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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雷吉斯·德布雷《法国的知识权力》作品简介与读书感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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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汇》第一期和第二期伴随杂志发行量和声望下降,并且向早期更折中、不那么意识形态化的风格回归,因为未能止住亏损,它在六十年代的动荡转向中气数耗尽,而此时这份刊物距离古德温离开时的样子并不太远：阿尔弗雷

《文汇》第一期和第二期

伴随杂志发行量和声望下降，并且向早期更折中、不那么意识形态化的风格回归，因为未能止住亏损，它在六十年代的动荡转向中气数耗尽，而此时这份刊物距离古德温离开时的样子并不太远：阿尔弗雷德·谢尔曼（Alfred Sherman）在1968年表示，“企鹅图书作为共产主义和极左宣传的一大渊薮，已达三十年之久”，这家公司最近出版了雷吉斯·德布雷（Régis Debray）的书，此人乃是一名红色法西斯主义者（《革命的精神病理学》[The Psychopathology of Revolution]，《二十世纪》，1968年，第三期，44-45页）。它最后一任共同主编迈克尔·艾文斯（Michael Ivens，1967至1972年间任职）在七十年代是资本的激进同侪。当谢尔曼（Sherman）同基思·约瑟夫（Keith Joseph）和撒切尔一道，在1974年成立了政策研究中心（Centre for Policy Studies），将其发展成其时的核心右翼智库，艾文斯既领导着“行业目标”（Aims of Industry）这个私有化的游说先锋，又率领全国自由协会（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Freedom，简称NAFF）破坏了1976至1978年间的格伦威克（Grunwick）罢工。（在这几年里，迈克尔·古德温成了冲突研究所[Institute for the Study of Conflict]的行政总监，从事反对“恐怖主义和颠覆”的斗争。该所由澳大利亚特工布莱恩·克洛泽[Brian Crozier]所建，长期得到英国情报部门和中情局的资助，1979年，克洛泽被革职，古德温任总监，直至十年后离世。）艾文斯不会认为这些活动在任何意义上与他在《二十世纪》扮演的角色相抵触。在这份刊物，他最早写下的话包括：“资本主义，对我而言，似乎是文化和交流在现代国家的最好基础。”（《赞助的问题》[A Problem of Patronage]，《二十世纪》，1967年，秋季刊，30页）

从这里面看到一个法国老左派跟一些中国知识分子之间在革命问题上面的看法，这个看法的分别是很早就有，到现在仍然如此。——梁文道 作者简介：雷吉斯•德布雷：著名革命家切•格瓦拉的战友，龚古尔文学奖评委，作家。

迈克尔·艾文斯

三

《二十世纪》和它的直系先辈的世界，与《新左评论》及其前身的世界之间，有我们能够想象到的最遥远的距离。但怎么偏偏就在这里出现了一个雷蒙德·威廉斯的重要文本，而且恰好是在爱德华·汤普森在《新左评论》向威廉斯叫板的节骨眼上，它的内容还关乎汤普森提出的一个核心问题？《马克思主义的未来》（The Future of Marxism），1961年7月刊登在了《二十世纪》。假设两月出版一次的《新左评论》通常——从那时起直到现在——都在双月里问世，1961年7月便是在汤普森文章第一部分发表的6月，和第二部分发表的8月之间。汤普森可能在5月完成了书评，因为他提到《漫长的革命》是在两个月前出版的；威廉斯写这篇文章，则不会迟于6月。所以二人的写作时间几乎是完全重合的。威廉斯把他的文章发给汤普森看了吗？这个可能性几乎可以排除：因为一起严重的排印事故，《新左评论》所刊汤普森书评的第二部分缺了关键一页，作为某种蹩脚的补救，这一页外加一则道歉

刊有《马克思主义的未来》的《二十世纪》（1961年7月）封面，佩里·安德森摄于大英图书馆。

在一个层面上，答案看起来一目了然。古德温离开后，阿斯特买下《二十世纪》，组建了编委会，其成员大多招募自他旗下的报纸，尔后，主编便频繁更替。1961年初，最新一任主编是戏剧评论家理查德·芬勒特（Richard Findlater），一名终身戏剧爱好者。3月，因为赔钱，已经客座编辑了一期戏剧专号的芬勒特宣布，杂志自此由月刊变为季刊，每期将聚焦一个单独主题。芬勒特痴迷舞台，自然会接触作为这方面权威的威廉斯，事实上，威廉斯为后来一期季刊贡献的另一篇文章，便是对英国近期戏剧作品的述评。然而为什么芬勒特会约一篇谈马克思主义的未来的稿子，还是个谜。鉴于这篇文章的严肃性，它与周遭的一切都看起来格格不入：它被掖在了一期喜剧特刊后面的报屁股杂烩里，而这期特刊，更集合了一时之小丑、弄臣和智者（wits）：比奇科默（Beachcomber）、彼得·桑普勒（Peter Simple）、巴德·弗拉纳根（Bud Flanagan）、伯纳德· 霍洛伍德（Bernard Hollowood）、乔纳森·米勒（Jonathan Miller）、金斯利·艾米斯（Kingsley Amis）、菲利普·拉金（Philip Larkin）、安东尼·鲍威尔（Anthony Powell）……

德布雷于1960年十分出色地成功通过了法国高等师范学校的入学考试：他以入学考试状元的身份进入学校，然后于 1965年获得哲学教师资格，同时称为共产主义学生联盟中的积极分子。他于同年到了古巴，在玻利维亚追随切.格瓦拉。他于

《二十世纪》1961年7月号“致读者”

《二十世纪》1961年7月号目录，佩里·安德森是在检索安东尼·鲍威尔的材料时，法签不去法国的后果，意外发现威廉斯这篇文章的。，

[法]雷吉斯·德布雷《法国的知识权力》作品简介与读书感悟

《新左评论》2018年重刊的《马克思主义的未来》

威廉斯投给《二十世纪》的稿子里，包含了他对1917年以来的世界历史进程的一系列看法。这些陈述简洁有力，纵横捭阖，在他的写作中独树一帜。虽然其长度仅为汤普森对他说的话的三分之一，但却视野更宽广，论证更复杂，结构更紧凑。和汤普森一样，威廉斯也提到了乔治·李希特海姆不久前出版的著作《马克思主义史论》（Marxism: An Historical and Critical Study），后者断定它的研究对象是一个油尽灯干的形而上学体系（system），当然类似的宣判并不新鲜，而威廉斯想要究问其准确性。其时，马克思主义是三分之一个世界的官方学说。该如何评判那些宣称信奉它的体制（systems）呢？一种声音放大了恐怖的记录，声称极权主义各有变种，同气连枝。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它们越来越像西方的现代社会了，本来是两种对比鲜明的工业社会版本，但到底是工业社会，各种技术专家统治形式如今殊途同归。这两种解读都不具有最终说服力。恐怖断不能穷尽共产主义社会，其经济成就，更不用说文化成就，无法化约为此。美国和苏联也不能被笼统视作由同等相当的精英运作的、相似的组织系统。作为秩序，一个根深叶茂，一个新枝初长，双方精英所致力于达到的社会亦判然有别：美国人要商业民主，原则上个体消费者至高无上（sovereign）；俄国人要指令经济，原则上共同体至高无上。威廉斯没有在任何一个国度里生活过，也不分享任何一方的价值观，但只要对它们各自的交通系统略作考察，他就足以看清二者的实际区别。

以上这套因循之论（conformism）仍视而不见的现实是：在别处——落后且亟需发展的世界上绝大部分地方——发生的革命的影响，无法与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生活状况相隔绝。北大西洋国家形成了一个联盟，其根本行事逻辑就是消灭或遏制共产主义，以及破坏、延迟或转移殖民地的革命。生活在西方的社会主义者必须在自己的社会中与这两股压力对抗，这便意味着，他们首先要在国际事务中作斗争，献身和平、民主、发展的事业，把它们当作牵动着世界各地人民的问题来对待。这不等于在冷战中站边。这意味着，西方之外，无数的人们，都与我们有关，他们在非常不同的条件下为解放而斗争，我们本着对话而非认同（identification）的精神加入他们，不仅注入“独立批评和积极民主的传统”， 还要贡献近来关于工作和文化问题的思考，因为这与五湖四海的社会主义者都休戚相关。马克思主义的未来在于恢复政治视野的整全性，从而能够在当代不同的资本主义、共产主义和殖民主义世界中，界定各种社会主义运动之间的关系。

雷蒙德·威廉斯

四

那么，如何定义威廉斯的文本与汤普森的评论的关系？在两人的龃龉（mésentente）中还有一个小讽刺，威廉斯的文章开篇，对比了作为机器人机械表达的论辩和源于经验（experience）的人的语言。这番带有时代特征的呆板描绘，不仅因生造而显牵强，更没有理解论辩这一形式的价值，以及限度：它把“经验”——这将成为汤普森最广为人知的法宝——作为检验其对立面的标准。困难却在于，同样的经验，可以有任意多的，甚至是截然相反的历经（lived）和阐释的方式，而就论辩而言，这既不用被考虑，亦无足轻重。威廉斯此文所写的主题，体现出汤普森对威氏社会主义的性质的误解程度之深——不是因为他粗心毛躁，或为论辩煽惑，而是因为他依据的是摆在面前的《漫长的革命》。很难想象还有什么会比威廉斯发在《二十世纪》的文章更不脱离主要的社会主义智识传统，更不含糊（oblique）地评论马克思主义，换言之，更直截了当地与马克思主义正面相视了。对待阶级斗争总默不作声，或顾左右而言他？它每隔一页就出现。法西斯主义：非但没有缺席，反而摆在了历史比较的最前面。帝国主义：相较于责备他略而不谈的批判文章，威廉斯赋予了它在社会主义政治中更核心的位置：对于他，这是“现在统领性的事情”，是马克思主义的焦点所在，压倒一切其他事务。国际主义：同样充满悖论地，威廉斯的强调有过之而无不及——社会主义事业“首先”要着眼于国际问题。

所有这一切都没有推翻汤普森的论旨。因为《马克思主义的未来》不能被解读为仅仅是《漫长的革命》某个未知的补充文本。在一些地方，二者实际上无法兼容合拍。当汤普森写道，即便到书的最后，“我们都很少注意到英国是一个帝国，在这个世纪里，我们始终卷在世界危机之中”，他所言非虚。关于这个问题，《马克思主义的未来》是这么说的：“西方社会的形态本身主要是由这场国际斗争所决定的，开放的福利国家似乎只是后者的边缘伴生物。诚然，在我看来，这个意义上的安逸且不断改善的社会在英国的延续，似乎取决于对于国际军事斗争的事实，以及世界经济变化的事实的无视，然而前者正从内部深刻地改变我们，后者则使我们目前的舒适生活难以为继。”如是判断与《漫长的革命》中不自觉地囿于英国的社会向善论（meliorism）背道而驰。矛盾对于大思想家并不罕见，往往是他们创造力的代价——和标志。无疑，这里又是一例。

爱德华·汤普森，1980年。

在威廉斯写作的时刻，古巴革命方满一年不久，并且刚刚在猪湾粉碎了一次帝国主义的颠覆企图，阿尔及利亚革命还没看到胜利，苏共二十二大将要迎来苏联非斯大林化的高潮，美国在南越的保护国地位开始变得岌岌可危。威廉斯对共产主义革命和殖民地革命，以及马克思主义之于它们的意义所采取的观点，是那个反抗的时代的产物。正是汤普森，尽管他对时代的敏感丝毫不逊色，警告人们不能低估时代逆转的可能性。一场漫长的反革命，穿插着几场短暂而灾难性的反革命，仍是大概率会发生的。果然，一语成谶。在威廉斯1988年去世后的一年之内，东欧政权相继倒台，随后，苏联解体。四分之一个世纪后，世界最大的经济体比历史上任何一个国家都要快地使更多人摆脱了贫困，掌握了读写能力。但谁又能不把它视作一个巨大的军事-工业国，或者认为它免于大国沙文主义了？在拥有万隆记忆的前殖民地世界——印度、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缅甸、埃及、约旦、利比亚、苏丹——民族解放成了一个空洞的词语，通常意味着截然相反的东西。至于国际主义，它在古巴的最后哨所正在挣扎求存。在西方，一个严苛程度超出六十年代任何想象的资本主义，不间断地统治了四十年，在其治下，不平等逐步升级，不安全逐渐蔓延，工人阶级被严重削弱：这与威廉斯和汤普森书写的那些国内状况有天壤之别。

这些变化，对于他们当时各自关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解，有何启示？也许主要是以下这点：他们都把工作重心局限于批判和建议的任务，却忽视了解释的任务。苏联的指令经济在西方更高生产力——不论是工业还是军事——的压力下轰然倒塌，更有远见的布尔什维克则预言，即使在孤立状态下，它很可能也会迎来同样的命运。资本主义在新自由主义方向上激进化，源于胜利者经济体内部过度竞争的压力：自七十年代以来，经济增长稳步下滑，投机取代了生产，工资停滞不前，政治体制封闭。在西方，漫长的反革命是由长期的经济低迷所驱动的，后者时至今日还流毒四方，尽管各种平民的（popular）、智识的反抗迹象已经开始浮出地表：美国的桑德斯主义、英国的科尔宾主义、法国的“黄背心”运动，此外还有学生马克思主义者——威廉斯设想的那种批评精神一定会奋起——出现在世界其他地方。

因为读者面广,发行渠道通畅,《读书》作为文化刊物,在一般公众中及在法国国外,知名度有时反要比精英杂志大。比如在我国知识界,就有很多人知道这本杂志,一家著名的人文杂志,在它为法国文化动态所设的专栏中,也直接以《读书》上的文章。

佩里·安德森关于霸权/领导权的历史比较语文学研究

雷吉斯·德布雷审判:l967年 让法国知识分子朱尔·雷吉斯·德布雷站在玻利维亚苍蝇乱飞的村子里面对军事审判庭的是一条充满曲折的路。德布雷出生于1941年,其家庭是一个拥有特权的保守家庭——父亲是一名律师,母亲在“二战”中参加了法国的抵。

《五一宣言》（2018年再版）和《通往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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