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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中杰《鲁迅传略》作品简介与读书感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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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年,上海,鲁迅遗体迁葬仪式。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吴中杰一共出了八本研究鲁迅的书,最新出版的是《鲁迅的抬棺人—鲁迅后传》。早在大学三年级做学年论文和四年级做毕业论文时,吴中杰研究的选题都是鲁迅的作

1956年，上海，鲁迅遗体迁葬仪式。

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吴中杰一共出了八本研究鲁迅的书，最新出版的是《鲁迅的抬棺人—鲁迅后传》。

早在大学三年级做学年论文和四年级做毕业论文时，吴中杰研究的选题都是鲁迅的作品。毕业之后，吴中杰与爱人高云一起，将那两篇文章扩写成他们的第一本著作：《论鲁迅的小说创作》。“文革”中，吴中杰可谓命运坎坷，成为复旦大学和上海市的重点批判对象，而在挨批斗中，却对鲁迅著作有了新的体会。“文革”之后，他首先做了上下两本《吴中杰评点鲁迅杂文》，受到了读者的欢迎，于是接着又评点了鲁迅的书信、小说和诗歌散文。《鲁迅的艺术世界》是由过去的《论鲁迅的小说创作》、《论鲁迅的杂文创作》和《鲁迅文艺思想论稿》三本书修订而成，《鲁迅画传》则是由《鲁迅传略》改编而成。吴中杰在此基础上写出《鲁迅传》和《鲁迅的抬棺人—鲁迅后传》。

《鲁迅的抬棺人—鲁迅后传》有独特的切入点，“抬棺人”一说尤其引人注目。吴中杰说：“为鲁迅抬棺的十六位青年作家，就是鲁迅文学事业的接班人。他们受到鲁迅的信任，也为捍卫鲁迅的文学道路而斗争，因而经历了文坛上的风风风雨雨。”《鲁迅的抬棺人》选择了萧军、胡风、聂绀弩、黄源、巴金这五位抬棺人，再加上冯雪峰作为描写对象。冯雪峰当时因肩负中共中央特殊使命而处于秘密状态，未能参加抬棺，却是鲁迅丧事的策划者。从他们所坚持的文学主张和坎坷的人生经历中，可以透视出鲁迅文学道路的历史命运。正是从这一角度着眼，此书的副标题是：《鲁迅后传》。吴中杰解释：“《鲁迅后传》当然可以有不同的写法，比如，也可以专写鲁迅身后的是是非非，环绕着他的争论。但鲁迅对于不虞之誉和不虞之毁都并不在乎，重要的还是他所开创的文学道路的兴废。本书所着重描写的，就是这一方面的内容。因而，鲁迅抬棺人的命运，也就不仅是他们个人际遇，而是关系到中国文学发展的道路问题。”

吴中杰《鲁迅传略》作品简介与读书感悟

吴中杰在《鲁迅的抬棺人—鲁迅后传》的前言中引用了一个例子：周海婴在《鲁迅与我七十年》一书中扯出了一个要是鲁迅今天还活着，他可能会怎样的话题。这对《鲁迅的抬棺人—鲁迅后传》一书颇具启示意义，吴中杰说：“萧军因为桀骜不驯，最早受到批判，1948年中共中央东北局还专门为他做出一个‘决定’，把他的问题定性为‘反苏、反共、反人民’；胡风因为坚持鲁迅的文学理念，在1955年被打成‘反革命小集团’的头目，关押了将近四分之一世纪；1957年，冯雪峰、聂绀弩和黄源全被打成‘右派分子’；周扬在文艺界‘反右运动’的总结报告《文艺战线上的一场大辩论》中，将冯雪峰作为个人主义文艺思想的代表人物加以批判，而聂绀弩在‘文化大革命’中又以反林彪、江青罪被打成‘反革命’，判为无期徒刑；巴金在‘文革’之前虽然还保有一定的位置，但也一直挨批，而‘文革’风暴一起，就被作为‘黑老K’而受到批斗。”

许广平对冯雪峰有一种信任感

时代周报：你在接触鲁迅的夫人许广平时，留下什么样的印象？对自己研究鲁迅有什么帮助？

吴中杰：我与许广平谈过一次话。那是在1960年暑假，我与两个毕业班学生到北京进行鲁迅研究访问，首先当然要访问鲁迅夫人许广平。她在家里很热情地接待我们，谈话也很坦率。谈到鲁迅与共产党联系的事情，她说详情并不了解，有些重要的谈话，她也不在场。她建议我们去访问冯雪峰，说当时还是他代表党来与鲁迅联系的，只有他最了解情况。可以听得出来，她对冯雪峰有一种信任感，与“反右运动批判大会”上对冯雪峰的斥责，完全是两种语气。这反映出许广平内心的矛盾：一方面她要紧跟形势、紧跟领导，表现出革命的积极性；另一方面，她毕竟是了解事实真相的，老舍简介及作品简介，而且还要维护鲁迅的形象，不让别人加以损伤。

时代周报：你接触过鲁迅的学生吗？他们如何向你回忆鲁迅？

吴中杰：除了1960年暑假那次专程去北京（归途又到天津）进行鲁迅研究访问之外，后来又在上海进行过几次同样性质的访问，“文革”结束之后，因参加鲁迅学术讨论会，也接触到一些与鲁迅有关系的人。这其中有鲁迅的兄弟周作人、周建人，有他在《新青年》时代的朋友沈尹默，有前期的学生孙伏园、许钦文、许羡苏、章川岛、李霁野、常维钧等，有后期的学生冯雪峰、黄源、唐弢等，还有在一段时间内在工作上有联系的王尧山、姚蓬子等，他们有的只提供所知道的事实，有的则迎合主流意识，去“拔高”鲁迅。所以对回忆材料，也需要进行鉴别，不能拿来就用。

时代周报：你有没有见过《鲁迅的抬棺人—鲁迅后传》一书中的六位研究对象？印象如何？

吴中杰：这六位研究对象中，我只见过三位：冯雪峰、黄源、巴金。专门访问过冯雪峰一次，因为那还是在“反右运动”之后不久，所以开始时冯雪峰谈话有些拘谨。后来见我们并无政治意图，只对鲁迅研究感兴趣，而且对他也很尊重，所以谈话也放开了一些，并提供了一些材料。比如说，鲁迅在左翼作家联盟成立大会上的讲话并无记录，是他事后根据鲁迅这次演讲和平时谈话中讲到的相关内容，综合整理而成，再由鲁迅改定，在《萌芽月刊》上发表，文中写出记录者王黎民，就是他的化名。但是，当时毕竟还有金箍圈套在头上，他讲话很谨慎，不肯多谈。我感到，冯雪峰是对鲁迅后期情况知道得很多的人，他的理解也很有深度，只是那时顾虑重重，没有把他知道的事都说出来。我与黄源的接触，是在“文革”结束之后，他对鲁迅很尊敬，一般情况也肯谈，但涉及一些高层的人事关系，还是有顾虑，未必肯把知道的情况都说出来。黄源晚年想写一本《鲁迅晚年》，而终于没有写出，大概就与此有关。我在公共场合见过巴金几面，但没有交谈过。

吴中杰《鲁迅传略》作品简介与读书感悟

时代周报：在中国，关于鲁迅的传记很多，你认为自己的著作《鲁迅传》在史识上有什么独到之处？

透视鲁迅死后的命运

时代周报： 《鲁迅的抬棺人—鲁迅后传》在立意与史料上，经过什么样的思考和选材？

吴中杰： 《鲁迅后传》可以有不同的写法。人们首先想到的，大概是围绕着鲁迅本人的是是非非，截然不同的评价。的确，这些材料收集起来，足可以写成一厚本，甚至几厚本书。但我想，鲁迅是不在乎这些事的。在他看来，不虞之誉和不虞之毁是同样的无聊。鲁迅生前，所受的攻击就很多，他的看法是：“文人的遭殃，不在生前的被攻击和被冷落，一瞑之后，言行两亡，于是无聊之徒，谬托知己，是非蜂起，既以自炫，又以买钱，连尸体也成了他们的沽名获利之具，这倒是值得悲哀的。”（ 《且介亭杂文·忆韦素园君》）他的这种担心，终于来到他自己身上。对鲁迅伤害最大的，还不是对他的无聊的攻击，而是打着他的旗号，来做违背他意志之事。这时候，他已无知无觉，无法抗辩了。但有知有觉的后继者，却因捍卫鲁迅的文学传统，而经受着苦难的历程。我们选择几个抬棺人来作为《鲁迅后传》的写作材料，也许更能透视出鲁迅死后的命运。

时代周报：为什么选择了萧军、胡风、冯雪峰、聂绀弩、黄源、巴金六人作为《鲁迅的抬棺人—鲁迅后传》的主角？

1930年起，先后参加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和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反抗国民党政府的独裁统治和政治迫害。从1927年到1936年，创作了历史小说集《故事新编》中的大部分作品和大量的杂文，收辑在《而已集》、《三闲集。

吴中杰：我以为这六个人的遭遇，可以代表坚持鲁迅文学路线者的历史命运，所以选择他们作《鲁迅后传》的主角。

时代周报：萧军独立不羁的个性，你认为从哪些细节中反映出来？他的命运在中国文学史上有什么典型意义？

我18岁考入武汉大学中文系,在母校珞珈山书店买过一本吴中杰先生著述的《鲁迅传略》。在新书的扉页我把鲁迅说过的话抄在上面,“我的确时时解剖别人,然更多的是无情地解剖我自己”。这话对我一生都有影响。书上有照片插页,鲁迅先生给。

吴中杰：在强调文艺要服从政治的延安文艺座谈会上，他敢于提出作家要有独立精神、自由思想；在批判王实味的大会上，他敢于发表不同的意见；在遭到众人围攻时，他敢于站出来辩论、对抗。这不是一般人所能做得到的。如果中国作家都有这种精神，中国文学也就会是另一番面貌了。

期间,鲁迅阅读了外国文学和社会科学方面的著作,开拓了视野。特别是严复翻译的英国人赫胥黎著的《天演论》,更给予鲁迅以深刻的影响。《天演论》是介绍达尔文的进化论学说的一部著作,这使鲁迅认识到现实世界并不是和谐完美的,而是充满了激烈。

吴中杰《鲁迅传略》作品简介与读书感悟

时代周报： “胡风事件”作为影响日后中国文化的重要事件，你认为发生的原因何在？

吴中杰：主要是由于缺乏民主与法制。作家应该有自由的思想、独立的精神，不应该在文艺思想上强求一律；何谓“反革命”，应该有法律上的明确规定，所谓“罪证”，应该允许法庭辩论，不能由领导说了算。“胡风事件”的出现，说明当时中国实行的是人治，而不是法治，它扼杀了文化上的生机。

时代周报：冯雪峰与周扬的矛盾，个人的因素重要吗？还是有什么外因？对整个文坛产生了什么影响？

时代周报：黄源一生在文艺与政治的夹弄中，能否坚持早年的信念？

吴中杰：黄源由于多年来受到部队文化工作的熏陶，他还是想用文艺来适应和服从政治需要的，他只是想保持一些文艺的特色，使之能够发挥更大的作用，但是在现实中，就是这一点也不允许，所以他在文艺与政治的夹弄中落马了。

鲁迅作品 短篇名章 《而已集》文选 《鲁迅传略》《伪自由书》文选 《野草》《朝花夕拾》《呐喊》文集 《二心集》文选 《阿Q正传》《白光》《端午节》《风波》《故乡》《孔乙己》《狂人日记》《明天》《社戏》《头发的故事。

时代周报：巴金在1949年以后17年的创作生涯，经历了什么样的挣扎？晚年为什么提倡“讲真话”？

时代周报：写完《鲁迅的抬棺人—鲁迅后传》，你如何反思书中这“六条汉子”在历史漩涡中的命运？

吴中杰：他们的悲惨遭遇，实在并非偶然。因为鲁迅强调知识分子的独立品格，反对“帮忙文学”和“帮闲文学”；提倡文学的真实性和批判性，反对“瞒和骗”的文艺；而且，他早就看到了“文艺与政治的歧途”，却绝不屈从于政治。这几位抬棺人沿着鲁迅的道路前进，继承他的文学事业，怎能不在政治面前碰得头破血流呢？

时代周报：鲁迅身后引起的思考与争议从未停息，你认为鲁迅精神在当代还有什么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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