要的变数，枉费许多心思。既然如此，还不如不开、不看，大家相安无事，多好？

道光帝也同乾隆帝一样，认为“开眼看世界”只能惹来无穷无尽的麻烦。

眼下既是通商，又是鸦片，在道光帝看来都是开放贸易口岸惹的祸。当林则徐在广州主持对英交涉的时候，道光帝还因为他和“夷务”纠缠不清有些恼火，认为“不成事体”。断绝贸易最多是不要这笔关税而已，“区区税银，何足计论”！虎门销烟之后，道光帝一度认为林则徐已经大功告成，打算让他卸任，去担任两江总督。在他心目中，两江比两广重要多了。

皇帝持这种态度，大臣们当然也不愿多事。

说林则徐是开眼看世界第一人，并不意味着其他人全都闭着眼，对大清国外部事物一概不知。康熙朝的图里琛曾出使土尔扈特部，把沿途见闻写入了《异域录》。雍正年间陈伦炯著有《海国闻见录》，其中“四海总图”便粗略地描画出世界各国的大致地理位置。至于乾隆一朝，军机大臣松筠、两广总督长麟等都同马戛尔尼有过多次长谈，内容涉猎广泛。

但是上述这些人要么是出于公务，不得不去；要么是出于猎奇，并非真的想去改变什么。而且他们在偌大的清政府官僚体系中屈指可数。更多的官员会反问：为什么要开眼看世界？有什么可看的？

在他们眼中，各种“夷”和朝贡体系下的藩国没有什么区别，“无所谓外交也，理藩而已”。但是相比“没必要”，“不要多事”才是更重要的心理动因。对于几乎所有的封建官僚而言，“无事”就是最大的好事，一切保持原样就是最好的结果。久而久之，“无为而治”就成了中国政治的最高理想、至高境界。基于这种理想，官员最好的策略就是躺平，谁主动揽事就是无事生非，就是跟大家过不去，就应该被全体官僚起而攻之。

林则徐为了“知夷”，在广州赞助了一个人员来历复杂、成分复杂的翻译团体。他们翻译当时广州所有能看到的外文报纸、书籍等，其中一本经由林则徐亲自润色的《四洲志》，成了后来魏源《海国图志》的母本。然而，这些被后人称道的开眼看世界的壮举，在当时人眼中就是“多事”。琦善就曾在道光帝面前说：“盖缘从前夷书，只系商人寓目，多言之事，官员向不过问。自前督臣林则徐到粤，欲悉夷情，多方购求。”其中当然有倾轧的成分，但未必不是当时封建士大夫共同的心态。

皇帝怕麻烦，官员烦多事，就给了另一群人上下其手的机会。

这个群体就是吏。

在中国，究竟是谁说了算，其实一直是个很模糊的话题。乍一看，当然是皇帝说了算，他口含天宪，言出法随，乾纲独断，怎么看都应该是大独裁者。但是你也许曾听到另一个声音：“天子垂拱而治，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王朝前期，皇权在军事力量护佑下，还能获得一点儿独裁的机会，但后期往往会被士大夫分权，形成“天子垂拱而治，士大夫共治天下”的格局。一字之差，就让名义上的“皇帝专制”变成了事实上的“士治”。

但继续往下看，这些官僚士大夫看上去位高权重，其实离开了“吏”这个阶层，他们根本就是寸步难行。人们往往把“官吏”并称，其实官是发令者，吏是执行者。没有吏的执行，官的令不过是一纸空文。这就给了吏欺上瞒下的空间，因为大多数官僚并不深入实际，也耻于深入实际，所以只能听从吏的反馈来做决策。晚清著名思想家冯桂芬就说：“州县曰可，吏曰不可，斯不可矣，犹其小者也。卿贰督抚曰可，吏曰不可，斯不可矣，犹其小者也。天子曰可，吏曰不可，其不可者亦半焉，于是乎其权遂出于宰相大臣之上，其贵也又如此。”

意思是说，这群吏的权力大到恐怖的程度。县长和省长级别的官员说行的事，他们说不行，这事就办不成。皇帝说行的事，他们说不行，也能让至少一半的事情办不成，这权力简直要超过宰相了。

眼下林则徐想“知夷”，想要和“夷人”直接对话，就遭到了吏的暗中掣肘。

盘踞在广州的吏就是行商。清朝所谓对外贸易，其实叫“窗口贸易”更合适。洋人来到广州，其实还不能和中国商人直接交易，只能和广州几家商行的代表做贸易。商行吃下洋人的货之后，再转卖给内地商人。这些商行经过几番淘汰，逐渐聚合成了十三家商行，这就是著名的“广东十三行”。这些商行的代表表面上是官府委任的与洋人交易的吏，但实际上已经垄断了对外交往的一切渠道。林则徐那个时代的官员需要时刻关注自己的身份，不能“罔顾天朝威仪”，屈尊到洋人的地方去。即便开明如林则徐，也无法对抗这种风气，只好请中间人联络。这就给了这些行商从中渔利的机会。

比如林则徐和伯驾的交往历程即如此。

最初，伯驾和林则徐的沟通是相当愉快的。伯驾曾公开反对鸦片贸易，反对战争，主张谈判，缔结和平条约，在当时的广州颇有影响力。这种积极的表态让他成为林则徐“知夷”计划中必须访问的一个人。

伯驾本人非常高兴，并且欣然和林则徐的代表见了面。席间，伯驾把自己要送给林则徐的地图册、地球仪、地理书交给代表们。这实在是送到了林则徐的心坎上。对于一个有心开眼看世界的人来说，没有什么比这些更贴心的了。而林钦差的代表则要求伯驾按照天朝礼仪写一封申请书，钦差大臣就可以给他开一张特别通行证，以便他和林则徐见面。伯驾虽然对这种天朝上国的礼节颇有不满，但还是期待能与林则徐会面，并写信给林则徐，称自己是中国人的朋友，愿意竭尽所能为他提供帮助。

但是，这场会面却没能实现，部分原因出在作为中间人的伍浩官身上。如果两边可以顺畅沟通，那还要他干什么？于是他对伯驾说：见了林则徐，你就谈医药，谈无关紧要的风俗，你不懂贸易，也不了解鸦片船。这让伯驾非常不快。后来，林则徐和伯驾之间就总是书信往来。这倒是伍浩官可以接受的，只要不绕开他这个中间人，什么都好说。

这位伍浩官的原名叫伍秉鉴，他所在的商行叫作怡和洋行。早在道光十四年（1834年），伍秉鉴的个人资产就达到2 600万银元。2001年，美国《华尔街日报》统计了1 000年来世界上最富有的50人，有6名中国人入选，伍秉鉴是其中唯一一个平民。

1843年，清政府强制要求十三行支付外商赔款300万银元，伍秉鉴一个人就支付了100万银元。只不过，他一心想要维持居间垄断格局，却被《南京条约》中的“五口通商”条款罢免了地位。也就是在这一年，伍秉鉴病逝，十三行也从此一落千丈。第二次鸦片战争时，一场突如其来的大火将这片商馆吞没，将十三行化作了历史的尘埃。

皇帝怕麻烦，官员烦多事，小吏贪权力。凡此种种，让整个中国陷入了可怕的“衰世”。

林则徐的好友龚自珍认为，在“治世”与“乱世”之间，其实还有一个“衰世”。在这个“衰世”中，朝廷无才相，兵营无才将，学校无才士，田野无才农，居宅无才工，工场无才匠，街市无才商，甚至连“才偷”和“才盗”都没有。其根本原因就在于有如此之多的掣肘，真正的人才无法出头，无法有为。别说只有一个林则徐，就是有再多的林则徐，也不免被杂七杂八的掣肘耗干了心血，与这衰世一起沉沦。

但是林则徐终究还是要“有为”，也必须“有为”。在翻译并润色《四洲志》的过程中，他已经了解到世界之大，远非只有中国这一隅。在中国看不见的地方，其他国家也发展得有声有色，创造了属于自己的辉煌。当然，也有一些如清朝一般的“老大帝国”正在沉沦，甚至已经消亡。此刻的林则徐尽管还没有放下“华夷之别”，但依然为欧美商人远涉鲸波鳄浪来求财求富的勇气所叹服。

他还窥见了欧美列强富强的秘密和逐利的本质，他试图找到更务实的手段来禁绝鸦片：可以鼓励正常贸易，以区别对待的方式分化列强，“奉法者来之，抗法者去之”，谁听话就和谁做贸易。反正和清朝做生意的利益就摆在这里，甲国不听话赚不到钱，自然有听话的乙国增补，以此分化瓦解西方国家。“盖驭夷不外操纵二端，而操纵只在贸易一事”，颇有点儿现代贸易战的意味。他进而想到，西方人可以远涉重洋来求富，中国商人为什么不可以出海与西方人争利？“华民惯见夷商获利之厚，莫不歆羡垂涎，以为内地民人格于定例，不准赴各国贸易，以致利薮转归外夷”，如果放开，“则其不患无人经商”。

但无论是操纵贸易还是鼓励华商出海，都只是林则徐的一厢情愿。到底可不可行，他还必须找到一个“知情人士”，听到来自域外的真实声音。为此，哪怕用上“微服私访”这样的非常手段，林则徐也必须和伯驾见上一面。

从伯驾那里，林则徐了解到西方各国的很多人其实也是反对鸦片的，一些有识之士还著书立说痛斥鸦片贸易。而伯驾正是反鸦片阵营中人，他斥责鸦片贸易是“罪恶的”，对林则徐禁烟大加赞赏。他建议林则徐了解外国人的性格和文化背景，以便恢复各国间友好关系。其办法就是缔结“公正的条约”，即用谈判和法律解决问题，让所有国家，不论是中国、英国、荷兰、法国，还是美国，彼此和睦，订立一项友好条约。

终于能够畅所欲言、直抒胸臆，这让伯驾非常愉快。尽管不确定自己见到的是不是林则徐本人，但多年之后的他回忆起这一幕时，依然感到兴奋：“我转达了关于外国的真正正确的知识，我无法表达我有多么高兴。如果钦差大臣能同意我这种友好情感的表达，我将高兴地再次向他请求，或尽全力为他服务。”

林则徐对“各国间”这种说法非常抵触。前文说了，睁眼看世界的阻力来自皇帝、官僚、小吏，但是相比中华文化道统带来的阻力，前面几个都很微小了。

中国在过去的数千年中，一直是东亚地区文化和经济的水塔，由此形成了一整套以中国为核心的经济文化圈，并由近及远辐射众多藩国和附属国。所以，尽管林则徐对域外各国的成就很赞赏，但他并不认为这些国家就有资格跟中国并称“各国”。试想，如果欧洲列强可以和中国平起平坐，那么它们该以什么身份对待中国的藩国、附属国呢？那些藩国、附属国又该以什么姿态面对这些西方国家呢？中国又该怎样确定自己的身份呢？道光十九年（1839年），林则徐到广东查禁鸦片之时，英方代表查理·义律的禀帖中说“使两国（中国和英国）彼此相安”。但林则徐对这种说法嗤之以鼻：“即如两国二字，不知何解。”

但是对于伯驾建议用法律手段解决冲突、避免战争，林则徐还是非常感兴趣的。伯驾也欣然接受林则徐的邀请，帮他翻译滑达尔的《国际法》。滑达尔是当时瑞士著名的国际法学家。1758年，他的著作一经出版，立即风靡欧洲，成为欧洲法学界和外交界的必读书。尤其是在外交界，它几乎是所有外交官、领事官的案头必备书。各国有了外事纠纷，无不从中援引法条解决。

林则徐对此大喜过望：如果欧洲各国都遵从法律，那禁绝鸦片贸易岂不是指日可待，而且兵不血刃？

无法避免的战争

林则徐捧着《国际法》，想去找英国人碰一碰，全没想到碰了一鼻子灰。

案件其实非常清楚：一伙英国水手在香港村落边酗酒闹事，打死了一名叫林维喜的无辜村民，有人证、有物证。林则徐找到英方代表义律，要求他交出凶手，按中国法律惩处。但是义律花钱买通家属和证人，后来事情闹大了，又想把美国人拖下水，总之不想遵守中国法律。

林则徐立刻翻出《国际法》，指着其中“二百九十二条 第四款”给义律看：“往别国，遵该国禁例，不可违犯。如违犯，必有罚以该国例也。”你义律作为外事负责人，《国际法》又是案头必备书，不会连这个都不懂吧？你痛痛快快地把凶手交出来，让我按我朝的法律判决不就行了？

但是义律两眼一翻、两手一摊，根本不予理睬。

这让林则徐非常恼火，他写信斥责义律：你所代表的国家自有法律，但仅在你的国家生效，自你前来广东进行贸易，甚至你的国主也会命令你遵守我朝的律例和法令，你怎么可以在我朝实行你自己国家的律例呢？

林则徐忍无可忍，决定将义律这样的“奸夷”和散住澳门的“英夷”一并驱逐，并且断水断粮，以示惩罚。英国侨民经过“民主决议”，第二天全部撤离澳门，在一些商船上栖身。英方摆明要顽抗到底，林则徐也不含糊，派遣水师天天在洋面上游弋，严惩偷偷给“奸夷”供应物资的汉奸。

栖身在船上的英国侨民失去了生活物资，逐渐陷入绝境。义律这时又卖起了惨：“把孕妇、病人和儿童逐出他们的住宅并剥夺食物供应和随从人员，能否体现和平或帝国的尊严？”这种讲故事的能力和选择事实的本事，实在令人叹为观止。

在卖惨的同时，义律又联络了两艘大型战舰进入广东水域示威。林则徐立即晓谕沿海各个村庄、城镇积极备战。终于，在1839年9月4日，双方在九龙半岛附近海域爆发一场小规模海战，后来被视为鸦片战争的前哨战。然而清朝在有三艘大型战船和一座炮台的情况下，激战四个小时却依然让对方两艘战舰全身而退。

最终，不愿多事的道光帝实在受不了前线的纠缠，干脆下了一道诏书，“其殴毙华民凶犯，亦不值令其交出”，此事就此不了了之。

事情虽然就此了结，但无论是过程还是结果，都让林则徐难以接受，更难以理解。不是说西方各国都按法律办事吗？为什么英方不遵守？还有，不是说英国本土也禁止鸦片吗？那英国政府为什么要替那些鸦片贩子撑腰？难道他们一定要把局势拖进战争才肯罢休吗？

林则徐是近代中国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他尽力地去看了，但看不清、看不懂，也看不透。

他以为走私鸦片的只是些“小鱼小虾”，却没看到围绕鸦片贸易的商人早就形成了集团。鸦片创造的利益和鸦片贸易的利润也让英国政府欲罢不能。义律曾向巴麦尊报告：“去年（1836年）我们的商人输出的鸦片总共将近1 800万元，超过同时期英国输入的茶、丝总值大约100万元。”

坐拥如此利润，让鸦片集团在英国政坛极具影响力。早在1831年，也就是鸦片战争爆发的约10年前，鸦片巨头威廉·查顿就怂恿英国驻印海军司令对华作战。第二年，英国东印度公司派遣一支70人组成的考察团，详细侦察厦门、福州、宁波、上海、山东等地港口，气焰十分嚣张地得出结论：一千艘中国舰船都抵御不了一艘英国战舰。他们还规划出足以战胜中国的军队规模：一艘装备74门炮的主力舰、11艘辅助军舰，加上陆军600人，共计2 940人，就“足够达到我们所希望的一切”。

同样是在林则徐看不到的地方，在遥远的英国本土，纺织业集团也在鼓动对华战争。他们是工业革命的最早受益者，纺织机、蒸汽机都是在这一行业率先应用的，让他们吃足了第一波技术革新红利。同时，他们早早地经历了“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反噬：当他们制造出来的东西超过了欧洲的消费极限时，多出来的部分就只能白白浪费——他们可不愿意为了不浪费而降低价格。

当然还有更好的办法，那就是向世界范围扩张，去更大的殖民地倾销国内的商品。

早在1829年，英国就有政客鼓吹：“中国市场有庞大的人口，如果把那个国家的市场开放给自由贸易商人，则英国货在那个市场上的销量，将会比全世界其余地方的总销量还要大。”但是现状却让他们抓狂：只有广州一处口岸，这点儿“带宽”让他们心烦；只有十三行一个窗口，那点儿“流量”让他们心焦；中国内地几乎家家都有的织布机更是让他们绝望。砸烂广州！砸烂十三行！砸烂中国的织布机！而这一切只能通过战争手段才能实现。“与中国必有一战”已经成了英国纺织集团的共识。

就这样，鸦片集团和纺织业集团携起手来，鼓动英国政府对华动武。1839年10月1日，经过长时间的讨论，英国内阁终于同意派遣一支舰队，“对这三分之一的天下生灵作战”。

林则徐不懂：贸易就这么重要吗？英国人为了享有更多的贸易机会，为什么一定要诉诸战争？又是怎样的贸易机会让他们不惜诉诸武力？难道他们不知道，战争意味着巨大的消耗？

当然有必要。相比对华战争获得的利益，战争那点儿消耗根本不值一提。“中国为英国制造业提供了一个销量庞大且迅速扩张的市场，同时又为印度的出产（鸦片）提供销路……而这又使得印度人能够借以消费我们（英国）的制造品。”

将印度的鸦片卖到中国，赚到的钱去帮助印度完成消费升级，购买英国的制造品，同时中国也会买英国的制造品。如此，英国的对华贸易就可以“置于安全的、稳固的、永久的基础之上了”。

事实上，后来的马克思真正看透了这一点。“英国在印度要完成双重的使命：一个是破坏的使命，即消灭旧的亚洲式的社会；另一个是建设性的使命，即在亚洲为西方式的社会奠定物质基础。”

马克思这里说的虽然是印度，但中国此时面对的是同样的命运。英国要的不只是单纯的利润，也不单单是更多的贸易机会，而是要将整个世界拉入由自己主导的政治经济体系中，成为自己旗下的一员。当然，更重要的“建设”任务，是在原住民心中注入西方式的生活方式，让他们过上西方式消费的生活，以便更好地接受倾销，发自内心地认为这些倾销品胜过本土产品。这就叫作“消费驯化”。

不得不说，这种消费驯化相当成功。早在清中期，就有人记录了当时社会以“洋”为荣的现象：“道光年间，凡物品之极贵重者，皆谓之洋。重楼曰洋楼，彩轿曰洋轿，衣有洋绉，帽有洋筒，挂灯曰洋灯，火锅名为洋锅，细而至于酱油之佳者，亦呼洋秋油，颜料之鲜明者，亦呼洋红、洋绿。大江南北，莫不以洋为尚。洋乎洋乎，盖洋洋乎！”

当然，这种建设是有前提的。远方的原住民一定不能也实现工业化，一定不能兴起自己的民族主义，一定不能成为可与西方匹敌的强壮文明。最好是一边当廉价资源的基地，去当“卖油翁”“卖炭翁”，一边心甘情愿地成为忠实的“接盘侠”。如果胆敢抗拒这种安排，才是挨打的时候。

在今天，“落后就要挨打”似乎已经成了定论。但事实上，落后未必一定挨打，落后且不甘心接受这种安排才会挨打。但是，拥有五千年文明的中国有自己的骄傲，不容许自己接受这样的安排。是全盘接受西方的安排，还是自主决定自己的未来？两种前途，两种命运，在未来的一百年间相互纠缠、相互较量，人们百般寻路、艰难求索。这才是这场“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真相。

因此，林则徐所有“兵不血刃”的构想只能是空想。他只看到甲国和乙国的内部矛盾，却没有看到甲国和乙国对外其实同为一体，那两个任务不是甲国执行就是乙国执行。中国商人出海争利，不是与某国争利，而是与整个西方世界争利。即便偶有成功，也会遭遇各国联手剿杀，绝不会容许中国商人成长为强壮的竞争者，更不希望中国人掌握真正的竞争规则。

在林维喜案过去25年后，一个叫丁韪良（W. A. P. Martin）的美国传教士带给中国一本《国际法原理》（Elements of International Law），中文译名为《万国公法》，这标志着西方国际法被正式介绍到中国。恭亲王奕?亲自上书朝廷，拨款纹银五百两刊刻出版，分发到各个通商口岸。凡负责外事活动的人员，必须做到人手一本，认真学习。后来清朝派出的使节，包括郭嵩焘、曾纪泽、薛福成这种大员，都读过这本书。

后来，丁韪良担任京师同文馆总教习，开设国际法课程，这本《万国公法》被安排在第五年学习，作为毕业科目。京师同文馆的毕业生在未来的外事活动中表现不俗。1866年的法国入侵朝鲜，1874年的日本侵略台湾，1875年的马嘉理案，1878年的中俄伊犁谈判……在这样的时刻，中国的外交人才援引《万国公法》准则，据理力争，取得了相当大的外交成就。

但是中国取得的这些外交成就让一些外国人非常不快。“中国人终于找到了他们大显身手的外交领域，在未来的交涉中，我们必须对中国人刮目相看，他们已经在用我们所承认的那些依据来对抗我们了。”

或许一位西方外交人员的态度最能说明问题：“这个家伙是谁？竟然想让中国人对我们欧洲的国际法了如指掌？杀了他！掐死他！他会给我们找来无数麻烦的！”

后世有声音说，如果不是林则徐动作过激，就不至于走向战争。其实这不过是一厢情愿而已。英国人真正在乎的根本不是林则徐的动作是否“过激”，而是中国能不能接受被安排好的命运。

只要中国人仍然不甘心任人摆布，仍然想要掌握本国命运，那么，这场战争就避免不了。

尾声 “星斗南”

太平天国运动爆发时，新继任的咸丰帝又想起了林则徐。时年65岁的林则徐已经病重到了“行坐亦不能自适”的地步。行至潮州时，“旧疾疝气大作”，但他仍“力疾前往”。“十月十九日”，林则徐勉强来到普宁，暂住于洪阳镇北边的文昌阁。在这里，林则徐病危，临终时“以指向天”，大呼“星斗南”三字而亡。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没人知道这三个字是什么意思，也不知道林则徐死前高呼这三个字是何用意。历史学家朱维铮先生考证说，林则徐是福建人，“星斗南”三字，正是闽南语“新豆栏”的对音。

或许是那一刻，他在病痛的折磨中想到了当年那位费尽心机才见到的外国医生，想起他说过“熟练的医生首先要查明病因。如能消除病因，治愈疾病就有了相当的把握”。医生赠送的那些托带曾经缓解了他的痛苦，却终究没能治愈他的疾病。就像自己效忠了一生的帝国，他尽了全力去查明“病因”，却终究没能实现“治愈”，以至于这个老大帝国像他自己一样困于衰朽，难以自拔。

如今，这熟悉的痛苦又在折磨着他衰老的躯体，那位医生今又何在呢？谁又能治愈这一切呢？

林则徐忍着痛苦，望向遥远的天边。

天，渐渐黑了。

林则徐走了，但是围绕着他的争议却没有结束。

蒋廷黻说“林则徐实在有两个，一个是士大夫心目中的林则徐，一个是真正的林则徐。前一个林则徐是主剿的，他是百战百胜的”，后一个“林则徐是慢慢地觉悟了的”，是“让主持清议的士大夫睡在梦中”，“让国家日趋衰弱，而不肯牺牲自己的名誉去与时人奋斗”。“中国士大夫阶级（知识阶级和官僚阶级）最缺乏独立的、大无畏的精神。无论在哪个时代，总有少数人看事较远较清，但是他们怕清议的指摘，默而不言，林则徐就是个好例子。”

可是，作为一个实干派的官员，他真正害怕的是清议吗？清议造成的只是名誉受损吗？远非如此。清议的结果是决策层受到舆论的影响，是实干派被打倒，是再也没有机会作为。

当然，蒋廷黻批评林则徐的真实目的，其实是表达对中国士大夫不能积极推进近代化的不满。因为在他身处的时代，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侵华，民族危机空前严重。蒋廷黻极其渴望中国人能够积极推进近代化，早日提高国人的国家意识，从而振作起来力图改革。

蒋廷黻的目的非常积极，论述也有其道理，但是用林则徐作为反面例子，我不能完全认同。

一个民族是需要英雄的，如果我们执着于寻找英雄的瑕疵，并本末倒置，达到贬低甚至否定英雄的结果，就是悲哀的。历史不仅仅具有记载的意义，还有宣传教育的意义。或许对于历史学家来说，对历史人物的研究固然需要辩证、需要全面，但是对于人民群众来说，我们需要英雄，那是一种民族精神的支撑，一种面向未来的力量。

林则徐走了，但是这场大变局并没有结束，它刚刚拉开序幕。在此后的一百多年里，这场变局将深刻冲击古老中国的政治体制、社会结构、文化道统。而在这场变局的裹挟之下，渴望自主自决、自立自强，不愿意接受强加于身的命运安排的中国人，在各个领域、各个方面将展开自己的探索，去适应这场变局。

左宗棠为林则徐题写的挽联，正是林则徐一生最好的写照：

附公者不皆君子，间公者必是小人，忧国如家，二百余年遗直在；

庙堂倚之为长城，草野望之若时雨，出师未捷，八千里路大星颓。

[1] 邸报，中国古代在官府和士大夫阶层中流传的报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