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玛蒂亚森代表作，该书向读者展现了贫民窟生活的方方面面：人们的居住环境、职业与收入来源、接受教育的情况、政治生活、警察与司法状况以及民主的状态等等，为我们展现了印度城市贫民窟居民生活中需要面对的各种挑战。
安纳瓦迪贫民窟所在地属于印度机场管理局，与国际航厦入口只隔一条林荫大道。贫民窟周围是高楼大厦，用书中男主角阿布杜弟弟的话说，“我们的四周都是玫瑰，我们是夹在其中的那堆屎”。阿布杜家11口人挤在狭窄的铁皮屋里。邻居“独腿婆子”一家与他家的棚屋之间，仅相隔一条被单。
贫民窟的人们好多从事捡拾垃圾和清洁厕所等工作，有一点关系的可以在附近的洲际酒店做临时工。在“贫民窟的三千居民中，仅6人有固定工作”。由于多数人没有固定的职业，他们的收入很不稳定。
1. 《跨越喜马拉雅障碍：中国寻求了解印度》张敏秋 主编，重庆出版社，2006 2. Land of the Seven Rivers, by Sanjeev Sanyal, Penguin Books, 2013 （《七河之地》, 桑吉夫·桑亚，企鹅出版集团，2013 ）印度史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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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知名学者帕萨·查特杰认为印度的贫民窟不是公民社会，而是政治社会。贫民窟人口密集的特点使其成为各方势力极力争取的票仓。湿婆军（Shiv Sena）在安纳瓦迪以及孟买其它贫民窟颇有势力。湿婆军是以孟买为基地的印度极右翼政党， 1966年成立，以排外和民族主义倾向著称。《地下城》里的主人公阿莎就是湿婆军的忠实拥护者。阿莎看起来更像印度底层社会的政客。她善于利用各种机会为自己谋取利益。譬如从左邻右舍的投诉中看到捞钱的机会；利用政府资助的妇女互助组织为自己谋取利益，为女儿买来大学教育机会；千方百计扩大自己在贫民窟和选区的政治影响力；与管区警察维持不正当关系以便给自己找一个靠山。阿莎的近期愿望是成为贫民窟主。贫民窟主虽然是个非官方职位，但却是地方政客（如市政代表）拉取选票和协助警察维护贫民窟治安的重要依靠。湿婆军和各政党对贫民窟选票的渴求凸显了“贫民窟主”的地位。不过阿莎的目标不止于此，她的长远目标是成为市政代表，成为一个真正的政治人物。
从凯瑟琳的描述中我们可以看到印度的警察和司法系统存在的诸多问题：对于贫民窟居民来说，司法公正距离他们非常遥远。根据主人公阿布杜的看法“印度刑事司法制度就像垃圾市场一样：清白或有罪，就像一公斤塑料袋一样，可供买卖。”阿布杜一家在受到邻居的不实指控以后，遭受到司法系统一系列不公正待遇：遭鞭打、被索贿、审判过程仓促甚至随意，最后阿布杜靠捡拾垃圾致富的途径也被堵上了，一家人的积蓄耗尽，被迫迁移他处。
在《地下城》一书中我们可以看到腐败无处不在，安纳瓦迪这个小型贫民窟也不例外。在调解邻里纠纷的过程中会索贿、警察和法官办案会索贿、公立医院医生做手术会索贿、到公立学校求职会被索贿，甚至非营利组织也成为一些人非法获利的途径。印度中央政府会通过非营利组织资助孟买数百所非正式学校，在这个过程中政客和市政官员会帮助亲朋好友开办非营利组织以便争取到政府资助，至于学校是否真正办得起来并不在他们的考虑之列，在这种情况下就出现了好多这样的“学校”：它们在拍摄了孩子们念书的照片以后随即关门。用作者的话来说就是“在有权有势的印度人当中，机会分配往往是内线交易”，在安纳瓦迪，几乎所有政府行为背后都会出现这样那样的腐败。
森对于饥荒问题所做研究的成果，集中体现在他出版于1981 年的《贫困与饥荒：论权利与剥夺》一书中。在这部书里，他向从未遭到质疑的传统观点提出了挑战，这种观点认为造成饥荒最重要的原因无非是食物短缺，故往往发生在旱灾或。
印度是众所周知的议会民主制国家。印度人也以本国是“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国家”而自豪。不过印度民主的运作却存在很多问题。凯瑟琳在调查中关注到这一问题，她指出“独立印度的立国者，虽是出身高贵、受过良好教育的一群人，到了21世纪，这种类型的人已经很少参选或投票，因为富人阶层有民主以外的其他方式保障他们的社会和经济利益。在印度，认真看待选票的人是穷人，那是他们唯一拥有的真正权利”。选票似乎是各参选政党唯一追求的目标，选民是否真正受益他们似乎并不在乎。书中举的一个例子很能说明问题：“前一周，国大党的卡车停在安纳瓦迪外围，工作人员卸下八叠下水道井盖。民众聚集在路上，对这个选前礼物感到非常兴奋。多亏普利亚·杜特的政党，贫民窟巷弄不再有露天下水道。过了几天，国大党的工作人员搭卡车回来了。他们不是来安装下水道井盖，而是收回去：因为一个规模较大的贫民窟需要井盖，而这个道具可能对为数更多的选民造成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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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民窟是印度城市发展中出现的问题。根据印度2011年的人口普查，印度全国总共有1，392万户家庭生活在33，510个贫民窟。贫民窟被看作是印度城市的风险地带。为了解决贫民窟问题，印度国大党曼莫汉·辛格政府曾于2009 年发起了“拉吉夫住房计划”（RAY: Rajiv Awas Yojana，简称RAY)，并于2011 年正式公布。该计划准备建设1200 万套低价房，力图在2020 年实现一个“无贫民窟的印度”（slum-free India）。为此，要求印度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各自为贫民住房融资40%，贫民自己支付20%。
1998年获诺贝尔经济学奖。为了表彰他在福利经济学和社会选择理论研究上的突出贡献，以及他对于社会最贫穷成员所面临问题的关心，瑞典皇家科学院将1998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他。阿马蒂亚·森研究范围广泛，除经济发展外，在福利。
2014年上台的印度人民党的莫迪政府也致力于解决贫民窟问题，于2015年推出了新的消除贫民窟计划（Pradhan Mantri Awas Yojana，PMAY，意思是“总理的住房计划”），该计划的野心更大，期望印度在2022年3月之前可以推出2000万套人们可以住得起的房屋。其中既包括针对城市贫民的，也包括针对农村贫民的。它希望到印度独立75周年之际为所有人提供住房（Housing for All），到时候印度不再有贫民窟，每个家庭除了有永久住房以外，还应通水，并有如厕设施。
迄今为止两届政府的贫民窟改造计划取得的成果都不尽如人意，之所以执行效果不佳，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贫民窟的土地所有权不明晰，贫民窟缺乏系统的土地记录，不透明交易和产权冲突普遍。只要不对贫民窟土地做全面普查，贫民窟改造便很难推进。《地下城》一书中谈到的城市上层人士伪造材料购买棚屋的做法是印度政府消除贫民窟计划必须要面对的问题。此外，政客们利用贫民窟居民保留贫民窟的意愿争取选票，也是印度贫民窟改造过程被迫推迟的原因之一。如果上述问题不解决，莫迪政府提出的在2022年完成消除贫民窟的愿望依然是一个遥远的梦想。
本文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金永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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