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哈佛大学人类学家佛洛伦斯·克拉克洪（Florence Kluckhohn）告诫傅高义（Ezra F. Vogel）：“如果你想深入洞悉美国社会，就应该负笈海外，在另一种迥然不同的文化中生活，并浸淫其间。”
当时的傅高义刚刚获得哈佛大学博士学位，立志以研究美国社会为业。然而导师的这一句话，成为了他学术生涯的转折点。次年，为了扩大自己的家庭与心理健康研究的民族志背景，傅高义偕当时的妻子苏珊娜（Suzanne Hall Vogel）和刚满一岁的儿子远赴东京，无意间开启了东亚研究的大门。
从1958年研究日本开始，在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傅高义陆续发表了一系列社会学著作——从1963年的《日本新中产阶级》到1969年的《共产主义下的广州：一个省会的规划与政治（1949-1968）》，再到1979年《日本第一》、19089年《先行一步：改革中的广东》（1989年）和《日本还是第一吗？》（2000年）、《中美日关系的黄金时代》（2002年）、《邓小平时代》（2011年），等等。他在哈佛获得了“中国先生”的称号，并被认为是美国少有的精通中日两国事务的学者。
11月5日，傅高义接受华东师范大学邀请，在大夏论坛以“中日关系与东亚的未来”为题发表演讲。基于自己对中日两国的多年研究，傅高义论述了中日双边及中美日三边关系的历史发展，并分析了影响中日关系的因素。他认为，目前是中日关系改善的好时机，而良性的中日关系，不仅有益于维护地区稳定，也能够帮助中国进一步扩大国际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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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与1992年：中日关系的两个关键节点
这是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国家领导人第一次踏上日本的国土。访日期间，邓小平除了参加条约批准书交换仪式，还会见了日本裕仁天皇。邓小平与天皇的历史性握手，对于发展中日关系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在同福田赳夫首相的会谈中，邓小平明确表示，发展“中日友好”关系是中国的长期对日外交方针，而绝非一时一事的权宜之计。在会见日本经济界人士时，邓小平表达了中国人民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坚定决心，并强调指出，中国在坚持自力更生的同时，将努力学习和借鉴包括日本在内的各国先进经验，借助日本的科学技术甚至资金，以加快中国的建设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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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一次成功且收获重大的出访。在亲眼见证了日本社会的物质繁荣后，邓小平更加坚定了向日本学习的决心：他乘坐了彼时国内仍不存在的新干线，中国人研发高铁的心愿就此扎根；他参观了新日铁君津制铁所，对陪同的新日铁会长稻山嘉宽和社长斋藤英四郎说：“就照这个工厂的样子帮我们建设一个”，1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从新日铁引进成套设备，上海宝山钢铁总厂于同年年底成立；他还参观了日产汽车公司和松下电器……与此同时，邓小平意识到中日友好关系的建立不仅需要有经济基础，也需要有文化基础。因此，从1980年代开始，许多日本影视作品引进中国。傅高义记得，他于80年代来中国时，曾看过一部电影，讲的是日本人和中国人谈恋爱——一个巧妙的关于两国关系的隐喻。
傅高义认为，邓小平能够增进中日关系，并以此为契机发展中国经济，是因为他具有做出这一决定的政治基础：“这和尼克松总统能够访华的道理是一样的，他能那么做是因为他反对共产主义的名声在外，这样他与中国发展外交关系就会容易一些，因为外界不会认为他对中国的立场过于软弱。与之同理，邓小平参加过抗日战争，他提出要改善中日关系的阻力就会小得多。谁能说他不爱国呢？”
中日双方高层的努力取得了成效。傅高义援引邓小平访日后的舆论调查结果指出，约80%的受访日本人表示对中国有好感，然而目前该比例仅为10%。
傅高义指出，中国担心中国重蹈苏联的覆辙，其应对之策就是加强民族主义宣传。但因为中国社会在进入改革开放以后抛弃了阶级斗争叙事，爱国主义成为了新的团结人民的手段。1994年，正式政策文件《爱国主义教育实施纲要》出台，爱国主义教育活动贯彻了整个1990年代并延续至今，成为中国意识形态宣传的重要内容之一。
爱国主义教育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中国人对日本的观感。
另外，中国的经济崛起亦打破了中日之间的权力平衡。“随着中国变得强大，中国人的自信也开始增长。自从1895年开始，日本一直占上风，中国直到1990年代都屈居人下。如今中国强大了，人们开始有自信，认为中国可以对日本更加强硬。然而在另外一方面，日本自古以来都有一种特殊的骄傲，不愿向中国俯首称臣，而是希望拥有一种平等的关系。……即使是在1980年代，从中国人的角度来说，他们虽然感谢日本在改革开放时给予中国的帮助，但心理上他们是不舒服的，是不容易接受日本比中国更先进的。到了1990年代，一些中国人开始感觉中国要超越日本了。”
“现在是中日关系改善的好时机”
近年来，中国大陆访日游客的数量屡创新高。随着日本签证政策的进一步放宽，中国人前往日本旅游的人数将再次攀升，有望在2017年冲击800万人次新目标。民间交流如火如荼，但在傅高义看来，中日关系僵局的症结是两国高层领导人缺乏有效的沟通机制。日本国内政治局势数次变幻，也让日本当局无法妥善处理与中国的关系——无论是2010年中国渔船与日本巡逻船钓鱼岛相撞事件，还是2012年日本政府宣称将“国有化”钓鱼岛，都说明了日本政府在中日关系上的进退失据。
另一方面，两国国内的民族主义情绪高涨进一步阻碍了双方交流。“很多了解日本的中国人不敢说话，怕被说成是卖国贼，日本也有一些相似的情况。所以当关系恶化时，难以做出改善的举动。”
对于中日关系的未来，傅高义表示，要想改善关系，需要具备一个坚实的基础，即两国都有被本国国民认为是忠诚爱国的领导人、国内社会稳定，而目前两国已具备了这一条件。
傅高义认为，随着中国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它在国际舞台上正在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若是能够改善与邻国的关系，将有助于中国进一步巩固其国际影响力。另一方面，日本方面也开始意识到，改善中日关系是符合日本的国家利益的，应该避免与中国交恶的危险。“我想两国领导人的觉悟在提高，会理解这一点。”
“很多人误解了《日本第一》，以为我说日本会成为经济第一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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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研究日本社会的权威专家，傅高义也与现场观众分享了他对日本社会的观察。傅高义表示，许多人错误地认为他撰写《日本第一》是在说日本会成为全球最大经济体。身为一名社会学家，他的本意是证明日本在有些方面做得比美国要好，“比如说公共教育是比较平等的，有比较好的医疗制度，城市安定，公司对前途有长期发展的想法，这些社会结构是我的关注重点”。
傅高义认为，即使是在经历了1989年的市场泡沫破灭，经历了经济发展持续低迷之后，当下日本仍然具有许多上述特点。在谈到近日爆出的神户制钢造假丑闻时，傅高义说：“现在日本公司做了错事，中国非常关注这些问题，但如果你把日本和其他国家相比，日本制造的质量仍然比较高，社会仍然比较稳定，腐败问题仍然比其他国家小。”
在去年出版的中文版《日本第一》的新版序言中，他这样写道：
“在我童年时，我有一位老师向我讲述了一个才华横溢的人的故事。老师说：‘这个人是那么聪明，他可以向任何他人学习。’现在，我的一些中国朋友感到，从规模上讲，中国经济已超日本，所以中国也就不再还有什么要向日本学习的了。一些美国人也这么看。但我相信我的老师是对的，每个国家都能从其他许多国家学到许多东西。我相信邓小平绝对正确：他呼吁中国不要跟随任何一种模式，而应研究整个世界发展，考虑中国可以尝试哪些，之后进行实验并改造那些对中国国情最为适用者。”
这是这位“中国人民的老朋友”给予中国的最为恳切的忠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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