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ゆあま《君と綴るうたかた(1)》作品简介与读书感悟

【述往】学人小传罗继祖(1913—2002),浙江上虞人。自幼在祖父罗振玉指导下治学。曾在东北博物馆、大连图书馆工作,吉林大学教授。著有《辽史校勘记》《永丰乡人行年录》《枫窗脞语》《庭闻忆略》《王国维

【述往】

学人小传

罗继祖(1913—2002),浙江上虞人。自幼在祖父罗振玉指导下治学。曾在东北博物馆、大连图书馆工作,吉林大学教授。著有《辽史校勘记》《永丰乡人行年录》《枫窗脞语》《庭闻忆略》《王国维之死》等,编有《罗振玉学术论著集》。

一出生就“认识”王国维

罗继祖是罗振玉长孙,他1913年在日本京都出生时,王国维也携家眷寓居京都,所以罗继祖一出生就“认识”王国维。在日本京都生活和随罗振玉回国寓居天津期间,罗继祖都曾多接王国维音容。罗继祖说:

我五六岁就见过他,一九二三年,他应溥仪之召从上海来北京,到一九二六年这几年间,他每到天津必住在我家,我那时已经十二三岁,至今对他的声音笑貌还留有印象,中等身材,清癯面貌,唇上鬑鬑短须,头垂发辫,戴近视眼镜和瓜皮帽,系腰带,一口海宁话,一般听不大懂。一九二七年校刊《王氏遗书》时,我十五岁,《遗书》虽然还读不懂,但却参预了校字之役。(《读〈关于王国维的功过〉》,《读书》1982年第1期)

其实不是“五六岁就见过他”,而是一出生就“见”过的。罗继祖与王国维前后相识并交往的时间有七八年之久,王国维的形象留给后人的是想象,而留给罗继祖的则是印象。加上他参与校订《海宁王忠悫公遗书》,其对王国维的熟悉程度确实非后来人可比。1940年罗振玉去世后,罗继祖积极参与罗振玉《贞松老人遗稿甲集》八种的校写以及联系印制等事,其中《后丁戊稿》即为罗继祖所编,乙丙等集也主要由其校理。罗继祖与其三姑母即罗振玉三女、王国维长媳罗孝纯也较为熟悉,与王国维子嗣似也有一定联系。

罗振玉(左一)、王国维(左二)等逊清朝廷官僚合影。资料图片

大概因为整理编辑罗振玉文集之故,罗继祖较早接触到王国维致罗振玉若干书信,最早初步整理罗振玉与王国维往返书信的应该是罗振玉本人,总数有十数册,他后将其中若干付诸装池,由五子罗福颐保存,1949年夏,罗福颐曾撰简跋,略述其经过。1963年,罗继祖即将辗转获得的160余通王国维书信辑为《观堂书札》,并交中华书局拟出版,后因故未出。“文革”结束后,罗继祖索回书札,其中118通论学书札先刊于华中师范学院历史系编印的《中国历史文献研究集刊》第一集。1979年8月,华东师范大学吴泽派人到长春罗继祖处寻访王国维遗稿,罗继祖因将《观堂书札》交付,盖吴泽拟编王国维全集,第一卷《王国维全集·书信卷》即将罗继祖所辑悉数收入,由中华书局于1984年出版。

1973年3月,罗继祖开始编纂罗振玉年谱《永丰乡人行年录》,1976年12月完成初稿。(参见罗继祖《台湾版〈罗雪堂先生全集〉校读记〔上〕》)起初,该稿本及过录本只是寄奉其五叔罗福颐、堂姑母罗守巽、堂姑丈周子美(罗庄之夫)等家人审正。1978年7月10日,罗继祖致信罗守巽云:“《行年录》重要在后半,如有意见,请提出。侄但据事直说,自问当无曲笔处。”(本文所引罗继祖致罗守巽信,均见于朱松龄编著《罗守巽资料选编》,2021年1月编者自印本)可见,此书以据事直书为原则。1979年九十月间交吴泽寓目,吴泽认为罗继祖用力甚深,澄清了不少问题。1979年11月,江苏人民出版社致信罗继祖,表达了出版愿望。1980年年初,上海、南京两地争欲出版此书,最终此书于1980年4月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并缀一副书名《罗振玉年谱》。罗继祖起初主张不署撰者之名,但在出版社的要求下署了“甘孺”之名。书出版后,罗继祖寄张舜徽一册,张舜徽回信说:“极佩叙事审密,无溢美,无浮言,宣传祖德,可颂可传……”(转引自1981年1月罗继祖致罗守巽信)这个评价应该是相当高了。

因为手握很多书札等第一手材料,故《永丰乡人行年录》中即多关于罗振玉与王国维关系的叙写。此外,有些不宜写入行年录的内容,不妨在私人通信中表达。如关于王国维与罗振玉晚年交恶之事,1978年11月26日,罗继祖致信罗守巽云:

王家的事,祖父性偏急,又专听三姑一面之辞,其实王太太这人并不凶狠,不过好听钱妈等人的挑拨,三姑就受不了,以致反目。事后王家对此并无恶感,所以《录》里也不必补叙。

很显然,罗继祖对王国维与罗振玉的关系,其实有很多话要说。不过限于年谱体例,不能过于枝蔓,遂有不少谱外之谈。类似的言论其实已先见于罗继祖1978年10月22日撰成的《跋〈观堂书札〉》(刊于《读书》1982年第8期)。

读书笔记: 书名:童年 作者:高尔基 好词 瑗际 歪斜凌乱 灰雾茫茫 轻声慢语 胆怯 不知所措 软塌塌 澄澈 耸向 独树一帜 难以置信 琐事 矗立 与人为善 不折不扣 不动声色 窥伺 掩面而笑 绵绵不断 不为所动 好句 1.我看着他好。

追溯“逼债”说之非

罗继祖发表有关王国维死因的文章是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的,促成他撰文的直接原因是“到目前还有人在刊物上说王静安之死不是殉清而是受罗逼债,岂不可笑”(1981年5月12日罗继祖致罗守巽信)。在罗继祖看来,王国维之死缘于罗振玉逼债之说,乃是因当时逊清朝廷的内部矛盾而杜撰出来的、出于政治目的虚妄之说,为何过了半个多世纪依然有人拾此陈说?

关于王、罗晚年交恶之事,罗福颐早在1953年即撰文略述本末,惜未能发表,后来罗继祖述及此事,也大体承罗福颐之说。

关于逼债说,罗继祖至少在1982年5月2日已知郑孝胥乃始作俑者。当日他致信罗守巽说:

郑海藏以诗出名而非学者,故少为人称道,且其人不纯正,祖父与之始终不协。现知王观堂死于逼债之说,乃郑作俑,而为郭沫若等人所信,则其为人更可知,殆所谓政策策士一流。此事自不必与二姑言之,侄在《行年录》中叙说已明白,将来还有许多材料可写。

所谓“政策策士一流”,实际上揭示了逼债说背后的政治阴谋。而在《永丰乡人行年录》中,罗继祖的说法尚比较模糊:

孝纯为长子妇与继姑有违言,仆媪复从中构之。静安虽家督,而平日家政皆潘主之,己不过问,与乡人事无巨细皆过问不同。至是伯深卒,静安夫妇莅沪主丧,潘处善后或失当,孝纯诉诸乡人,乡人迁怒静安听妇言,而静安又隐忍不自剖白,乡人遽携孝纯大归。自是遂与静安情谊参商。京津虽密迩,迄静安之逝未再觌面,函札亦稀通矣。伯深服务海关,卒后恤金,乡人且不令孝纯收受。(《罗振玉学术论著集》第十二集)

罗继祖在此处加按语:“罗、王之隙,外人不知内情致生种种猜测,有谓王女适罗被休,实则罗女适王,因婿死而大归也。静安投湖后,疑窦益启,至有谓逼债致死者。其真情虽王门子弟亦无知之者,何论外人,更何论溥仪。”溥仪的《我的前半生》弄混王、罗两家姻亲关系,宣传逼债说,罗继祖在此予以回应。颇疑罗继祖在为乡人撰写年谱时,尚未确知逼债说之始作俑者乃是郑孝胥,因为罗继祖在言及逼债说之时,矛头除了针对溥仪,其他就是“王门子弟”了。直到1982年5月,也就是《行年录》撰成四五年后,他才知道“王观堂死于逼债之说,乃郑作俑”。罗继祖这一节文字对王、罗晚年交恶原因的剖析是中肯的,两个不同性格的人,面对同一件棘手的事情,都没有调整自己的性格,以致近三十年情谊转成参商。同样了解王、罗晚年交恶原因的王国维弟子戴家祥,即对罗继祖《行年录》中的相关说明表达了认可。罗继祖《〈观堂书札〉再跋》一文曾略引其语云:

戴教授从王登明丈手里看到《行年录》后,写信给我,说罗、王晚年失欢一事,师母潘氏即把所见所闻告诉姨甥赵万里,赵又转告我,与大作翕若合符,无偏无颇,正是史家求是态度。

作为王国维弟子,戴家祥的无疑代表了一个重要群体的态度。

王国维殉清说的坚守者

罗继祖著《王国维之死》

罗继祖一直坚定地持王国维之死乃殉清之说。《行年录》于丁卯年记云:

年来南势北渐,乡人与同志数辈日忧行朝,以为危于釜鱼幕燕,宜为未雨绸缪之计。顾行朝上下沓泄,人言弗恤,居恒怏怏。五月三日,ありのままの君を残,静安忧愤自沉颐和园昆明湖……乡人年来与静安虽疏阔,而效忠故主之念,固信誓无贰也。“再辱”云云,自本“君辱臣死”之义。静安无遗折,殆不欲为身后乞恩计,乡人乃为代作,窃比古人尸谏,冀幸一悟……(按:遗折上,曾引起溥仪怀疑。在《我的前半生》说遗折是罗伪撰,字写得很工整,不是王国维手笔。此事始末,他人未必知,王门弟子则不容不知。)

罗继祖联合陈寅恪、梁启超之说来集成殉清尸谏说,这里的逻辑关系尚需进一步论证,但罗继祖的倾向性是非常明晰的。关于王国维之死的远因、近因说的分析维度,应该也大致符合一个自杀之人的常态。与《行年录》稍有不同的是:《行年录》主要从溥仪可能身陷危境而自己上言不能达,以此“忧愤自沉”;而此处所忧则不仅有溥仪,也有自己。至于说甲子“侥幸”不死云云,则还是为了合理解释“一辱”与“再辱”的关系。其实客观的情形是:甲子之变,不遑说溥仪,王国维同样也无性命之忧;北伐即至,王国维同样是安全的,甲子之变时,王国维尚身在南书房行走任上,而此时他从“组织关系”上已经与逊清朝廷无关。在这种情况下,能否“幸免”于难,其实是无需考虑的问题了。深感罗继祖此处“侥幸”二字或有失当。

王国维当然是关心溥仪的安危的,但以一个逊清朝廷局外人的身份,这种关心是否到了需要自沉以明志的地步,还是有疑问的。所谓“君辱臣死”,一般的前提是君已受辱,方才谈得上臣以赴死,岂有君尚未受辱,而先行赴死的?以当时王国维与溥仪行朝相当松散的关系,是否要走到这一步,实在是有疑问的。

要说明王国维之死是殉清,必须以王国维是忠心耿耿的遗老为前提,若“遗老”尚且不纯、不愿或不彻底,“殉清”未免就成无根之谈了。罗振玉一心以复辟清王朝为念,此已成共识,罗继祖也持此看法。但王国维是不是与罗振玉一样心甘情愿做遗老呢?学界的看法颇有差异。罗振玉、金梁、杨钟羲等遗老自然众口一词以王国维为忠诚的遗老,而遗老群体之外的人看法就不一定了。顾颉刚在《悼王静安先生》一文中就认为,王国维“他做遗老明白是他的环境逼迫成功的”,若非因得到罗振玉的种种帮助,王国维“何必因靠罗氏之故而成为遗老”,所以“大家只觉得他是一个清室的忠臣而已,这岂不是一个大冤枉”。(《顾颉刚全集·宝树园文存》)郭沫若在《鲁迅与王国维》一文中即认为:因为结识罗振玉,王国维的周边形成了以遗老为主体的群体。在这样一种环境中,“厚于情谊的王国维不能自拔,便逐渐逐渐地被强迫成为了一位‘遗臣’。我想他自己不一定是心甘情愿的”(《郭沫若全集》第二十卷)。1980年4月,谢国桢为《永丰乡人行年录》撰序云:“余以为雪堂老人于清末成为保皇派,犹且拖着王静安师一齐下水,误己误人,自贻伊戚。”顾颉刚、郭沫若与谢国桢都认为王国维是“被”罗振玉遗老的,“被”遗老与一心要做遗老显然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

罗继祖则承罗振玉之说,认为他们都是典型的清朝遗老。1978年10月22日,罗继祖撰《跋〈观堂书札〉》认为:“祖父和王先生效忠清朝的信念,至死不渝,这一点是共同的,并不为家庭嫌隙有所动摇。”他更认为王国维成为遗老乃是其自觉的行为,并非受罗振玉引导或逼迫。他说:

有人说观堂随祖父避地日本,才使观堂走上遗老道路,这也是形式逻辑的看法,倘使当日观堂从心里不愿追随,也不会违心曲从……我认为观堂甘心作遗老决定于去日本之前,从观堂所作《送日本狩野博士游欧洲》和他自称得意之作的壬子三诗完全可以看出。(《对王观堂的器重——〈家乘点滴〉之六》)

[日]ゆあま《君と綴るうたかた(1)》作品简介与读书感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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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谢国桢说罗振玉“拖着王静安师一齐下水”,罗继祖不能认同。他说:

据我主观认识,罗、王两人在清末这段时间对时局的看法还是很一致的,不是你东我西。从王先生性格可以说,他没有世俗猎取高官的欲望,也没有做革命投机生意的奇想,书生本色只有规行矩步地服从命运,况且回顾家世还有“安化郡王”那一段忠勇殉国的光辉历史,以及他那“我是祝陈乡后辈”的有抱负的诗句,所以跟着泛海东去,并不是受外界力量的“拖”。(《我的祖父罗振玉》,百花文艺出版社2007年版)

其实不遑说清末这段时间,民国年间,王国维与罗振玉对政治形势的判断也是基本一致的,检《罗振玉王国维往来书信》,可见其大概。罗继祖对王国维性格的把握是准确的,王国维对政治有态度,但自身基本无欲望,也就是没有用行动介入其中的欲望。张勋复辟时,寓居上海的沈曾植、康有为等纷纷北上,便无一人提议带上王国维,沈曾植更是将北上之事嘱家人勿告之王国维,可见即便在遗老群体中,王国维也是基本被忽略甚至回避的一位。

文章刻画了觉醒的知识分子范爱农倔强耿直、愤世嫉俗、有责任心的人物形象,表达了作者对旧民主革命的失望和对这位正直、倔强的爱国者的同情与悼念。感悟评价:以范爱农的悲剧提醒人们注意:革命在前进,险象已丛生,胜利未可定,。

罗继祖又说:

他前半生,出国留学,学洋文,研究西洋哲学,俨然是个维新开明人士。中间对仕进无意,专去研究文学和戏曲,也不失为一个想在新的学术领域里创新的学者。后半生由于时局剧烈转变,随我家东渡日本,治学方面也舍旧从新,又和溥仪搭上关系,堕落成为顽固遗老,走上反动。短短五十年而变化这么大,令人难于理解。不过这里要说明一下,影响不能没有,迫胁并不存在,因为王先生并不是胸无主宰随人牵着鼻子走的人。(《〈观堂书札〉再跋》)

即便罗振玉家人,也并非都从殉清角度来解读王国维之死。1954年,罗福颐曾撰《忆观堂先生手札二通》(《江海学刊》1982年第2期),其中即有云:“其实观堂丈之死因,实先罹丧明之痛,后悼乱离之忧。”此文虽然发表于文章撰写后近三十年,但他对王国维死因的分析,与王国维之女王东明的看法相似,尤其是王国维之死与长子王潜明之死的关系,两人的看法彼此呼应。我觉得应该引起充分重视。

“同志数辈”说与逊清朝廷党争

这里再简略说说罗继祖提到的“同志数辈”的内涵,字面上当然是指志同道合的几个人。在王国维与罗振玉交恶的情况下,王国维不在“同志数辈”,大概是不言而喻的。但据实说,王国维原本是在其列的。丁戊年(1937),罗振玉撰《升文忠公〈津门疏稿〉序》言及溥仪在紫禁城时,升允密疏陈奏,“或公起草,或遣予代作,或一人具疏,或联名以闻。当道为之侧目,致以公与予为朋党,公弗顾也”。此处虽然只是言及罗振玉与升允二人,但其实下面接着说:“亡友王忠悫公受知于公,为公门人,其任南斋时二疏并附录卷末,一以志公眷眷君国,一以志当日之声应气求,如公所谓吾道不孤者,俾传之方来,不至泯灭。”(《罗振玉学术论著集》第十集)

王国维与升允声应气求,确乎是事实。罗继祖《永丰乡人行年录》亦记云:

乡人与王静安先后被逊帝召直南书房,王出升吉甫荐,乡人度亦出升荐,曾面质,升坚不肯承。乡人既屡与升联名上书,逊帝师保左右嫉之甚。及逊帝出居日使馆,诸人议论纷纭。升自津扶病趋谒,赞乡人议,群遂指目为朋党,郑孝胥且悻悻南归。即逊帝莅津,租张园为行邸,时园归粤商,乡人与同直清远朱聘三汝珍共经手,某某乃藉端媒蘖,计得售,逊帝渐疏乡人。顾问之授,外示尊崇,实远之也。

这里说了溥仪身边的派系斗争问题。其实罗继祖在《〈观堂书札〉再跋》中将张园当时的党争说得更为细致。他说:

溥仪身边大致分成三派:亲贵和内务府旧人为一派,郑、金就是从这一派里分裂出来的;以陈宝琛为首,因他是师傅最受溥仪尊敬,有一些人依附他作外围成一派,这两派人数都较多;南书房同僚温肃、杨钟羲、朱汝珍和祖父、王先生,包括柯劭忞(柯名义隶懋勤殿)为一派,这一派人少力弱。党论倾轧的结果,祖父被疏远了,派中人也受到打击。(《〈观堂书札〉再跋》)

这就是当时朝廷三组“朋党”的基本情形,而郑孝胥与金梁则是其中用力最大者。后来的情况虽然有一些新的变化,但罗振玉的劣势还是没有改变。罗继祖说:“后来张园小朝廷的权一直掌握在具体执事人胡嗣瑗、景方昶、陈曾寿几个人手里,郑孝胥和他们时分时合,因为只有他们才能朝夕和溥仪接近,他们又都学会一套固宠弄权的手法,得到溥仪的信任,把张园弄成死水一潭,外人如何也打不进去。”(《〈观堂书札〉再跋》)升允、罗振玉与王国维三人是相对固定的“朋党”,其中升允与罗振玉要更为密切,而朱汝珍则是与罗振玉共同经手张园的人。因为他们一度深得溥仪赞赏,也因此受到其他政客的嫉妒。郑孝胥悻悻南归大概就是一种迹象了,但后来郑孝胥地位日隆,罗振玉的边缘化也就慢慢成为了现实。今检王国维与罗振玉往返信件,也颇有共疏之例。但当年的“同志”,到了1926年、1927年之交时,显然发生了转变,这也同样是一种事实。

二、活动简介: 4月23日是世界读书日,为庆祝这个庄严而神圣的日子,也为提高大学生对读书的重视,让更多的人漫步于书廊下,畅游于书海中,从而学得更多获得更多,世纪星小学部特举办此次活动,以“齐诵梁启超的《少年中国说》”“千余名师。

值得注意的是:罗继祖关于王国维自沉的描述应该更多来自于罗振玉的自述。罗振玉在《集蓼编》中述及此事云:

罗振玉的表述还是有比较明确的时间意识的,罗继祖以“年来”二字,将“同志数辈”的关系似乎一直延续到丁卯五月。而罗振玉则将“乙丑以后”与“丁卯”做了区分,在丁卯以前是明确的“予与升文忠公、王忠悫公”三人,而言及丁卯,则不再合说三人。但将时局与王国维之自沉直接联系起来,罗振玉与罗继祖还是一致的。罗振玉以“完大节”来定位王国维之死,则殉清之意故昭昭在焉,罗继祖承续此意,只是言说得更为详实而已。

辩诬:身份与学术的双重责任

1918年4月25日,罗振玉致信王国维,提及柯劭忞之幼子方六七岁,“颇似长孙”,罗继祖在此信下按云:“公札中谓‘颇似长孙’,乃以我为比,我小时弱不好弄,公甚喜我规行矩步,听大人话。记得我七岁返上海时,熟人见我说举止甚似三太爷(三太爷乃淮安人对公之习惯语)。公此札竟举我为典型,可见爱我之笃矣。”(《罗振玉王国维往来书信》,东方出版社2000年版)作为长孙,罗继祖幼时备受罗振玉赏爱。

陶继新老师从12场精彩的讲演中,精选其中的3场,是因为“读书与教师的生命成长” 旨在通过高质量的经典诵读,提升教师的生命质量;“打点幸福人生”该话题以“幸福”为切入点,受众范围广,颇具人气;“孔子的精神世界”是陶继新老师十多年前学。

“这几年来,我所做的工作之一,就是为我祖父辩诬,同时也为王观堂先生辩诬。”(罗继祖《再为观堂辩诬》,《扬州师院学报》1987年第4期)辩诬应该并非罗继祖的初衷,只是对于被尘埃掩盖了很久的事实,他有一种揭示真相的责任感和使命感。质实而言,罗继祖对王国维之死的看法基本上笼罩在罗振玉之说之中。但除了殉清说之外,罗继祖确实澄清了诸多谬说,其贡献值得充分肯定。

《光明日报》( 2021年09月20日07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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