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此相反的是，对于《兄弟》中暴露出来的种种病象，余华始终是讳疾忌医，根本就不认为是病。余华在他的文学随笔《我们生活在巨大的差距里》，对批评《兄弟》的批评家们进行了尖酸刻薄，绵里藏针的狠狠还击：“《兄弟》的出版，让我经受了写作生涯里最为猛烈的嘲讽，认真一想这是很正常的。很多年前，文学界的一些人常以自己的狭隘为荣……”4言下之意，那些与他较真的批评家们，对现实的真相根本就不了解，对作家的写作更是一窍不通。余华说：“十多年前我刚刚发表《活着》时，有些朋友很吃惊，因为我出乎他们的意料，一个他们眼中的先锋作家突然写下一部传统意义上的小说，他们很不理解。当时我用一句话回答他们：‘没有一个作家会为一个流派写作。’现在十多年过去了，我越来越清楚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作家。”5余华自我表扬说，《兄弟》是他“迄今为止最好的小说”6。
“我本将心向明月，奈何明月照沟渠。”在余华看来，批评家们的确是吃得太饱了，纯属瞎操心。他们希望余华写出更多优秀的作品，但余华希望的却是写出更多如《兄弟》，乃至后来的《第七天》这样与出版商们一起集体狂欢、皆大欢喜的畅销作品。批评家与余华，鸡同鸭讲，完全就像是两股道上跑的车，根本就不可能走到一起。这就像余华所说的：“我们生活在巨大的差距里。”用文学的标准来要求热衷于商业写作的余华，只能是煞费苦心，最终迎来的，只能是余华的强烈反感。
事实上，许多当红作家，从写作一开始都并非是怀着一颗对文学的敬畏之心，而是怀着一颗把文学当“敲门砖”，通过文学改变命运，急功近利之心走上文坛的。如莫言就多次说到自己的写作动因，是为了天天有饺子吃，乃至是为了娶到那位漂亮的本村石匠的女儿；阎连科更是直言，使他的命运发生改变，是因为他偶然看到了张抗抗的小说《分界线》，得知她因为写了这本小说，就从下乡的农村调到了省城去工作，才知道写东西是可以作为改变命运的一种方法。同样，余华最初写作的动因，完全是因为对作为一个小镇“牙齿店”的牙医这份职业的强烈不满，对“文化馆羡慕得一塌糊涂”。在当时，余华这样的“牙医”，属于集体性质，不但没有编制，而且拿着普通工人一样的工资，要想进入有正式编制的文化馆，“一是学会作曲；二是学会绘画；三是学会写作”7。面对这三条道路，经过再三权衡，余华发现，作曲和绘画太难了，只有写作还算是自己的一项爱好。于是，他决定通过写作来改变自己的牙医命运。这样的写作动因，并非有什么不光彩，但对于莫言、阎连科、余华这样一些文化根底较浅，急于通过写作改变命运的作家们来说，他们首先考虑的，就是写作的终南捷径，怎样的小说好发表，而不是怎样写出好的小说。为此，他们甚至不惜采取移花接木、大量仿制的方式来进行“创作”，以获取写作的“成功”。
《吴中杰评点鲁迅小说》在鲁迅著作中，人们研究得最多的是小说，而鲁迅小说的评点之作，本书是第一部。鲁迅研究专家吴中杰先生借鉴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的评点之法，将多年来鲁迅研究的心得，化为富有杂文意味的评点文字。全书逐。
如余华被出版商们飙捧为“比《活着》更绝望，比《兄弟》更荒诞”的长篇小说《第七天》，在写作手法上，只不过是对土耳其作家帕慕克小说的“克隆”。这样的克隆，从小说一开篇就已经开始：
浓雾弥漫之时，我走出了出租屋，在空虚混沌的城市里孑孓而行。我要去的地方名叫殡仪馆，这是它现在的名字，鲁迅作品资料简介，它过去的名字叫火葬场。我得到一个通知，让我早晨九点之前赶到殡仪馆，我的火化时间预约在九点半。8
——余华《第七天》
如今我已是一个死人，成了一具躺在井底的死尸。尽管我已经死了很久，心脏也早已停止了跳动，但除了那个卑鄙的凶手之外没人知道我发生了什么事。9
——帕慕克《我的名字叫红》
在当代作家中，究竟有多少人从写作一开始，就在进行这种投机取巧、瞒天过海的“山寨”写作，这恐怕是一个难以统计的数字，但这样的写作，在当下文坛的确不在少数。想当年，马尔克斯在《百年孤独》中那个天外来石一样的开头，不知惊呆过多少当代作家，并且一而再，再而三地被他们竞相模仿。博尔赫斯的“迷宫”，卡夫卡的“城堡”，福克纳的“傻子”，一度成为被“先锋”作家们大量“山寨”的重灾区。昔日那些所谓的“先锋”作家，为了博人眼球，清一色地玩起了林林总总让人摸头不知脑的文字杂耍。多年之后，每当想起那些梦呓一样，一地鸡毛的先锋小说，人们都会不禁感慨，正是这些“先锋”作家，和当代文坛开了一个巨大的玩笑，他们的那些所谓的“先锋小说”，连自己都不知道究竟写的是什么。“马原的叙述圈套”也好，格非的《迷舟》《青黄》《追忆乌攸先生》也好，孙甘露的《信使之函》也好，以及余华笔下那些汩汩而出，火速炮制出来的洋古董、伪先锋小说也好，与其说是文学的创新，倒不如说是文学的守旧，守的是外国作家们的旧。如今，数十年过去了，先锋小说，早已成为文学江湖上的一个传说，无论是马原当年红极一时的《虚构》，还是孙甘露一度被批评家们高度赞美的《我是少年酒坛子》，乃至余华那些打着“先锋”旗号，云里雾里的蹊跷之作，无一不像天上的流云，随风飘逝。先锋作家们怪异跟风的写作，最终遭到了读者的集体冷遇和彻底遗忘。
在余华的写作生涯中，古今中外许多大作家的作品，都被其仿制过。如像《在细雨中呼喊》中的这段描写：
孙有元背上我曾祖母撒腿就逃以后，他便很难终止自己的奔跑了。他就像我祖母一样，跻身于逃亡的人流之中，有那么几次他都清晰地听到了身后日本人的枪炮声。我祖父是那个时代典型的孝子，他不忍心看着我曾祖母扭着小脚在路上艰难行走……自己走远去找水后，他才不用再背着母亲奔走了。连日的奔波让我虚弱不堪的曾祖母，在那棵树下一躺倒就昏昏睡去了。我曾祖母在那个月光清冷的夜晚，睡着后被一条野狗吃了。10
只要读过施耐庵《水浒传》的读者，都一定会觉得这段描写眼熟。在小说第四十二回中，李逵原本打算背着老娘跟自己去享福，在路过沂岭时，因为双眼不明的母亲“日中吃了些干饭，口渴得当不得”，想要喝水，李逵便去找水，将娘安置在松树边一块大青石上。不料回来时，娘已被老虎吃掉。在《古典爱情》中，余华又对王实甫《西厢记》的故事进行了大面积的“移植”，所不同的仅仅是结局，其中菜人市场血肉横飞，宰人做菜的描写，不禁让人想起《水浒传》中张青和母夜叉孙二娘，夫妻二人在十字坡开店，专卖人肉包子。
学者胡河清说余华的《鲜血梅花》：“在情节上不过是对鲁迅的《铸剑》的一次简单的仿写，而在氛围的营造上则吸取了金庸小说的某些韵味，缺乏艺术上的独创性。而在对中国文化总体气韵的呼吸领会上，又远不能望鲁迅和金庸的项背。”13
比如余华的“先锋”小说《一九八六年》，简直就像是《狂人日记》的盗版。鲁迅小说中的“狂人”，是深受家族制度和封建礼教迫害，从而时时疑神疑鬼，以为自己随时都将会被大街上的路人，甚至自己的大哥与人合伙吃掉的精神病患者。这位狂人神经错乱地认为，自己死去的妹子，也是被大哥吃掉的。《狂人日记》的深刻性在于，揭露了数千年来中国历史吃人的本质。人人都有可能“被吃”，也有可能在不知不觉中就参与了“吃人”。就像狂人所说：“四千年来时时吃人的地方，今天才明白，我也在其中混了多年；大哥正管着家务，妹子恰恰死了，他未必不和在饭菜里，暗暗给我们吃。”14在余华的这篇小说中，鲁迅笔下的狂人，被移花接木成了一个遭到抄家、关押，迫害至狂，突然失踪的中学历史教师。他扔下了年轻的妻子和三岁的女儿，从此销声匿迹。经过了动荡不安的几年，他妻子的内心已经逐渐风平浪静，并且改嫁他人，但突然有一天，随着一个一瘸一拐的人走进小镇，他的妻子才在惊恐中发现，这位历史教师犹如幽灵般地又重新回来了。于是，这位历史教师的妻子，在一夜之间也成为“女狂人”，她时刻都生活在惊恐万状的恐怖和幻觉之中。那个人间蒸发多年，又梦幻般地回到小镇的丈夫，从此成了与她纠缠不断的噩梦。那几个夜晚，每当听到那种她曾经熟悉的脚步声时，她就总是心惊肉跳，撕心裂肺地喊叫起来。在《四月三日事件》中，我们又再一次看到了《狂人日记》的影子。
在余华早期的许多小说中，几乎都可以看到别的作家小说的影子。余华在小说创作上的“第一桶金”，可说就是靠“山寨”发的家。在《现实一种》中，山峰和山岗是一对同室操戈的亲兄弟，山岗在杀死山峰之后，最终被判处了死刑：
一个月以后，山岗被押上了一辆卡车，一伙荷枪的武警像是保护似的站在他的周围。他看到四周的人像麻雀一样汇集过来，他们仰起脑袋看着他。而他则低下头去看他们，他感到他们的脸是画出来似的。这时前面那辆警车发出了西北风一样的呼叫后往前开了，可卡车只是放屁似的响了几声竟然不动了。那时候山岗心里已经明白。自从他在那幢建筑里被人叫醒后，他就在等着这一刻来到。现在终于来了。于是他就转过脸去对一个武警说：“班长，请手脚干净点。”15
现在他想起来了，想起先前他常来这里。几乎每一次枪毙犯人他都挤在前排观瞧。可是站在这个位置上倒是第一次，所以现在的处境使他感到十分新奇。他用眼睛寻找他以前常站的位置，但是他竟然找不到了。而这时候他又突然想小便，他就对身旁的武警说：“班长，我要尿尿了。”16
在这段描写中，余华公开“山寨”了鲁迅先生的小说《阿Q正传》，且看阿Q被行刑前的这段描写：
阿Q被抬上了一辆没有蓬的车，几个短衣人物也和他同坐在一处。这车立即走动了，前面是一班背着洋炮的兵们和团丁，两旁是许多张着嘴的看客，后面怎样，阿Q没有看见。但他突然觉到了：这岂不是去杀头么？他一急，两眼发黑，耳朵里喤的一声，似乎发昏了。然而他又没有全发昏，有时虽然着急，有时却也泰然；他意思之间，似乎觉得人生天地间，大约本来有时也未免要杀头的。
……
他醒悟了，这是绕到法场去的路，这一定是“嚓”的去杀头。他惘惘的向左右看，全跟着蚂蚁似的人，而在无意中，却在路旁的人丛中发现了一个吴妈。17
在阅读余华的小说时，我常常为余华对暴力的迷恋感到吃惊。余华坦言说：“我在一九八六年、一九八七年里写《一九八六年》《河边的错误》《现实一种》时，总是无法回避现实世界给予我的混乱。那一段时间就像张颐武所说的‘余华好像迷上了暴力’。确实如此，暴力因为其形式充满激情，他的力量源自于人内心的渴望，所以它使我心醉神迷。”18基于这种对暴力畸形的迷恋，在余华的小说中，形形色色，令人毛骨悚然的暴力，可说就像地沟油一样，无处不在。余华在写小说时，仿佛就像电子游戏生产商开发“杀人游戏”软件一样，开发出的“产品”，一款比一款骇人听闻，一篇比一篇让人心惊胆战。余华小说中的人物，一律是冷血残暴，而又十分荒唐的。美国作家辛格说：“文学当然可以描述荒诞，但文学本身绝不能成为荒诞。”19但在余华的笔下，文学不仅是荒诞，而且是接二连三的荒诞。余华早已经把写作等同于闯关杀人的电子游戏，小说中的人物，无缘无故就可以荒诞不经地大肆杀人。在《一九八六年》中，余华的连环“杀人游戏”则是这样“编程”的：
一、山岗和山峰是一对骨肉兄弟，他们从小到大一直生活在一起。山岗四岁的儿子皮皮对堂弟哭泣时的声音感到莫名的喜悦。随后对着堂弟的脸打了一个耳光，因为他看到父亲经常以这样的方式揍母亲。挨打之后的堂弟大哭起来，皮皮又伸手去卡堂弟的喉管，堂弟便在他的手背上乱抓起来。面对抓皮皮的堂弟，皮皮采取了卡喉管的方式来制服幼小的堂弟，不料却将堂弟卡死。
二、堂弟的父亲山峰得知是皮皮卡死自己的儿子之后，一怒之下，要皮皮舔干堂弟留在地下的血迹。当皮皮去舔地上的血迹时，山峰飞起往皮皮的胯里就是一脚，皮皮的身体腾空而起，随即脑袋朝下，撞在了水泥地上，当即死亡。
三、皮皮死亡后，山岗立即开始了更为残忍的报复计划。他用绳子将山峰绑在大树上，让狗去舔山峰的脚底，使其大笑而死。
四、山峰的妻子获悉丈夫死亡的真相后，向公安机关报案，以正义的名义，最终将山岗送上了刑场。但仅仅如此，仍然不能熄灭山峰妻子心中对上岗的仇恨。她自称是山岗的妻子，谎称愿意将山岗的尸体无私献给国家，使山岗即便是在被枪毙之后，也不可能保持完好的尸体。他所有的器官都被彻底肢解，遭到各科医生的“瓜分”。
除了《一九八六年》这样的“杀人游戏”之外，《活着》可说是余华开发出的又一款“死亡游戏”。在这部小说中，主人公福贵曾经是一个富贵之家的浪荡子弟。他吃喝嫖赌、五毒俱全，最终输掉了父辈所有的土地和家中所有的财产，以致一贫如洗。但即便是如此，老天爷似乎并没有打算就此饶过福贵，在福贵输光家产之后，他的父亲被活活气死，母亲跟着福贵一家受尽了想象不到的苦难，最终悲惨而死。紧接着，他的儿子又因为献血过多而死，妻子多病久治不愈而死，女儿难产而死，小外孙吃豆子窒息而死，女婿在建筑工地因意外事故而死。面对死亡，福贵的心早已经彻底麻木，他甚至还为这样的死亡感到“因祸得福”，有点“欣慰”：“有时候想想又很踏实，家里人全是我送的葬，全是我亲手埋的，到了有一天我腿一伸，也不用担心谁了。我也想通了，轮到自己死时，安安心心死就是，不用盼着收尸的人……”20余华说：“面对所有逆境苦难，包括最残忍的，我认为每个人都应该高兴地、愉快地去尝试克服、度过它。”21在我看来，如果一个人真的就像福贵这样，家里的人都离他而去，死得精光，不但不难过，反而还很高兴，并且带着愉快的心情去尝试克服、度过这样的日子，这样的人岂不就是神经病？难道余华是要把《活着》写成一部麻醉读者的“鸡汤小说”？
在别人的作品里找思想，找创意，可说是当下一些当红作家的多发病和传染病。余华的《活着》，其实就是美国民歌《老黑奴》的中文小说版。这首民歌的作者是美国音乐家福斯特。1860年，福斯特的妻子琼家的一个老黑奴不幸去世。这位老黑奴生前曾经请求福斯特为他写一首歌，为了表达对这位老黑奴的哀思，福斯特特意创作了这首民歌：
鲁迅先生小说的内涵是丰富的,不是从一种角度就能阐述清楚的,所以我们思考先生的作品和提出我们的问题时应该加以审慎的解读和分析,因为现代小说在先生的笔下得以产生并且完善,可见先生的思想具有时代的超越性,是值得我们去思索和深化的。先生。
快乐童年，如今一去不复返，亲爱朋友，都已离开家园，离开尘世到那天上的乐园，我听见他们轻声把我呼唤，我来了，我来了，我已年老背又弯，我听见他们轻声把我呼唤。
……
幸福伴侣，如今东飘西散，怀中爱儿，早已离我去远方，他们已到我所渴望的乐园。我听见他们轻声把我呼唤，我来了，我来了，我已年老背又弯，我听见他们轻声把我呼唤。
通过大量的模仿获得“成功”，这是当下许多当红作家迅速登上文坛的终南捷径和不二法门，也是他们秘而不宣的创作秘笈。在这支模仿“大军中”，贾平凹、莫言、阎连科、马原、格非等无不一一赫然在目，并且将会有一张长长的清单。余华小说中呈现出的病象，其实也是贾平凹和莫言等当代作家共同的病象。他们迷恋于暴力与血腥，对于污秽之物，有一种如蝇逐臭，奇特的喜爱。这样一种畸形的，把示丑、露丑、窥丑当成一种嗜好的写作，长期以来不但没有受到批评家们应有的批评，反而受到许多摧眉折腰的批评家低首下心的吹捧。根据笔者多年的大量阅读和对当下文坛的观察，基本可以为这些作家列出一个“排行榜”。迷恋暴力的前三甲分别是余华、莫言、贾平凹；醉心于恶心污秽描写的前三甲依然是余华、贾平凹、莫言。他们的写作，就像是进行比赛一样，一个比一个写得恐怖和残暴；一个比一个写得肮脏污秽。贾平凹笔下的土匪，杀人之后将死者的头砍下来，在城门前枭首示众，并且将死者的生殖器割下来，放进口中，要不就是将人皮割下来做成鼓，点天灯。莫言的小说，照样是剥人皮，割生殖器。至于那些令人作呕的污秽描写，笔者不想在此一一举例，以免污染了读者的眼睛。
余华的《一九八六年》和莫言在《红高粱家族》中的残暴描写，掀起了当代“暴力文学”的新高潮。从莫言在《檀香刑》中对杀人的玩赏性描写，我们清楚地看到，当代某些作家的内心是多么的冷酷，简直就像装满了冰渣子，冷酷到底。小说能不能写杀人和残暴，这是一个毋庸置疑的问题，关键是看作家怎样去写。但无论如何，都不能像余华们这样，把杀人当成是盛大的节日，让“看客们”集体狂欢，像赶集一样，争相前往观看，更不能把描写杀人当成是写诗，让读者去欣赏和迷恋。
我尤其不能理解的是，余华不仅自己恋污成癖，而且还要公开为莫言小说中那种肮脏污秽的描写进行无理的辩护。莫言在小说《欢乐》中，写跳蚤在老鼠的身上跳，在母亲的肚脐眼、乳房、阴毛上、阴道里爬。当这样的描写遭到众多批评家的强烈批评之后，余华就像文学江湖上的一条好汉，毅然“挺身而出”。余华反击批评家们说：“现在他们就像是挖出少女的眼睛一样，将这个段落从《欢乐》的叙述里挖了出来。”22正常的文学批评被余华称之为是“来自语言的暴力”“粗暴地确立了莫言亵渎的罪名”23。
余华对污秽描写的痴迷，集中体现在对厕所的描写。《活着》中福贵的父亲，因为福贵嫖赌成性，输光家财，经受不住巨大的打击，气得掉进厕所的粪缸里而死。《一个地主的死》中的地主王子清，因为儿子王香火惨遭日本鬼子杀害，同样气死在粪缸里。《在细雨中呼喊》中的父亲孙广才，同样也是淹死在粪坑里。《兄弟》中李光头的父亲，因为偷看女厕所，最终不慎也是掉进茅坑被粪便淹死。这些如出一辙，令人恶心的描写，几乎都是一样，复制、粘贴似的描写。余华的小说，多读几部之后，往往就会让人感到雷同，其自我重复和公式化的描写，常常就像走马灯似的不断出现，贯穿于余华数十年的创作中。《在细雨中呼喊》里的父亲孙广才，与寡妇公开偷情，其性欲之亢奋，简直令人不可思议。其“荷尔蒙亢奋症”，仿佛有遗传似的，以致发展到他的两个儿子成天欲火中烧，甚至翻窗与父亲偷情的寡妇“聚麀”乱伦。《兄弟》中的李光头，完全遗传了他父亲的流氓成性。从小就管不住自己的裤裆，欲火燃烧时就去蹭电线杆子。即使其父亲因为偷看女厕所掉进茅坑淹死，也丝毫不能阻止小小年纪的李光头偷看女厕所这样的畸形“爱好”。不仅如此，李光头还懂得绘声绘色地将偷看牛镇美女林红的细节当作“资本”，讲给有相同爱好的人听，换成三鲜面和阳春面大饱口福。从这些荒唐的描写中，我们根本就看不出，余华小说中的人物何以如此心理变态的逻辑依据。我们知道，王小波在《黄金时代》中也曾大量写到过性，甚至比余华小说中的许多性描写更加“露骨”，但我们并没有感到王小波小说中的“我”与“破鞋”陈清扬之间的性描写变态和荒唐。
就像李敬泽所说：“余华终究还是暴露了他作为一个小说家的软肋，他从来就不是一个善于处理复杂的人类经验的作家，他的力量在于纯粹，当他在《活着》中让人物随波逐流时，他成功了，但当他在《兄弟》中让人物行动起来，东奔西跑，做出一个又一个选择时，他表明，他对人在复杂境遇下的复杂动机不敏感，他无法细致有力地论证人物为何是这样而不是那样，他只好像一个通俗影视编剧那样粗暴地驱使人物：没有道理，也无须讲道理……”24
在谈到为什么写作时，余华更是石破天惊：“我不是为故事好看而编故事，而是为书好卖而编故事，我十年没出书了，这部《兄弟》上册，2005年8月出版时，首印才20万册，少了点。2006年3月《兄弟》下部出版时，就改印30万册，而且还没有盗版出现，说明好卖，同时还说明我这个李光头的原型有经济头脑，预测事物非常准确。上下册的《兄弟》，23个印张，720页，合计定价43元，按照30万册计算，出版社给我12%名人版税，每册5块1，就是150多万，再扣除为国家做贡献的个人所得税，我想百万进账已经不是问题了。”26余华自鸣得意、喜形于色，直接回答了那个曾经写过《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以及后来写出《兄弟》的余华，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作家，他的写作理想究竟是什么？懂得了这一点，我们就可以知道，余华为什么要对文学批评家们毫不客气地翻“白眼”。
注释：
3 24李敬泽：《〈兄弟〉顶多也就是两行泪水——我读〈兄弟〉》，《给余华拔牙》，同心出版社2006年版，第25页。
戴厚英（与高云合作主编） 海南国际新闻出版中心1997年出版戴厚英文集8卷本（与高云合作主编） 安徽文艺出版社1999年出版 鲁迅年谱上、下册（本人为策划者，并为主要撰稿人及定稿人之一）安徽人民出版社1979年出版 鲁迅小说的。
4 5 余华：《我们生活在巨大的差距里》，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5年版，第210、56页。
6 王晓渔：《〈兄弟〉：余华的一次“华丽转身”》，《给余华拔牙》，同心出版社2006年版，第33页。
8 余华：《第七天》，新星出版社2013年版，第3页。
9 [土耳其]帕慕克：《我的名字叫红》，沈志兴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页。
10 余华：《在细雨中呼喊》，上海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第159-160页。
13 胡河清：《反讽缺乏症》，《胡河清文集》，安徽教育出版社2014年版，第208页。
14 17 吴中杰：《吴中杰评点鲁迅小说》，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8、116-117页。
15 16 余华：《四月三日事件》，人民文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205-206、207页。
19 [美]辛格：《辛格自选集》，韩颖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1页。
20 余华：《活着》，作家出版社2008年版，第180页。
22 23 余华：《没有一条道路是重复的》，上海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第154页。
25 [美]辛格：《我的创作方式》，《“冰山”理论：对话与潜对话》，崔道怡、朱伟等编，工人出版社1987年版，第123页。
26 明夏科：《〈兄弟〉背后的余华真相》，《给余华拔牙》，同心出版社2006年版，第189页。
文/唐小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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