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阿尔贝·加缪《加缪手记》作品简介与读书感悟

1940年,加缪与弗朗西娜·富尔结婚,并进入《巴黎晚报》工作。他还加入了抵抗德国入侵的秘密组织,负责情报搜集和地下报纸出版,参与筹办《战斗报》。1942年,《局外人》与《西西弗神话》先后出版,受到广泛

1940年,加缪与弗朗西娜·富尔结婚,并进入《巴黎晚报》工作。他还加入了抵抗德国入侵的秘密组织,负责情报搜集和地下报纸出版,参与筹办《战斗报》。1942年,《局外人》与《西西弗神话》先后出版,受到广泛赞誉。在萨特剧本《苍蝇》首演后,加缪与萨特、波伏娃等青年知识分子相识并密切交往。他还获得抵抗运动勋章,并担任伽利马出版社文学顾问。然而,在1951年《反抗者》出版后,加缪与萨特激烈论战,最终彻底决裂。

50年代后期,加缪密集创作了一系列小说、戏剧、散文、政论。1960年1月4日,当加缪的创作生命处于顶峰阶段时,不幸在一场车祸中意外身亡,却依旧为我们留下了一份厚重的遗稿《第一个人》,此书在1994年由其女儿整理出版后,再次轰动文坛。

纵观加缪一生,他在30年代为阿尔及利亚卡比利人贫苦生活撰写长篇系列纪实文稿,号召全社会改变对阿拉伯人的歧视性目光和掠夺性律法,可谓公正;他作为《战斗报》编辑,在抵抗运动期间,用纸和笔与纳粹进行长期的无形抗争,可谓勇气;他在阿尔及利亚战争期间,不断奔波于地中海两岸,呼吁各方停止杀戮、进行和平对话,可谓节制;他洞察并彻悟现代社会中人类的荒诞与反抗,阿尔贝加缪作品,可谓智慧。古希腊“四德”便这样在他身上重现。他是一位高超的作家,更是一个堂堂正正的大写的人,对此,加缪当之无愧。

“在正义之前,我将首先保卫我的母亲”

加缪47年的短暂人生,经历了人类历史上最血腥、最残酷、最疯狂的半个世纪,经历了一个由战争、屠戮、流亡、集中营与原子弹组成的黑色时代。这其中他卷入最深并对他个人伤害最深的,无疑是阿尔及利亚战争。他的和平理念被交战双方厌弃,承受着无数同代人的致命围攻,不得不陷入沉默,在故乡流亡。1957年12月13日,在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于斯德哥尔摩大学座谈期间,一名强行闯入的阿尔及利亚学生厉声责问加缪为何对阿尔及利亚独立事业默不作声,而加缪只迂回地回应了一句话:“我相信正义,但在正义之前我将首先保卫我的母亲。”

这也许是加缪一生中遭遇最多质疑、曲解和责难的一句话。首先必须指出,在加缪的语汇中,“母亲”并不指向“祖国”,尤其不指向“法国”,在自传体小说遗稿《第一个人》中,加缪曾对此有过详细描述。所以,“母亲”与“正义”的冲突,绝不是祖国母亲与民族独立之间意识形态的冲突。加缪所要保卫的,是真实生活在阿尔及利亚被恐怖袭击所威胁的母亲,也是由母亲所代表的人与人之间亲近友爱的情感,以及以母亲为象征的一切在暴力面前无辜柔弱的生命,这是个体的正义;而“正义”一词则指向阿拉伯人追求生存权利的正义,是民族的正义、群体的正义,也是加缪本人从30年代于《阿尔及利亚共和报》任职开始便为阿拉伯人奔走呼唤的正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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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缪不仅支持阿拉伯人对平等生活的追求,而且从1937年到1957年的整整二十年,他一直关注着阿拉伯人的生活境遇,他比大多数法国知识分子更了解他们的苦难,更愤慨法国政府政策上的无能。他认可阿拉伯人的独立诉求,但他无法接受他们为达成此目标而使用的手段:向无辜者展开恐袭。

在这一点上,他一生的友人与敌手萨特为他撰写的悼文也许说得最为准确:“他那固执的、局限而纯粹的、严厉而肉感的人道主义情怀,向我们时代里那些广泛而丑恶的秩序发起了充满疼痛的挑战。但也正是通过这些顽强的抗争,加缪在我们这个现实的金钱与马基雅维利主义盛行的世界中,重新确认了道义的存在价值。”

1942 年《局外人》发表的同一年,加缪也写成了《西西弗的神话》,是一本哲学随笔,再加上剧本《卡利古拉》,构成他的荒诞三部曲。 加缪与萨特一样,是在文学界和哲学界同时取得巨大成就的作家之一,就像演艺界「演而优则唱,唱而优则演」。

“我不是一个存在主义者”

加缪一生中的最大对手,包括这些具体的人与事在内,也许都可以笼统地归结成一个词:“荒诞”。他与荒诞的战斗虽互有胜败,但他从未举手认输。所以,不要被《局外人》蒙骗,加缪本人绝不是一个被荒诞吞没的“局外人”。就像加缪所说,西西弗“离开山顶并渐渐深入诸神洞府的每个瞬间,他支配了自己的命运。他比他推动的巨石更加强大。”这同样可以视为加缪本人的生存信念。

《加缪手记》中可以理解为男人对女人的爱事实上是不会全面甚至是虚假的,其意在告诉我们真正的爱是可以超越一切东西的。原文为“火车上的小情侣。两个都长得不好看。她拉着他,笑吟吟的,撒娇,撩拨他。而他,两眼无神,。

在通往山脚的途中,西西弗清楚地知道被自己努力推上山的巨石依然会滑落,而他却选择再次用肩膀抗住荒诞的巨石,并勇于承担一切。正是这种清醒的意识,使得他的行为拥有了一种英雄般的壮烈,使他不同于一个推石头的奴隶。于是推动巨石这一原本诸神对西西弗的天罚,就变成西西弗对其生命意志的磨砺。尽管荒诞依然笼罩着世界,尽管他无法从这个世界中逃离,但命运却从此不再受诸神支配,而仅属于他自己。西西弗以向上攀登的努力为生命重新创造出了意义与价值,于是开始了荒诞的败退与人性的胜利。当他以肉身之力推动象征苦难与荒诞的巨石并与之一较高下的时候,一个消极的关于永恒天罚的神话,便转化为一种探寻生命意义的悲壮激励。

对加缪而言,每一个人都必然也必须在其生命中直面荒诞及其变体,但它们绝非生活的终点,更不是生命的一切。重要的是在认识这一切之后,建立起新的行动准则和生活态度,为重获人之为人的尊严而努力拼搏。加缪带着他心中“永不熄灭的太阳”的全部热力,闯进了这个寒冷荒芜的世界。他知道“荒诞产生于人类的呼唤与世界无理的沉默之间的对立”,他知道在人类的生命中将注定与荒诞感遭遇,他知道这样的遭遇伴随着痛苦;但他也说过,他无法忽略“这个让我感到威力与勇力的世界”,无法“顽固地否认那些我的手掌抚摸与嘴唇触碰的东西”。正是在这里,我们看到日后加缪为何会强调自己“不是一个存在主义者”。这与他和萨特友谊的决裂无关。

在思想根源处,加缪认为这个世界存有先天本质,并非一切都是后天的生成与选择。加缪反对现代哲学“把价值放置在行动终点”的做法。判断价值的标准对加缪而言是先验的,固守于对生命本能的尊重之中,这样的先验性无需形而上学的思辨,而与他直接面对生命时的感悟相关。加缪的世界里有一颗坚实的果核,这颗果核来自他质朴的生活经验,来自他双眼的注视与双手的抚摸,不是纯粹的逻辑思辨,不是巴黎高师天之骄子们的清谈玄思。这也是为何加缪同样否认自己是“一个哲学家”,虽然他的著作并不缺少抽象思维。

[法]阿尔贝·加缪《加缪手记》作品简介与读书感悟

“感受大地与自我的联系”,“在大地上重现普罗提诺所向往的和睦”,这可以视作一个充满荒诞感的作家内心最深层的意愿。加缪说,“想做到纯粹,便要重新回到灵魂的故土,在那里与世界的亲缘关系变得易被感知,在那里血肉之躯与午后两点钟阳光暴烈的脉搏再次接合。”人与世界的疏离造成了荒诞,这是每一个现代人必须正视的“命运”,更是每一个勇者必须承担的痛苦;而当他们坚定地再一次踏入世界,爱便能因此诞生。

在加缪看来,这样一份警醒澄明的爱才是一种真正的爱意。“没有对生活的绝望,就没有对生活的热爱”,他在早年写下的这句话,绝非一句夸张的悖论。这一对看似无法调和的冲突,造就了加缪独特的诗意,使读者即使在他冰冷如刀的文字中,仍然能体察一份深沉的温暖,使我们懂得在无法逃离的荒诞与死亡面前,仍然有值得去寻觅与坚持的幸福存在。

“我反抗故我们存在”

加缪在《西西弗神话》中说过,荒诞产生于人与世界的对立与碰撞,而一个认识到荒诞的人无法回到曾经麻木的状态中去。在《反抗者》中,加缪认为应当以反抗去对抗荒诞,人类只有在与其阴暗面永恒的抗争中,才能重拾生存的尊严。如果没有这样的反抗,荒诞只能把人引向自杀,将仅仅是一种逃避与屈服。

与此同时,加缪心中更生发出一种宏愿,他希望从个人孤独的处境中走出,与更广泛的人类连为一体,于是,他写出了一句振聋发聩的名言:“我反抗故我们存在”。把单个的“我”扩展至集体的“我们”,将个体独自一人的内心抗争引向了一群人共同的全面奋战。这种反抗将使一个人走出他自身的孤独与个人逻辑的困境,他依然为自己而奋斗,同时与他人并为他人而战。这便是加缪对人类的大爱,也是他真正的理想主义之所在。

这似乎与出生在马克思哲学美好图景的乐观、生活于资本官僚冲突现实并由此反思的一代人的思想动态不谋而合(在手记中得知,1934年,加缪的确在21岁加入了共产党,并在1937年退出)。加上《加缪手记》前言的触动——“持之以恒,专心致志,不。

正如罗杰·格勒尼耶在《阿尔贝·加缪:阳光与阴影》中所说,“如果说他最初的分析导致荒诞,这绝不能让他为此感到满意,而是为了追寻一个出路,追寻反抗与爱。”在《反抗者》中加缪以一种直截了当的方式说道,“于是人们懂得反抗不能放弃一种奇异的爱。那些既不能在上帝处也不能在历史中找到栖身之所的人,必定要为了那些与他们一样无法生存下去的人们而生存下去:为了所有被侮辱的人们而生存下去。最纯粹的反抗运动于是将秉承卡拉马佐夫悲痛的呼喊:如果人们没有被拯救,那拯救一人又有何益!”加缪用他笔下人性之光的力量,见证了他以生命之名在大地上踏出的坚实步履。

当加缪于1957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他在个人演讲《艺术家与他的时代》中强调,“美,即使在今天,尤其是在今天,不能为任何党派服务,在长远或短暂的期限内,它都只能为人类的痛苦与自由服务。”他正是这样身体力行的。他说过,“艺术家,在他道路的终点,将去宽恕而非判决”。这就是加缪作为一位作家对人类的尊重与爱,他是一位真正的仁者,这其中浸透着加缪对人间的拳拳爱意。

桑塔格曾在《加缪的日记》一文中说:“卡夫卡唤起的是怜悯和恐惧,乔伊斯唤起的是钦佩,普鲁斯特和纪德唤起的是敬意,但除了加缪,我想不起还有其他现代作家能唤起爱。”用加缪自己的话说,“艺术家真正出于对同类的爱而进行辩护”。这份深厚的爱意,将加缪与世界、与他人、与自我联系在一起,使他从任何意义上说都没有成为一个局外人,而是以一个反抗者的姿态,为所有人射出“一支最刚劲的自由之箭”。

加缪曾经说过,“我一直坚持认为,这个世界并无超凡的意义。但我知道这世界上的某种东西是有意义的,那就是人,因为人是唯一提出了生而有意义的生灵。”加缪始终在寻找人类身上无法磨灭的人性,这正是他一生汲汲以求的目标。瑞典皇家学院授予加缪的诺贝尔文学奖颁奖词可谓一语中的:“就加缪个人而言,他已经远远地摆脱了虚无主义。他那严肃而又严厉的沉思,试图重建已被摧毁的东西,使正义在这个没有正义的世界上成为可能,这一切都使他成为人道主义者。”

加缪在作品中燃烧起来的火光,不会再熄灭。而我们也都将因此和他一样,在这个荒凉的世界里,艰难却坚定地走下去。

“那些相爱却相离的人们也许生活在痛苦中,但这并不是绝望:他们知道爱情长存。这就是为什么我能双眼无泪地忍受着流亡。我依然在等待……我随时可以起航,无视绝望。”加缪的创作与人生远远不止一个等待的姿态,他已经起航,死亡亦无力令其中断,而我们也将与之一同出发。

□张博(巴黎索邦大学法国文学博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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