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一些学者也有类似的认知，如陈黻宸在《地史原理》中论“格致家之地理”，即“于火山万状，穷其原质，积土千寻中有城郭古矿，识其文字，穿凿及于地心”。(42) 黄节也说：“近世西方科学发明，种界实迹，往往发见于洪积石层者，足以补旧史所不逮。”(43) 夏曾佑更提出：“人类之生，决不能谓其无所始。然言其所始，说名不同。大约分为两派，古言人类之始者为宗教家，今言人类之始者为生物学家……至于生物学家者，创于此百年以内，最著者英人达尔文之种源论。其说本于考察当世之生物与地层之化石，条分缕析，观其会通，而得物与物相嬗之故”；并言：“夫蚩尤受金，作兵伐黄帝，是地质学家所谓铜刀期矣。”(44)

夏曾佑所著系史学教科书，其将远古人类和石铜铁三期说归入生物学，或因当时古生物学已进入官方确立的学科体系中，成为史学的辅助学门。光绪二十八年的《奏定大学堂章程》要求文学科中国史学门除修习主课之外尚需选习一定随意科目，其第三年的随意科目“应以金石文字学(日本名古文书学)、古生物学(即考究发掘地中所得之物品，如人骨兽骨刀剑砖瓷以及化石之类，可以为史家考证之资者)……为随意科目”。(45) 古生物学与地质学关系本密切，时人所说“古生物学”，基本与当时地学书籍中所述考古学知识相近。

1905年出版的“最新中学教科书”之一《地质学》说：“夫欲寻人类之元始，必合历史、博古、地质三学而参究之……博古学者治人类进化史，每分为三代”，把石铜铁三期说的内容划归“博古学”一类。(46) 马叙伦又试图将这类西学与中国的“金石学”联系起来，他说：“近世欧墨考生理物理者，辄掘地验太古之遗，亦常有专车之骨、土缶之羊，藉以证生物之理。中土无有为此学者，独金石略可考然，如《墨余录》所记红羊之劫，掘地发冢……”(47)

可见，当时稍敏锐的学者都已对发掘及研究出土物品的西方新学问有所了解，并予以特别的关注，只是对学科界定尚不清晰，但大体不离地质学的范围。故最能融会新说的梁启超提出：“历史者，叙述进化之现象也……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也……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而求得其公理公例者也。”这三个层次，由广到狭逐级缩小。他批评以前的历史学者“徒知有史学，而不知史学与分学之关系”。新史学欲求人群进化之真相，则“上自穹古之石史，下自昨今之新闻，何一而非客观所当取材者”。他所谓“石史”，即“地质学家从地底僵石中考求人物进化之迹”，故地理学、地质学、人种学、人类学等“皆与史学有直接之关系”。(48)

随着地质学的传入，“石史”、“地史”之称不绝，而“史”的范围有时也超越了人类史界限，如《地学稽古论》说：“地上各石不啻史书，地内僵石差同遗传，山原海陆直似断碣残碑，碯玉铁媒犹如旧踪古迹，详而究之，则地球之情形不难考之矣。故欲稽古者不可不明夫地学”。(49) 当时，不仅“历史”一词被研究与时间相关的学科所借用，史学本身对自己的研究范围与方法也有了新认识。

中国史学家重视地理研究自有其学术传统的遗踪，到民国时期，地质学亦广受史家的重视，同时地质学家中亦有关注史学而与史学界联系甚密者。较显著的例子为南北两高师的史地学会。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史地学会成立于1915年4月，会员有何炳松、陶履恭、王桐龄、白月恒、朱希祖、蒋梦麟、翁文灏、陈映璜等人，研究范围包括历史、社会、地理、地质、人类学等多个领域。(50) 《北京高师史地部筹备旅行计划书》说：“实地调查，为正确知识之原则……本部专修历史地理学科，关于山川之形势，地质之变迁，古迹之沿革……在在皆必须研究，此修学旅行，所以为史地部之必要也。”(51) 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地学会成立于1919年10月，次年1月，因“会员鉴于地学与史学似不宜偏此忽彼”，改为史地研究会，(52) 该会所编《史地学报》非常关注地质学的新发现和研究，除竺可桢等人发表地质学论文外，几乎每期必有的《史地界消息》刊载了大量地质学界新闻。

1922年《史地丛刊》所载谷凤池的《历史研究法的管见》一文说：“历史的范围，极其广漠……世界有人类约在今五十万年前，而有记载则在七千年前。此七千年的历史为人类现代史，前此四十九万三千年的历史为地质学上的人类进化史。前者属于历史学范围，后者属于地质学范围”，二者皆研究人类过去的事迹，本属同类，其所以分作二部，亦“为研究便利起见耳”。(53)

五四前后的中国，治文科诸学也需要“科学方法”几成共识。而在一般人眼中，地质学的“科学性”当然胜于史学。蔡元培在1918年复函傅斯年说，若像他所建议的那样将哲学纳入理科，“则所谓文科者，不益将使人视为空虚之府乎”？今日“治哲学者不能不根据科学，即文学、史学亦何莫不然。不特文学，史学近皆用科学的研究法也……史学必根据于地质学、地文学、人类学等”。(54) 无论如何，从梁启超的《新史学》到傅斯年的《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二三十年间，地质学和史学的密切关系是相当显著的。(55)

另一方面，在学科意识和治学方法上，地质学对史学的冲击也是明显的。翻译《新史学》的何炳松即说：“研究人类进化之陈迹者，史学家之责也；研究人类进化之现状者，地理家之责也。”而“进化之说，不出诸史家之口，而出诸研究动物学之达尔文，与研究地质学之利爱尔，宁不可耻”！(56) 柳诒徵则从方法上感觉到了冲击，他说，由于“古无文字，无名号，无年代，故人类起源之时，不可确指，仅能以理想推测其发生次序”；周、秦时代人推论远古历史，或“约举其理”，或“斥言其诬”，后世治史者“亦不复远溯古初”。而新方法传入后，“今人以地质及古物推究人类之年代及进化之次第”，尽管仍然粗略，“不能如有史以后之事实，可确指其距今若干年，在何地，有何事实也”。(57)

重要的是证史的依据转向地质及古物，前引清末《地学歌略》已说“地质考古，如读史书”，而李提摩太等更明确提出“土层犹书叶”、“以掘地代读书”的主张。这大概是后来考古学兴起后有学者想发掘出“更精确、更复杂的‘地下二十四史’”的滥觞。(58) 具体要求也随之出现了，1922年《史地学报》的一则评论说：“地质考察，常考究地层之年代，发现人类之古物遗骨，以推测远古文化……而史家之掘地事业，又往往与地质学家相关联。故吾人深望地质学会于其调查研究，尤当注重吾国地层之年代与古代之文化，以明其地位。虽深考研究有需他学之工夫(如人类学、考古学)，然发表所得，供研究之资，实地质学家应为之事。”(59)

其实，类似的工作已经开展，1916年成立的地质调查所的一些作为，也许就是《史地学报》寄期望于地质学家的实际出处。尽管李济认为，在“当地质调查所初建时，中国知识分子的心态已一般接受了科学观念，进化的理论已深入他们的意识中”，故地质调查遇到的困难主要是现实政治的，而不是思想方面的。(60) 但真正造成较多史家观念改变的，还是地质调查所成立后所从事的考古工作，而实物证据重要性的普遍确立恐怕还要到后来的殷墟发掘。

三 地质调查所与中国考古学

胡适曾对物理学家吴健雄说：“国内科学界的几个老的领袖，如丁在君、翁咏霓，都是博览的人，故他们的领袖地位不限于地质学一门。”(61) 地质调查所能够在古人类学、史前考古学领域有很大建树，与丁、翁的支持密不可分。(62) 据翁文灏自述：“民国八年春，地质调查所即议以调查地质之便，留心人类遗迹。其时所员朱庭祜君适往热河奉天采集化石，因嘱其顺为留意，果采得石斧等件。农商部矿政顾问安特生君旋即捐俸从事，于直隶河南均略有所得。民国十年安君先后至奉天锦西县沙锅屯及河南渑池县仰韶村二处为详细之测量及采掘……复于民国十二年至十三年在甘肃、洮沙、导河、宁定、镇番、碾伯，西宁，青海等处发见同时代及较前较后之各时代器物骨骸等甚多。”(63)

安特生也说自己从地质研究转向考古调查，丁文江与翁文灏的决定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其从事考古工作的开端，即根据朱庭祜和他自己的私人搜集者在北方各地的发现，使他在1921年从这些地点中选择了两处作为正式发掘地，(64) 这两处遗址其实年代都较晚，已属于进步的人类发展阶段，但地质学家仍对其产生了极大的兴趣，并运用地质学方法对之进行了调查和发掘。更重要的是，考虑到没有其他政府机构更适合组织进行这类遗址的研究，地质调查所决定把有关古人类遗存的内容包括进即将出版的《中国古生物志》。于是安特生的《奉天沙锅屯洞穴堆积》作为《中国古生物志》丁种的第1号第1册在1923年出版。(65)

实质上，安特生等人的工作在1922年已逐步公开。1922年1月24日，《中华远古之文化》一文在北京中外学者组织的“文友会”上宣读。同年3月27日，安特生又在中国解剖学人类学协会的例会上宣读了该文的一部分。此后，胡适曾专门向安特生索文以介绍新发现的石器时代遗址，后者以忙于为《地质汇报》与《中国古生物学》撰文为由转而推荐了袁复礼。(66) 这年底，北大研究所国学门考古学室曾向地质调查所求赠考古学研究标本，翁文灏为此致函蔡元培说，几种考古学的著述正陆续印刷，一二月后即可送达，并提及地质调查所计划次年派员外出“调查地质兼采历史以前之古物”，如果北大能够给予经济支助，“自更可多采标本以为贵校研究之用”。(67)

地质调查所不仅开启了中国考古研究的先河，并且通过“北京人”等发掘工作将之持续下去，但其并非水到渠成，仍有许多曲折。在该所内部，章鸿钊曾提出先“实用”后“学理”的主张，拟侧重矿物学而减低对古生物学的注重，而翁文灏则反对以“实用”和“理论”区分地质学门类的做法，指出地质学研究的结果之一是使人们的观念发生了改变，“从前讲历史的止说到五千年以前，没有文字的时代，没有人把当时的情形记载下来，他们就不知道了。现在科学的研究，将文字以前几十万年的人类历史，并且人类未发生以前几千万年的地球和生物的历史都可以原原本本研究出来”。(68)

由地质调查所作为重要发起者和组织者的中国地质学会也对中国考古学的发展起到了不容忽视的作用，成为中外地质考古等学者聚会与讨论的重要场所。1922年1月27日，该会在北京成立，学会目标为“推进地质学及相关科学的发展”。是年3月2日举行的第一次例会上，章鸿钊发表了题为《中国研究地质学之历史》的讲演，其中提及安特生，“到中国六七年，始终如一，到底不懈，发见的矿产，哺乳类化石和种种石器陶器，也是不少，大可增加中国地质上和文化上的价值”。此后在该学会的定期常会及各种特殊会议上，学者得以互相交流包括人类学、考古学在内的种种新发现和新问题。如1925年5月举行的第十次常会上，安特生宣布了在甘肃发现的史前遗存，步达生则就该地发现的古人类遗骸的体质特征作了报告；同年9月第十一次常会上，美国亚洲探险队的考古专家N.C.Nelson报告了在内外蒙古发现的数个文化层的遗存情况；1926年3月第四次年会上，Nelson宣读了“Recent Archaeological Exploration in Central China”一文。(71)

该学会会志经常刊登有关考古学的文章，如章鸿钊的“Jade，Its History Value To Chinese People And Its Nomenclature”；德日进与桑志华(E.Licent)合著的“On the Discovery of A Palaeolithic Industry in Northern China”；德日进的“How and Where to Search the Oldest Man in China”；韩雷(C.M.Heanley)的《香港石器》和袁复礼的《香港新石器之研究》；《中国五千年前陶器上稻米遗迹之发见》(爱德曼、舒彼得合著)；《周口店洞穴堆积中国猿人层内石英器及他种石器之发现》(裴文中)、《周口店之火迹及其石器与骨器之意义》(卜欧理)、《北满新石器时代文化之新材料》(罗伽什金)等。(72)

总体上，地质调查所的发现和研究影响历史学者甚多。1921年初，胡适在给顾颉刚的信中说，中国的金石学、考古学还未上“科学轨道”，主张对东周以上的古史存疑。(83) 顾颉刚接受了这一观点，他说：“照我们现在的观察，东周以上只好说无史。”(84) 安特生的发现公布后不久，胡适又说：“‘九鼎’我认为是一种神话。铁固非夏朝所有，铜恐亦非那时代所能用。发见渑池石器时代文化的安特森近疑商代犹是石器时代的晚期(新石器时代)，我想他的假定颇近是。”(85)

1923年秋，地质调查所陈列室开放，顾颉刚前往参观，“始见石器时代的遗物，使我知道古代的玉器和铜器原是由石器时代的东西演化而成的，圭和璋就是石刀的变相”。(86) 这种影响很快波及一般知识分子，李济一个任中学历史教员的朋友回忆说：在地质调查所刚刚公布了在河南、奉天发现的石器时代遗址后，他便在讲堂上“摒弃三皇五帝不谈，开始只讲石器时代文化、铜器时代文化”，而十年后，“情形是全变了，好些乡下的小学生也都知道‘石器时代’这个名词了”。(87)

1924年，顾颉刚为北大谭惕吾等人讲国学时说，现今国学的趋势有五派，其中三派与后来所说的考古学有关联，一是考古学，用古代的实物和文字来解释古史，罗振玉、王国维是其代表；二是东方古言语学及史学，研究亚洲汉族以外的各民族文化，该派学者在甘肃、***、中央亚细亚等处发掘，有巨大的发见；三是地质学，因发掘地层而得有铜器时代以前之古物，可助古史学之研究，因为各处实地调查而对历史地理学发生新解释，丁文江、翁文灏、章鸿钊等是其代表。因此，他在1926年说：“我们希望多出许多地质学家，从他们的研究里得到许多上古史料，补正我们的考古学会的研究。”(88)

谭嗣同早年曾在家乡湖南倡办时务学堂、南学会等,主办《湘报》,又倡导开矿山、修铁路,宣传变法维新,推行新政。 1896年(光绪二十二年),谭嗣同旋奉父命,入赀为江苏候补知府,在从北京去江苏任职的途中游历了天津、湖南、湖北等地,后在南京。

古史辨运动发生数年之后，胡适谈及“纸上学问如今都要跳在故纸堆外去研究了”，其所举事例除甲骨文外，竟全是地质调查所的成果：

河南发现了一地的龟甲兽骨，便可以把古代殷商民族的历史建立在实物的基础之上。一个瑞典学者安特生发见了几处新石器，便可以把中国史前文化拉长几千年，一个法国教士桑德华发见了一些旧石器，便又可以把中国史前文化拉长几千年。北京地质调查所的学者在北京附近的周口店发见了一个人齿，经了一个解剖学专家步达生的考定，认为远古的原人，这又可以把中国史前文化拉长几万年。向来学者所认为纸上的学问，如今都要跳在故纸堆外去研究了。(89)

从本文重构的现代中国考古学早期历史不难发现，这一学科从酝酿到建立经历了一个复杂过程，其最明显的早期学科源头就是地质学。1870年代前后，在西方刚刚起步的关于古人类遗存及发掘等知识，通过地质学著作的译介与传播逐渐进入时人视野，并成为史家知识资源的一部分。到民初地质调查所初建时，中国学人在思想和心态上已有所准备，那时人类史前遗物的发掘通常由地质调查所的学者进行，不少人以为这正是地质学者应行之责，顾颉刚便将得到更多上古史料的希望寄予地质学家。而地质调查所从事的考古工作，也为史学家提供了新知，开始引起史家史料观和古史观念的转变。

李济后来撰文说，地质学对中国学术造成了巨大影响，“它在中国生根萌芽的过程，也可以说，代表西洋科学在中国萌芽生根的过程”。而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田野工作和田野工作方法的观念，可以说完全是由地质学家介绍到中国来的”。李济认为传统的中国读书人视学问为书本的，而“劳心”、“劳力”有别的观念更阻止了实际田野工作的发展。民初地质学者开始在中国实际从事田野工作，这才渐渐打破了读书人与“劳力”的界限。考古学、民族学、语言学在中国的早期发展都与地质学有关，李济自己和梁思永都受过地质学的影响，“这一影响将八百年来的传统打破了。以前的考古学家多半带有好玩的性质，俗谓‘古玩’……传统的考古学者所重视的是艺术性，真正从事收集工作的是古董商，那被认为是小人的事。今日的考古，必须要自己跑路，与地质学家一样”。(90)

夏鼐也认为中国现代考古学的来源之一是西方的科学，“其中一个特别有关的科学是地质学”。新型的地质学家“打破了中国士大夫的旧传统，走出书斋，跑到广阔天地的田野中做研究工作”，给中国现代考古学树立了榜样。(91) 郑德坤对此有不同的看法，他认为中国的田野发掘工作有两个不同的传统，一是金石学家的访古，一是西洋考古学家的发掘。清道光年间金石学家黄易研究武梁祠画像时，也曾亲自到山东嘉祥调查，并作过试探性的发掘。(92) 不过，个别人物的作为或不能代表中国读书人不提倡“动手动脚”的整体倾向。更重要的是，李济所说的田野工作并不仅仅是字面意义的“动手动脚找东西”，而是包括层位学等侧重文物所处地下环境的一套系统方法。(93)

以安特生为代表的地质调查所的考古活动对当时中国史学界影响极大。1927年中央研究院在筹备过程中，即曾试图将以李济为领导的“考古学人类学”设在地质调查所内。(94) 但后来的发展是傅斯年筹设历史语言研究所，李济成为史语所的考古组主任。自此以后，地质学的影响即逐渐减弱，而以研究中国历史为目标的考古队伍日益强大，尤其史语所主持的殷墟发掘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根本改变了多数史家的史料观，或也因其显著的国际影响而确立了考古学附属于史学的学科划分。(95) 结果，始为20世纪新史学者所乐言的考古学，长期附属于历史学。

注释：

①梁启超：《新史学》，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全集》第2册，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第741页。

②傅斯年：《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刘梦溪主编：《中国现代学术经典·傅斯年卷》，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340、350页。

④根据《国家学科分类标准GB/T13745—92》，考古学为一级学科，而国务院学位办公布的《授予博士、硕士学位和培养研究生的学科、专业目录》(1997)以及教育部的学科专业目录中，考古学属于历史学门类，为二级学科。

【年代】：清 【作者】：谭嗣同 【作品】：狱中题壁 【内容】：望门投止思张俭，忍死须臾待杜根。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作者介绍】 谭嗣同（1865－1898），字复生，号壮飞，浏阳（今湖南省浏阳县）人。

⑤稍晚，与上古史、进化论、人类学相关的文字中也涉及古人类遗存。参见顾定国：《中国人类学逸史》，胡鸿保、周燕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第27—32页；王韬、顾燮光：《近代译书目》，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年。

⑥参见俞旦初：《二十世纪初年西方近代考古学思想在中国的介绍和影响》，《考古与文物》1983年第4期；卫聚贤：《中国考古小史》，上海：商务印书馆，1933年；卫聚贤：《中国考古学史》，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年；王宇信：《近代史学学术成果：考古学》，收入张岂之主编：《中国近代史学学术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蔡凤书：《追寻远古的呼唤——百年考古学历程》，济南：齐鲁书社，2003年；沈颂金：《丁文江与中国早期考古学》，《考古学与二十世纪中国学术》，北京：学苑出版社，2003年；阎文儒：《中国考古学史》，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李济：《安阳》，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38—57页；李济：《中国地质学对现代中国社会人类科学的影响》，《考古琐谈》第1页；郑德坤：《中国田野考古与史前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第8卷第1期，1976年12月；夏鼐：《五四运动和中国近代考古学的兴起》，《考古》1979年第3期；格林·丹尼尔：《考古学一百五十年》，黄其煦译，北京：文物出版社，1987年；保罗·G.巴恩主编：《剑桥插图考古史》，郭小凌、王晓译，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0年；陈星灿：《中国史前考古学史研究(1895—1949)》，北京：三联书店，1997年。

⑦关于史学的“倒放电影”倾向，参见罗志田：《民国史研究的“倒放电影”倾向》，《二十世纪的中国：思想与学术掠影》，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270—274页。

⑧按“地理”本古汉语词，《易·系辞上》已有仰观天文、俯察地理之说。以之名学亦不甚晚，《旧唐书·贾耽传》便说“耽好地理学，凡四夷之使及使四夷还者，必与之从容，讯其山川土之终始”。然近代学科体系中的“地理学”，其内涵和外延都已相当不同，更多是西来的。

⑨关于这类学科名称在近代的确立及演变，参见张九辰：《中国近代地学主要学科名称的形成与演化》，《中国科技史料》2001年第1期。

⑩魏源：《海国图志》，长沙：岳麓书社，1998年，第2188页。

(11)转引自张以诚：《近代地质舶自欧罗巴》，《国土资源》2003年第1期。

(12)谭嗣同：《报贝元徵》，蔡尚思、方行编：《谭嗣同全集》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219页。

(13)章太炎：《地文学·序》，《章太炎全集》第4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206—207页。

(14)以“地学”为名的相地风水之书除外。

(15)该书为雷侠儿(Charles Lyell，今译赖尔)著，玛高温口译，华蘅芳笔述，江南制造局刻本[无年代信息，但华蘅芳的“序”作于同治十二年(1873)]。该书出版时间一般认为是1873年，如翁文灏：《理论的地质学与实用的地质学》，《中国地质学会志》第4卷第2期，1915年6月；叶晓青：《赖尔的〈地质学原理〉和戊戌维新》，《中国科技史料》1981年第4期；黄汲清：《辛亥革命前地质科学的中国先驱》，《中国科技史料》1982年第1期；但艾素珍引徐维则辑、顾燮光补出版于1903年的《东西学书录》，认为《地学浅释》初刻于同治十年(1871)。见艾素珍：《清代出版的地质学译著及特点》，《中国科技史料》1998年第1期。又据《同治九年三月初三日总办机器制造局冯、郑上督抚宪禀(附酌拟广方言馆课程十条、拟开办学馆事宜章程十六条)》中言：“自上年延请西士伟烈亚力、傅兰雅、玛高温诸人各种西书，计前后译成《汽机发轫》九卷、《金石识别》十二卷、《采煤要法》十二卷、……《地学浅释》三十八卷……”见朱有

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1辑上册，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3年，第225页。如此，则《地学浅释》的中译本在1870年似已经问世。

(16)《地学浅释》中“太尼皮脱中古刀”一节的描述基于沃尔赛(J.Worsaae)在丹麦沼泽地的发掘，参见T.K.Penniman，A Hundred Years of Anthropology，New York:Macmillan，1936，pp.213—214.

(17)该书为文教治口译、李庆轩笔述，上海益智书会，光绪七年初版。

(18)格罗夫：《地学启蒙》，艾约瑟译，上海总税务司署：《西学启蒙》丛书，光绪十二年刻本。

(19)傅兰雅辑：《地学稽古论》，《格致汇编》第6年，上海格致书室，1981年，第22—34页。

(20)傅兰雅辑：《西学格致大全》，香港书局，光绪丁酉年；《续西学大成》，孙家鼐作序，上海飞鸿阁书林印，1987年。

六人并称“戊戌六君子”。后人将其著作编为《谭嗣同全集》。其候刑时，据说曾题诗“望门投趾思张俭,直谏陈书愧杜根。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而据史学家黄彰健考证，后两句应为“手掷欧刀仰天笑,留将公。

(21)笔者看到的是光绪丁酉年武昌质学会的重刊本。

(22)贾恩绂辑：《地质学》，《普通学歌》之一，直隶学校司鉴定蒙学课本。

(23)参见艾素珍《清代出版的地质学译著及特点》一文。王景沂在《科学书目提要初编》的《地学浅释》条目下即注明：“近代地学家考验物质，剖毫析芒，以知人类托始至近亦在五十万年以前，盖影响之利及科学者甚繁焉。读是书者将藉以考见太古穷递变化之理，非可与志怪搜神诸书同类而讽诵之也。”可以略见当时一般读书人对地学知识的吸收和理解。参见王景沂：《科学书目提要初编》，北洋官报局印，无出版年月，但王景沂的序作于癸卯三月，即1903年。

(24)谭嗣同：《石菊影庐笔识·思篇》，《谭嗣同全集》上册，第131—132页。《石菊影庐笔识》为谭嗣同30岁以前的著作集，故其年代不晚于1895年。

(25)章太炎：《膏兰室札记》卷3第428条“问运至野者”，《章太炎全集》第1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259—260页。《膏兰室札记》作于1891—1892年左右，见沈延国：《膏兰室札记校点后记》，《章太炎全集》第1卷，第302—307页。

(26)如第416条“天先成而地后定”，第421条“生海人至肖形而蕃”，见《章太炎全集》第1卷，第251—252、254—255页。

(27)《中国西北部游记》、《佛教史迹探险》(无著者姓名)，《地学杂志》第1年第1号，1910年1月。

(28)鸟居龙藏：《西喇木伦及兴安岭地方旅行谈》，《地学杂志》第1年第5号，1910年5月。

(29)海天：《楚庄王古墓之发见》，《地学杂志》第7年第72—73号合期，1916年2月。

(30)李志敏译：《古代地理学》，《地学杂志》第1年第7号，1910年7月。

(31)宾古：《人类起源之时代》(日本东京大学讲演稿)，石焕如译，《地学杂志》第2年第16号，1911年7月；熊秉穗：《中国种族考》，《地学杂志》第2年第18号及第3年第3—4号合期，1911年9月、1912年4月。

(32)当时西学分科也在演变之中，1898年出版的《西学启蒙》之第1册总论西学，分10卷，其第7卷《格致》的内容包括“天文、质学、地学、动物学、金石学……历学、稽古学、风俗学”等节。地学即“考此地壳面土石”成因，并其中“鸟兽虫鱼草木等迹”。对稽古学的解释是“即昔人遗迹以考其时之风俗体制，如中国以鉴别钟鼎石鼓等类为博古是也”。该书并称“前时稽古之士惟考希腊与诸罗马，近则人皆殚力竭思以广稽各国洪荒之世”。参见艾约瑟：《西学启蒙》十六种，上海图书集成印书局，1898年。其中所说的“稽古学”或近于后之考古学，然含义尚模糊。

(33)鲁滨孙：《新史学》，齐思和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4年，第160页。

(34)参见俞伟超：《关于“考古地层学”问题》，《考古学是什么》，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第4—8页。

(35)韦廉臣：《古初纪略》，《万国公报》第9年第404卷，1876年9月9日。

(36)李提摩太、蔡尔康：《考古徵文求助说》，《万国公报》第175册，光绪二十九年七月，引自朱维铮主编：《万国公报文选》，北京：三联书店，1998年，第670—672页。

(37)章太炎：《膏兰室札记》第433条“地员二十五土”，《章太炎全集》第1卷，第264—265页。

(38)章太炎：《訄书》初刻本之《原变》，《章太炎全集》第3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27页。

(39)章太炎：《訄书》初刻本之《喻侈靡》，《章太炎全集》第3卷，第42—44页。

(40)章太炎：《訄书》重订本之《中国通史略例》，《章太炎全集》第3卷，第331页。

(41)章太炎：《致吴君遂书》，汤志钧编：《章太炎政论选集》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172页。

(42)陈黻宸：《地史原理》，原载《新世界学报》1902年第4期，收入陈德溥编：《陈黻宸集》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95年，第579页。

(43)黄节：《黄史·总叙》，《国粹学报》第1年第3册，1905年。

谭嗣同，字复生，号壮飞，湖南浏阳人，中国近代著名政治家、思想家，维新派人士。其所著的《仁学》，是维新派的第一部哲学著作，也是中国近代思想史中的重要著作。早年，谭一彤曾开始在湖南家庭学校，南方社会等工作。他主持。

(44)夏曾佑：《中国古代史》，《民国丛书》第2编第73册，上海书店据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影印，第6、16页。

(45)舒新城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中册，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1年第2版。

(46)赖康忒：《(最新中学教科书)地质学》，包光镛、张逢辰译述，上海：商务印书馆，光绪三十一年。

(47)马叙伦：《啸天庐古政通志》，《国粹学报》第1年第3号，光绪三十一年三月二十日。

(48)梁启超：《新史学》，《梁启超全集》第2册，第739—741页。

(50)参见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史地学会编：《史地丛刊》第1卷第1期，1920年6月。

(51)武学易：《北京高师史地部筹备旅行计划书》，《史地丛刊》第2卷第1期，1922年6月。

(52)《纪录》，《史地学报》第1卷第1期，1921年7月。

(53)谷凤池：《历史研究法的管见》，《史地丛刊》第1卷第3期，1922年2月。

(54)蔡元培：《〈傅斯年致校长论哲学门隶属文科之流弊〉附识》，《北京大学日刊》，1918年10月8日。

(55)地质学与历史学的关系问题早已引起学者注意，1980年代出版的两本《史学概论》在讨论史学与其他学科的关系时，都用了一定篇幅讲解地质学对史学研究的作用。参见白寿彝主编：《史学概论》，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274—276页；吴泽主编：《史学概论》，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85年，第273页。

(56)何炳松：《发刊辞》，《史地丛刊》第1卷第1期，1920年6月。

(57)柳诒徵：《中国文化史》上卷，上海：东方出版中心，1988年3月，第3—4页。

(58)参见罗志田：《史料的尽量扩充与不看二十四史——民国新史学的一个诡论现象》，《历史研究》2000年第4期。

(59)《所望于地质学会者》，《史地学报》第1卷第4期，1922年8月。

(60)李济：《安阳》，第41页。

(61)《胡适致吴健雄》，1936年10月30日，耿云志、欧阳哲生编：《胡适书信集》中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705—706页。

(62)关于地质调查所的考古工作参见陈星灿：《中国史前考古学史研究》；沈颂金：《丁文江与中国早期考古学》，载《考古学与二十世纪中国学术》。

(63)翁文灏：《近十年来中国史前时代之新发见》，《科学》第11卷第6期，1926年。

(64)J.G.Andersson，&34; 《地质汇报》第5卷第1册，1923年10月，第2页。安特生将学术研究重心由地质转向考古与瑞典考古学者蒙德留斯(Oscar Montelius)的鼓励也有相当关系，见陈星灿、马思中：《蒙德留斯与中国考古学》，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21世纪中国考古学与世界考古学》，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第686—695页。

(65)J.G.Andersson，The Cave-deposit At Sha Kuo T' un In FengTien(《中国古生物志》丁种第1号第1册，Peking:Geological Survey of China，1923)及An Early Chinese Culture(《地质汇报》第5卷第1册)中亦有相关叙述。

(66)袁复礼：《记新发现的石器时代的文化》，《国学季刊》第1卷第1期，1923年1月。胡适在该文前略述此事。

(67)《地质调查所所长翁文灏致研究所所长函》，《北京大学日刊》，1922年12月8日。

(68)章鸿钊：《中国研究地质学之历史》；翁文灏：《理论的地质学与实用的地质学》，《中国地质学会志》第1卷第1—4期(1922年)、第4卷第2期(1925年6月)。后一倾向或也是丁文江努力的结果。翁文灏回忆说，1914年他担任地质研究所主任教授时，苦于找不到一个人肯教古生物学。丁文江从云南调查返京后，即毅然担任此课，“这是中国人第一次教古生物学”。葛利普1920年到北京大学地质系任教授，也是由丁文江聘请来的。见《翁文灏悼丁文江文两篇》，《民国档案》1994年第1期；《回忆一些我国地质工作初期情况》，《中国科技史料》2001年第3期。

(69)Roy Chapman Andrews，Meet Your Ancestors-A Biography of Primitive Man.New York:the Viking press，1945，pp.87—100.

(70)李济：《中国地质学对现代中国社会人类科学的影响》，《考古琐谈》，第47页；李济：《安阳》，第52页。Andrews则回忆说是步达生出面说服洛克菲勒基金会向周口店投资的，参见Roy Chapman Andrews，Meet Your Ancestors-A Biography of Primitive Man，New York:The Viking Press，1946，pp.87—100.

(71)参见《中国地质学会志》第1卷第1—4期，1922年；第4卷第3—4合期，1925年；第5卷第1期，1926年。

(72)参见《中国地质学会志》第1卷第4期；第3卷第1期，1924年3月；第5卷第3—4合期；第7卷第3—4合期，1928年12月；第8卷第4期，1928年12月；第11卷第2期，1931年12月。

(73)&34; 《中国地质学会志》第2卷第1—2期，1923年6月。

(74)李汝谦编：《津靳上将军来函(9月12日到)》、《天津潘馨航君来函(9月15日到)》、《天津靳上将军来函(9月30日到)》、《天津潘馨航君来函(9月30日到)》、《中国古物研究社来函》，《新郑出土古器图志全编》，台北：成文出版社，1968年影印，第174、178—179、224、227、236页。

(75)李济：《我与中国的考古工作》，李光谟编：《李济与清华》，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161—163页。

(76)李济：《新郑的骨》，《李济与清华》，第3—16页。关于李济从事的体质人类学研究情况，参见李光谟：《始终未能忘情于体质人类学》，《从清华园到史语所——李济治学生涯琐记》，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260—263页。

(77)李济：《安阳》，第65页。

(78)李济：《我与中国的考古工作》，《李济与清华》，第161—163页。

(79)李济：《西阴村史前遗址的发掘》，《李济与清华》，第30页。

(80)袁复礼：《记新发现的石器时代的文化》，《国学季刊》第1卷第1期。

(81)李济：《山西南部汾河流域考古调查》，《李济与清华》，第24页。

(82)张蔚然：《殷墟地层研究》，《安阳发掘报告》第2册，1930年。陈星灿指出，1921年到1931年间的中国史前考古研究已比较重视分析地形地貌气候植被等，他称之为“地质学传统”。见氏著：《中国史前考古学史研究(1895—1949)》，第162—168页。

(83)《胡适致顾颉刚函》，1921年1月28日，顾颉刚：《古史辨》第1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22—23页。

(84)《顾颉刚致“伯祥兄”函》，1921年6月9日，《古史辨》第1册，第35页。

(85)《胡适致顾颉刚函》，1923年5月30日，《古史辨》第1册，第199—200页。

(86)顾颉刚：《自序》，《古史辨》第1册，第57页。

(87)李济：《中国考古学之过去与将来》，《考古琐谈》，第127—128页。

(88)顾潮编著：《顾颉刚年谱》，第96—97页；顾颉刚：《一九二六年始刊词》，《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周刊》第2卷第13期，1926年1月6日，第9—10页。

(89)胡适：《治学的方法与材料》，《胡适文存》第3集，《民国丛书》第1编第95册，上海：亚东图书馆，1930年，第204页。

(90)李济：《中国地质学对现代中国社会人类科学的影响》，《考古琐谈》，第40—50页。

(91)夏鼐：《五四运动和中国近代考古学的兴起》，《考古》1979年第3期。

(92)郑德坤：《中国田野考古与史前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第8卷第1期，1976年12月。

(93)参见李济：《中国古器物学的新基础》，《安阳》，第315—333页；张光直：《李济考古学论文选集·编者后记》，《中国考古学论文集》，北京：三联书店，1999年，第440页。

(94)林文照：《中央研究院的筹备经过》，《中国科技史料》1988年第2期。

(95)关于殷墟发掘的国际影响及对中国学者史料观的影响，参见Wang Fan-sen，Fu Ssu-nien:A Life in Chinese History and Politics，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0，pp.82—87，93—95; 王汎森：《民国的新史学及其批评者》，收入罗志田主编：《20世纪的中国：学术与社会(史学卷)》，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76—8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