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清人沈德潜的《古诗源》誉为“古今第一首长诗”的《古诗为焦仲卿妻作》，也就是后世简称的《焦仲卿妻》或俗称的《孔雀东南飞》，以其哀感顽艳的情节、细致精巧的剪裁和各肖其面的人物，历来都备受推重。近现代以来，由于契合了“白话文学”与“民间文学”方兴未艾的大势，更是不断得到研究者的垂青和表彰。最具代表性的莫过于胡适的《白话文学史》（新月书店，1928年），盛赞此诗为“古代民间最伟大的故事诗”，“实在是一篇白话的长篇民歌，质朴之中，夹着不少土气。至今还显出不少的鄙俚字句”（第六章《故事诗的起来》）。不过仔细推究起来，“质朴”的“白话”未必就明白晓畅，某些“鄙俚字句”甚至还难以索解。尤其在述及女主角兰芝被遣归娘家之后，县令和太守等闻讯相继派人前往提亲，诗中描写道：“媒人去数日，寻遣丞请还。说有兰家女，承籍有宦官。”这位“兰家女”究竟是指谁，就人言言殊而颇多争议。
此诗最早见收于南朝梁代徐陵所编的《玉台新咏》，正文前系有小序，概述了这个悲剧故事的始末原委：“汉末建安中，庐江府小吏焦仲卿妻刘氏为仲卿母所遣，自誓不嫁。其家逼之，乃没水而死。仲卿闻之，亦自缢于庭树。时伤之，为诗云尔。”清康熙年间吴兆宜撰《玉台新咏笺注》，在“说有兰家女”一句下有按语说：“序云‘刘氏’，此云‘兰家’，未详，或字之讹也。”已经注意到序和诗在叙述时不相一致，怀疑其中文字存有讹误。稍后陈祚明在《采菽堂古诗选》中将这一推测予以指实：“‘兰’字或是‘刘’字讹。”认为“兰家女”本该作“刘家女”，很可能是在传抄翻刻之际出现了舛误。这个意见被后来不少学者承袭借鉴，乾隆年间闻人倓所撰《古诗笺》就原封不动迻录了陈氏的断语，张玉穀的《古诗赏析》也同样指出：“‘兰家女’，意谓刘家之女兰芝也。然恐‘兰’字乃‘刘’字之讹。”都尝试藉此去弥缝序与诗之间的自相抵牾。与此同时，题名为纪容舒所撰但很可能是由其子纪晓岚代笔的《玉台新咏考异》，在参酌吴兆宜的意见时又提出了另一种可能：“疑此句下脱失二句，不特字句有讹也。”猜测这里不仅存在个别文字的谬误，恐怕还有一些文句的脱漏，最终导致上下文意未能贯通。
陈祚明《采菽堂古诗选》
清人所作的种种推断对近现代学者多有影响，黄节编纂的《汉魏乐府风笺》（1923年铅印本），在《焦仲卿妻》一篇中就节录了《玉台新咏考异》的按语；萧涤非在黄节的指导下撰著《汉魏六朝乐府文学史》（中国文化服务社，1944年），讨论到这首诗时也特意提到纪晓岚和闻人倓的意见。然而今存《玉台新咏》的诸多版本，以及后世载录此诗的各类诗歌总集，在这里均无异词——只有北宋末年郭茂倩所编《乐府诗集》误作“谁有兰家女”，可以暂置毋论——所谓的讹谬脱漏实际上并没有任何文献支持，只能聊备一说而并未盖棺定论。于是近现代其他学者就陆续从不同角度，继续探究这个悬而未决的疑难问题。
闻一多在《乐府诗笺·焦仲卿妻》（载1944年《国文月刊》第二十五期）里征引了纪容舒、闻人倓两家的论断，但斟酌再三后嫌其“文意仍未明”，于是又介绍了友人许维遹的新解。许氏怀疑原诗前后文句倒错，“‘说有兰家女’二句当在下文‘阿母谢媒人’下”，原本是阿母在向媒人推脱时的说辞，“言有兰家女者，承籍有宦官，可以配太守子，若己之女，则出身微贱，不足以当此荣宠”，即将“兰家女”视为出身高门的另一兰姓女子，以此反衬兰芝家世的贫贱卑微，以示无法承受太守殷勤眷顾的美意。闻一多认为“此说于词理较顺”，接着又补充道，“疑‘承籍有宦官’下当再有二句，文意乃足。盖传写脱之”，看来尚未能彻底挣脱清人潜移默运的影响，依然推测原作中或有文句脱失，以致语意衔接有欠融通。
余冠英《汉魏六朝诗选》
傅庚生的《〈孔雀东南飞〉疑义相与析》（载《文学评论》1961年第1期）同样肯定了余冠英所做的诠释，认为“过去的注家，单单为了这一段文字有些疑义，便不假思索地以疑有阙文了之”，“《诗选》注里如此一疏通，就可以大致文从字顺，免去‘阙文’的瑕颣了，其功不可没”。不过就“兰家女”的具体所指，他却别有主张，觉得“‘兰家女’就指的是兰芝，并不一定是另外还有姓兰的”。为了证明“民歌在姓氏称呼上原都不甚沾滞”，他又以本篇中“东家有贤女，自名秦罗敷”两句作为旁证，强调这里所述“不必是《陌上桑》里的罗敷，信手拈来，表示是一个美女而已”，以此律彼，也就不必太过在意“兰家”和“刘氏”之间的差异。不仅如此，他还指出县丞此时谈说的对象应该是太守而并非县令，“这是县丞在向太守请命时，附带谈起的”，“‘承籍’是说目前虽非官宦人家，却也是宦门之后，与太守家勉强也算门户相当”，目的是夸耀兰芝的家世门第，以便促成两家早日联姻。
在南朝历史上,兰陵萧氏先后建立了齐、梁两个皇朝。齐、梁两代的统治时间虽不足八十年,但在我国文学史上却有其重要地位:中国的“近体诗”即滥觞于此时,《文心雕龙》《诗品》《文选》亦出现于这个时代,在这方面,兰陵萧氏起到了不容。
傅庚生《〈孔雀东南飞〉疑义相与析》
曹道衡1928年8月4日生于苏州，1952年8月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同年9月在中央文学研究所参加工作，翌年7月至1988年11月，历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文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研究员，所。
傅庚生认为在称谓方面不必拘泥究竟是“兰家女”还是“刘家女”，延续着类似的思路，萧涤非在《关于〈孔雀东南飞〉的一个疑难问题的管见》（载1962年3月21日《文汇报》，后收入《乐府诗词论薮》，齐鲁书社，1985年）中也主张，“‘兰家’应该就是说的兰芝。‘兰家女’，等于说‘兰芝姑娘’”。而从“说有兰家女”至下文的“故遣来贵门”，都是府丞向兰芝母亲转述太守和主簿的话，令人困惑不解的前两句的意思是“我家太守爷说他知道你府上有位兰芝姑娘，真是举世无双，你府上又是官宦人家”，是对兰芝本人及其家世的恭维奉承。萧氏还举出不少例证，用来说明“家”字在当时“确乎是存在着一种特殊用法，那就是，在谈话中用作敬词来表示对对方的尊敬。而且这种用法很普遍，已成为社会上一种习惯语”。然而论证到最后，他又自设问答：“也许有人要问：说‘刘家女’不是同样可以表示敬意吗？为什么一定要说‘兰家女’？我以为，如说‘刘家女’，未免泛泛，因为姓刘的很多，而且也不如说‘兰家女’来得亲切。”就显得颇有些强词夺理，兰陵萧氏什么时候来的湖南，未能让人心悦诚服。，
本诗正文屡屡称女主角为“兰芝”，唯独小序里却改称为“刘氏”。傅庚生已经强调不必对此纠结，“何况兰芝姓刘，又只有序中提到呢？”显然是为了提醒读者不必瞻前顾后而据序疑诗。俞平伯的想法与此大致相同而又推进一层，他在《略谈〈孔雀东南飞〉》（载《文学评论》1961年第4期，后收入《论诗词曲杂著》，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里直言，“我一向认为这序不可靠，出于后人附益”，于是索性撇开小序，将注意力集中在诗作本身，“至于女主角的名字原见于诗中，却不曾说她姓刘，不但不说她姓刘，而且说她不姓刘”，“兰芝者，姓兰名芝，非姓刘而名兰芝也”。诗前小序出于后人之手，确实不能和正文等量齐观。可是作序者在依托攀附之际，为什么要无缘无故凭空生造出“刘氏”的说法，让读者轻而易举就能窥知其出于旁人附益呢？其实余冠英在和傅庚生往还商讨时早就质疑过，“说兰芝姓兰也还有一个小缺点，她对阿母几次自称兰芝，如果不是称名而是连名带姓，又不大符合惯例”，对此俞平伯并未能给予圆融恰切的解释。多年以后金性尧在《炉边诗话》（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中比较了余冠英和俞平伯两家之说，尽管认为“俞说是对的”，但也委婉地指出“俞说把焦妻说成姓兰名芝，也嫌过泥”。他根据俞说再作调整，认为“‘兰家女’即‘兰女’，“略如‘兰小姐’之意。‘家’字无义，就像京剧唱词里的垫字”（见该书《孔雀东南飞》篇）。照此说法，“兰家女”也就相当于昵称或小名，可在中古时期并无相似的用例，用京剧唱词来以今度古，恐怕也不足以令人信服。
曹道衡:《中古文学史论文集》,洪叶出版社,1996年。曹道衡:《中古文学史论文集续编》,文津出版社,1994年。曹道衡:《南朝文学与北朝文学研究》,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梅家玲:《汉魏六朝文学新论——拟代与赠答篇》,台北:里仁书。
同样认定“兰家女”就是指兰芝，谭戒甫在《〈孔雀东南飞〉研究》（载《文献》1981年第2期）中的考辨却让人感到更加匪夷所思。他首先根据《史记·匈奴列传》所载匈奴贵种三姓中有兰氏一支，就率尔断定南匈奴兰氏在逐渐没落以后，“向东南移居庐江一带”；随后指出南匈奴与汉族通婚，其子孙往往从母系改姓刘氏；最终得出结论，“兰芝为匈奴故家遗族”，“兰、刘二字声纽全同，译音歧异，历代常有”，“然则匈奴南迁的人，自己仍称为兰，汉人则呼为刘”。也就是说，女主角原为匈奴后裔，诗中的“兰芝”和“兰家女”都是依从匈奴原来的姓氏（其实也已是汉语译音）来称呼，小序里的“刘氏”则是遵循汉人习惯的改称。如果此言不虚，那么她的姓名就应该是“兰芝”或“刘芝”，而非历来耳熟能详的“刘兰芝”了。在这一系列“大胆假设”之后，谭氏并没有任何“小心求证”。对文学作品中根本未曾涉及的问题，要从史实层面推衍出环环相扣的线索，再据此探究其中隐含的微言大义，最终大概只能得出一些非常异议可怪的凿空之论。
郑文的《汉诗选笺》（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则将“兰家女”一词拆分开来重新予以分析，认为“兰家”应读作“兰姑”，指的就是兰芝，并补充道“汉魏尊称女子为姑。姑即家。故曹大家即曹大姑”。他提到的曹大家，即东汉史家班固之妹班昭，生平事迹见于《后汉书·列女传》，谓其嫁曹世叔为妻，“帝数召入宫，令皇后诸贵人师事焉，号曰大家”。清人钱大昕称“此‘家’字相传读如‘姑’”，惠栋也认为“此古音之仅存者”（俱见王先谦《后汉书集解》引）。又《资治通鉴·汉纪四十》载“曹大家上书曰”云云，宋元之际的胡三省同样指出，“‘家’，今人相传读曰‘姑’”。可知“姑”在这里只是标明“家”的特殊读音，并不能就此推定“家”和“姑”可以假借通用。此外，“大家”一词尚见于《后汉书·皇后纪·虞美人》，称“大将军梁冀秉政，忌恶佗族，故虞氏抑而不登，但称大家而已”；又《西京杂记》卷二载田文因降生于五月五日恶日，其父本不拟将其抚育成人，“其母窃举之。后为孟尝君，号其母为薛公大家”。毫无疑问，“大家”才是对女性的尊称，恐怕不能将其割裂开来，断章取义地推定“兰家”是对兰芝的尊称。即便郑氏所言勉强得以成立，那么附缀的“女”字显然形同赘疣，又当作何解释呢？
王彦坤的《对〈孔雀东南飞〉一段文字的梳理》（载《暨南学报》1993年第3期）检讨了前人的几种主要说法，或嫌其“未协洽”，或斥其“极牵强”，最终断定“‘兰家女’于诗殊不可解，必非原文”。幸亏动手校订时他还算小心谨慎，只是怀疑“此处实无误字，唯有倒文”，原文应该乙正为“说家有兰女”，是府丞提亲时对兰芝的夸赞，“‘兰’有良好、美好之义”，“‘兰女’犹今人言‘好姑娘’”。虽然随意调整文字顺序的做法不足为训，但他对“兰”字的解读还是得到了后续研究者的响应。雷家骥的《〈孔雀东南飞〉笺证》（兰台出版社，2008年）就不谋而合地指出，“兰有芳洁美好之意，故常用以借喻佳人好女，兰闺、兰室即泛指其闺房，而常兼及借指其人”。可是正因为没有对原诗语序进行改订，他在完整地诠说“兰家女”时只能含糊其辞地称，“‘兰家’当指佳人之家，而‘兰家女’当指佳人之家的女儿，盖即指兰芝也，非谓兰芝姓兰氏之谓”。依照这样的逻辑，所谓“佳人”自然应指兰芝之母，无疑与诗意不符，可见此说依然滞塞难通。
汉魏六朝乐府文学史 萧涤非 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 中古文学史论 王瑶 北大出版社1986年版 汉魏六朝诗论丛 余冠英 汉魏乐府风笺 黄节 乐府诗论丛 王运熙 乐府文学史 罗根泽 中古文学史论文集 曹道衡 八代诗史 葛晓音 陜西人民出版。
徐复《从语言上推测〈孔雀东南飞〉一诗的写定年代》
困扰人们许久的疑惑看来已经迎刃而解了，然而学者们对徐复的结论依然心存犹疑，并未完全接纳。余冠英称“其说能否成立，可以研究，这是解决此句疑义的又一途径”，甚至满怀期待地说，“对于这一段文字至今还没有完全令人满意的解释，疏浚工作或许还待努力”，态度显然有所保留。朱东润、方一新、王云路等也仅将此说列为一家之言，并没有视作最终定谳。究其原委，恐怕主要是由于张湛所说的“人物不知生出者谓之兰”仅是一则孤证，并未在其他文献中发现同样的用例。正因如此，前人对《列子》所述“兰子”的理解也就多有出入，并未遵循张湛所言加以阐发。清嘉庆间胡式钰的《语窦》就另解为“游民无常业，国之所禁也”，并认为吴语中“骂人游手好闲曰‘兰了’”就是由此传讹而来。稍后苏时学所撰《爻山笔话》又推测道，“今世俗谓无赖子为‘烂仔’，其义疑本于此”。钱锺书《管锥编》（中华书局，1979年）旁搜远绍了后世不少例证，认为“苏说近是，‘兰子’即后世之‘赖子’”。倘若参照“游民”“赖子”等来推求“兰家女”的语意，毋庸赘言是扞格难通的。
仔细追溯“兰子”的渊源，确实并未发现同样的例证。不过在先秦两汉文献中，“阑多借蘭。《列子》此文阑之作蘭，与诸书训义虽异，而通假则同”（杨伯峻《列子集释》，中华书局，1979年），“蘭（兰）”“阑”两字因声符相同，往往可以假借通用。而“阑子”在后世倒是不乏用例，可供比勘参证。宋人魏泰《东轩笔录》卷九记载刘彝知虔州时，见当地因遭受饥荒，“民多弃子于道上”，故特意颁布政令，“召人收养”，“又推行于县镇”，最终颇见成效，“故一境阑子无夭阏者”（据明万历间《稗海》本，《四库全书》本同）。文中“阑子”与“弃子”相对应（明嘉靖间楚山书屋本即径作“弃子”），显然可以借用“人物不知生出者”来解释。又清人黄丕烈筑百宋一廛以贮藏所得宋刻善本，特意邀请友人顾千里撰《百宋一廛赋》。顾赋通过“瞑行阑子”与“思适居士”“佞宋主人”三人间的相互问答来铺陈敷衍，竭力表彰黄氏庋藏之丰赡精良，有功于文献之校订流播。赋中提到一部宋刻《列子》，“《冲虚》错互，举世相仍。处度、敬顺，纠缠淄渑。划然分判，使我伏膺”，对其刊印之精善赞不绝口。黄丕烈《百宋一廛书录》也著录过这部书，且称“余友顾千里以为《列子》善本无逾此者”。顾赋中虚构的那位“阑子”，很可能就脱胎于《列子》的“兰子”。所以黄氏在为该赋作注时，于“瞑行阑子”下就直接注明“寓言也”。而这个“阑子”似乎也应借用张湛注来解释才更为合宜。再深入推敲玩味，作“人物不知生出者”解的“兰子”，和作“游民”“赖子”解的“阑子”，倒也并非此疆彼界而绝无关涉，四处流荡而游手好闲之徒，往往正是那些家世不明而别无依凭之辈，两者之间还是存在着若隐若现的关联。尽管目前还没能找到更多用例来予以直接证实，但张湛对“兰”字所作的训释应该绝非别出心裁的蹈空之论。徐复据此推断“兰家女”即“某家女”，与其他种种纷歧纠葛的说法相较，毫无疑问是更值得采信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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