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的左派经济学》
美国历史学家穆勒（Jerry Muller）则表达了对激进左翼方案的质疑。他批评“巴黎经济学派”（皮凯蒂和祖克曼等）支持的沃伦和桑德斯的财富税方案，称之为“新社会主义运动”（neosocialist movement），已经越过社会民主派的传统边界，断定这场激进运动将严重损害投资与企业创新的能力。他指出，从亚当·斯密开始，资本主义最伟大的捍卫者都承认有必要克服其弊端，以此维护政治安定与社会和谐。而资本主义最伟大的批评者，也总是敬佩其惊人的增长和创新能力，成功的进步运动从来都致力于“驯化市场”，而不是废除它们。然而，“新社会主义者们”的计划与此不同。他们厌恶不平等现象，但解决方案就是简单利索地“剔除顶端的离群值”。他们漠不关心企业是否能保持活力，以及能否将其收益用于公共投资。“他们不关心鹅的健康，因为他们的经济学家假设，金蛋的供应是无止境的。”穆勒将这场运动称为“妄想”。
《外交事务》“资本主义的未来”
美国民主党候选人提名的竞争还在进行之中，财富税等平等主义提案的前景需要由选民来决定。在法国，马克龙总统已经在2017年的经济改革方案中取消了财富税，而在民众抗议运动之后仍然坚持不能恢复，理由是“鼓励投资和确保劳有所获”。英国议会选举中工党遭受重创有多重原因，但左翼的经济方案显然还需要对选民形成足够的感召力。
书名：科学哲学 作者：[英] 萨米尔·奥卡沙 译者：韩广忠 豆瓣评分：8.7 出版社：译林出版社 出版年份：2013-6 页数：292 内容简介：《科学哲学》由英国布里斯托大学科学哲学教授、哲学系主任萨米尔•奥卡沙撰写，为。
在贝克特的报道中，有一个更值得关注的线索。几位年轻的左翼经济学家，提出了新的“以社会为中心”的视角：寻求一种“适应社会的经济”而不是“屈从经济的社会”。他们期待出现一种不同以往的“更为良性的资本主义”，这是一种以社会为中心的“新的世界观”。
让经济学回归社会也是皮凯蒂的努力。他不久前出版了新著《资本主义与意识形态》（法文版，英文版将于2020年出版）。米兰诺维奇在书评中谈到，皮凯蒂学术研究的特征体现为一种“方法论的回归”，就是重返经济学原初和关键的功能——“阐明利益并解释个人和社会各阶级在他们日常（物质）生活中的行为”。而半个世纪以来经济学的主导范式，却是把所有人都当作利益最大化的抽象行为者，“从经济学中清空了几乎所有社会内容，呈现了一种既抽象又错误的社会观”。
皮凯蒂《资本主义与意识形态》
也许，缺乏社会内容的经济学，恰恰呼应着四十年来漠视社会的资本主义模式，这才是资本主义根本的病症。
在2019年的思想讨论中，一个反常识的事实正在浮现。人们熟知的常识是，在资本主义体系中追求平等理想是极其困难的，因为平等主义与资本主义具有内在矛盾。但这种常识掩盖了一个被忽视已久却重要的事实：在现代条件下，资本主义必须依赖最低限度的社会平等才可能维系，否则将无法存活，更遑论繁荣。原因并不复杂，资本主义需要社会的存在，而社会的整合依赖基本的平等。如果贫富差距过于悬殊，终将造成社会的分裂甚至崩解，那么资本主义也将无处安身而瓦解。
严重的不平等会导致社会的崩解吗？西方社会的分裂和政治极化与近年来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的兴起有关。对这些现象的成因，学术界存在不同的解释。而皮凯蒂更强调其经济根源而不是文化（身份）原因。他在《欧洲与阶级分化》一文中指出，英国的低收入人群中有百分之七十支持脱欧，但他们并不比精英阶层更加排外。更简单的解释是，欧盟经济以区域间竞争为主，这有利于流动性最强的富裕阶层，如果不消除严重的不平等，民族主义的分裂社会的效应将会持续下去。民粹主义也是如此。在《资本主义与意识形态》中，皮凯蒂研究发现，半个多世纪前西方左翼政党推进的社会民主派议程相当成功，这使他们所代表的经济中下层人口中，有相当一部分实现了向上流动，成为教育良好和较为富裕的中产或中上阶层。但这改变了左翼政党内部的社会结构，成功向上流动的左派领袖们成为新的精英，皮凯蒂称之为“婆罗门左派”，脱离了那些未能改变命运的下层群体，使后者沦为 “不被代表的”（unrepresented）人，这是滋生民粹主义的重要力量。
麦克莱伦等：《世界科学技术通史》（原名《世界史上的科学技术》），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 “科学哲学”科目必读书：1，亨普耳：《自然科学的哲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网上下载提要 2，查尔默斯：《科学究竟。
“不被代表的”人群，恰恰代表了人口中相当比例的“被淘汰出局的人”“被迫懒惰的人”“被遗忘的人”和“失去尊严的人”，他们被排除在任何有意义的“自由竞争”游戏之外，身处同一国度，却感到自己是“祖国的陌生人”。被排斥的群体会通过民主政治所有可能的方式表达他们的绝望、愤怒以及反抗，终将开启一场“新的阶级战争”——这是林德（Michael Lind）教授最新著作的书名（The New Class War）。
打开国外顶尖哲学系的网站,你可以看到国外哲学教育的课程设置已经形成了比较成熟的模式。一般来说,学生先要学逻辑学、哲学导论和西方哲学史,然后选修形而上学、认识论、心灵哲学、语言哲学、科学哲学、伦理学、政治哲学、美学、宗教哲学等主。
当前西方一些国家已经出现这种危险的征兆，成为左派、中间派和保守派共同关切的问题。因此，即便资本主义的捍卫者可以对（左派诉求的）平等的内在价值无动于衷，也无法忽视平等对于维系社会基本完整性的工具性意义。“资本主义依赖平等”这个反常识的事实正逐渐迫近人们的视野，而平等的“最低限度”也必定高于半个世纪前的水平。
在《外交事务》的专辑中，尤其值得关注的是米兰诺维奇的文章《资本主义的冲突》，这也是他新著《唯有资本主义》的缩减版。对于现代西方的资本主义，他做了三个历史阶段的类型划分：最初是十九世纪兴起的古典资本主义，随后是从二战时期到1980年代初盛行的“社会民主主义的资本主义”（social democratic capitalism），曾主导了西欧和北美的福利国家制度，最后的阶段是晚近四十年的“自由优绩制的资本主义”（liberal meritocratic capitalism）。他认为在优绩制资本主义中，社会要比古典资本主义时期更加平等，女性和少数族裔被赋予更大权力进入劳动力市场，福利条款和社会转移支付也被用来促进平等，减缓了财富与特权集中所造成的最严重破坏。这些措施继承了其前任社会民主主义版本的做法。
“三阶段资本主义”
但是，在全球化和新技术的影响下，经济不平等开始增加。资本收入在总收入中的占比一直在上升，这意味着资本和资本家正变得比劳动力和工人更重要。在美国，最富有的百分之十人群拥有超过百分之九十的金融资产，而美国的基尼系数从1979年的0.35上升到今天的 0.45左右。上层阶级有优异的教育背景，收入也往往很高。他们相信自己赢得的地位是源自他们的“优绩”，但这掩盖了他们从体制和社会趋势中获得的优势。精英阶层通过金融资本的代际转移，以及对子女教育的巨大投资，导致了“统治阶级的再生产”。
这些观察与马科维茨的看法相似，但米兰诺维奇同时强调了全球化的影响，包括工会的削弱、制造业工作的流失以及工资的停滞。相当一部分大众感到几乎没有从全球化中获益，因此将全球贸易和移民涌入视为自己苦境的根源，这与少数精英的感受有极大的差异，结果是严重的社会对立。精英阶层变得更加隔离戒备，而社会其他阶层越发怨恨。
在米兰诺维奇看来，对于自由优绩制的资本主义，最严重的危机在于“一个自我永续的上层阶级的出现，伴随着日益加剧的不平等”。它未来的命运取决于是否能够进一步演化，进入一个“更先进的阶段”，米兰诺维奇称之为“人民的资本主义”（people’s capitalism）。在这个阶段中，资本收入和劳动收入之间应当有更平衡的分配。这将要求“拓宽资本所有制”，远远超出目前百分之十的顶层人口。同时，需要让顶级学校和高薪工作变得更加开放，不受到家庭背景的影响。在应对不平等的问题上，人民的资本主义与早前的社会民主主义类型有相似之处，但主要着眼于寻求在金融资产和技能方面提升平等，而不是收入的再分配。与后者不同，前者只需要温和的再分配政策，因为社会已经达成了更充分的基线平等（baseline of equality）。为实现更大的平等，仍然“应当发展税收的激励措施，来鼓励中产阶级持有更多的金融资产，对非常富有的人群征收更高的遗产税，改善免费公共教育，并建立公共资助的选举竞争”。这些措施的累积效果将会使“资本和技能的所有权”在社会中更加分散。
左翼经济学家在倡导“人民的资本主义”，而保守派的政治人物提出了“共同善的资本主义”（common-good capitalism），出自美国共和党参议员卢比奥（Marco Rubio）。他11月在一所大学的演讲中，抨击了自由放任主义那种“不加以引导的市场会解决我们的问题”的观念，认为这种老办法根本行不通，因为它无法建立劳资双方在义务和权利之间的平衡关系。虽然“老办法”可能会带来GDP和利润的增长，但它本身不会带来“有尊严的工作”。他批评当前的政府政策只追求经济增长，指出“这种增长常常只能让股东受益”，却牺牲了新的工作和更好的薪酬。卢比奥对当前政治的左右两派都表达了不满，因为右派只注重维护商界谋利和股东投资回报的权利，却忽视他们对于工人和国家应有的义务，同时也忽视了工人分享收益的权利；而左派热烈呼吁每个人获取收益的权利，也强调商人有义务分享他们的成功，却很少谈论工作的义务和商业界的权利。卢比奥所构想的“共同善的资本主义”是“一个自由企业的体制”，其中劳资双方都享有权利也履行义务：“工人履行他们工作的义务，也享受他们工作的收益。与此同时，企业享有创造利润的权利，也要将足够的利润重新投资来为美国人创造有尊严的工作。”
美国共和党参议员卢比奥提出“共同善的资本主义”
卢比奥敏感于“缺乏有尊严的工作”不只是经济问题，还有深远的文化与政治影响。目前的资本主义将造成人群的对立、社会的衰败和国家的破裂。因此，他声称自己的目标并不是在左右之间开辟“第三条道路”，而首先是防止这个国家的瓦解。如果需要治理的国家将不复存在，那击败政治对手的竞争也毫无意义。致力于“共同善”和社会的融合，以及强调权利与义务的平衡等，都是社群主义思想的传统口号。卢比奥试图以社群主义的老办法来约束放任资本主义的努力未必奏效，但他明确地意识到当下的危机及其紧迫性。
一、刘禹锡的简介：刘禹锡，字梦得，洛阳（今河南洛阳）人。中唐文学家。唐德宗贞元九年（793年）进士。因参加王叔文集团的进步政治改革遭到失败，被贬为朗州（今湖南省常德市）司马等官职，在外地二十多年。后入朝做主客。
施瓦布（Klaus Schwab）是“世界经济论坛”的创始人和执行主席，12月在Project Syndicate发表文章《我们想要什么样的资本主义？》，他选择的答案是“利益攸关者资本主义”（stakeholder capitalism），这是他在1971年首次提出的概念。施瓦布认为，资本主义存在三种不同的模式，西方企业奉行的是“股东资本主义”（shareholder capitalism）模式，其根本目标是追求利润，在新兴市场兴盛的模式是“国家资本主义”（state capitalism），其特点是由国家制定经济发展的方向。而他所倡导的“利益攸关者资本主义”与前两种模式不同，是将“私营企业视为社会的受托人（trustees of society）”。文章批评了主流的“股东资本主义”追求短期和狭隘的利益，论证在当前新的社会与环境的挑战下，他主张的这种“更具社会意识”的经济模式是回应这些挑战的最佳方法。
参加美国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提名的杨安泽提出“以人为中心的资本主义”
在美国人的常识中，加税是传统左派的方案，但杨安泽的思路与此不同。他以阿拉斯加州政府给本州居民发放的津贴作对比，这项津贴来源于石油公司的部分利润。因为油矿本身是该州居民的共同财产，由此获得的利润理应分出一部分让共同财产的每一个所有者（无论贫富）共同受益，它的正当性依据完全不同于所谓“劫富济贫”的加税。以此类比，高科技公司使用了我们每个人的“数据”，由此获得的利润也理应由用户共享。值得注意的是，杨安泽在竞选中提出了“数据财产权”的概念，主张“数字数据应当被当作一种财产权（a property right）”。虽然杨安泽没有充分论述全民基本收入与数字财产权之间的关联，但在他竞选网站关于“数据作为财产权”的陈述中包括三项主张，其中之一就是主张“让人们分享由于他们的数据产生的经济价值”。这蕴含了一个新颖的理念：企业在创造经济价值的时候，使用了网民们有形或无形的共同财产，由此获得的利润应当无差异地让所有相关者分享。这是一种基于共同所有权的普遍受益观念，不同于传统左派的思路。所以，杨安泽有理由宣称自己“不是左派也不是右派，而是前进派”（Not Left，Not Right，Forward）。无论他是否成为民主党最终提名的总统候选人，“以人为中心的资本主义”的理念和全民基本收入的提案将被人铭记。
资本主义的问题
然而，在此后七十五年资本主义的演化进程中，他提出的问题总会有再次引人注目的时刻。或许，当下的西方社会正在面临一个“波兰尼时刻”。而最低限度的平等——让人们达到准入门槛，迈入有希望的公平竞争，并从中普遍受益的基本平等——成为维护社会融合的一项不容忽视的要求。
资本主义在历史上曾不断面对平等主义的挑战，也在这种挑战的压力下演化更新。西方主流思想将激进平等主义视为乌托邦式的幻想，对其可能的灾难性后果始终抱有警觉。然而，注重机会平等的自由竞争，若完全无视相对的结果平等，也很可能造成另一种灾难。当今的资本主义再次面临平等主义的巨大压力，如何应对这场考验关乎其命运。
![[日]岛田庄司《奇想·天动》作品简介与读书感悟](http://img.tianshugan.com/tsg/files/202212/1604433742636539906.jp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