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舟/文与传统的“士”不同，知识分子在中国是现代化进程的产物。张灏曾明确指出，第一批现代意义上的“中国知识分子”产生于甲午战争前后的通商口岸，因为只有此时，他们才得以在一个新知识的交流空间中获得了一定的独立性，也因此，他们往往既深深植根于传统，同时又打破传统。这里值得注意的一点是，他们这种自主意识、独立思考、对传统的疏离与批评，本身就与他们所生活的城市环境密不可分，因为只有在这里，他们才真正从乡土社会的重重网络中脱嵌出来，并且还能依靠自己的知识能力获得独立的经济来源。
社会学家刘易斯·科塞在《理念人》一书中曾详尽考察了西方知识分子群体的生成、发展，结论是：知识分子的职业要在社会中成为可能并得到承认，有两个必要条件——一批对他们表示认可、支付报酬的听众，以及他们与同行之间的不断交流接触。他认为，这些在17-18世纪的西欧开始得到满足，因为社会上出现了能支撑知识分子活动的一些制度化环境：沙龙和咖啡馆；科学协会和月刊或季刊；文学市场和出版界；政治派别；最后是波西米亚式的场所和小型文艺杂志。尽管如此，也只是到了18世纪，写作才成为一门职业，因为要等到媒体稿费制度和知识产权意识逐渐确立，伦诺克斯刘易斯，一个作家才能不依附于某个贵族庇护者，而依靠市场来成为一个独立自主的文人。基于此，198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乔治·斯蒂格勒才对同行有一句幽默的嘲讽：“在现代自由企业制度产生之前，没有哪个社会养得起大量的知识分子，因为他们实在并不便宜。”
社会学家刘易斯·科塞在《理念人》一书中曾详尽考察了西方知识分子群体的生成、发展，结论是：知识分子的职业要在社会中成为可能并得到承认，有两个必要条件——一批对他们表示认可、支付报酬的听众，以及他们与同行之间的不断交流接触。他认为，这些在17-18世纪的西欧开始得到满足，因为社会上出现了能支撑知识分子活动的一些制度化环境：沙龙和咖啡馆；科学协会和月刊或季刊；文学市场和出版界；政治派别；最后是波西米亚式的场所和小型文艺杂志。尽管如此，也只是到了18世纪，写作才成为一门职业，因为要等到媒体稿费制度和知识产权意识逐渐确立，一个作家才能不依附于某个贵族庇护者，而依靠市场来成为一个独立自主的文人。基于此，198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乔治·斯蒂格勒才对同行有一句幽默的嘲讽：“在现代自由企业制度产生之前，没有哪个社会养得起大量的知识分子，因为他们实在并不便宜。”
”三、 科塞在《理念人》的最后一章讨论了“当代美国知识分子”,似乎是与中国知识分子没有什么关系,然而在现代化日益发展的今天,美国的知识分子的特征、所面临的问题很大程度上又何尝不是中国知识分子的群体特征以及困扰的问题。我们普遍。
这也解释了为何近代中国的知识分子群集于大城市，因为在这里他们才能找到大量适合他们的新职业。无论是新兴的报刊还是大学，在民国的大部分时期都不成比例地集中在上海、北京两地。在五四以后的新文化浪潮中，一个与过往相当不同的知识阶层开始以整体形象浮出水面。在《生活的逻辑》中，胡悦晗以1927-1937这十年间的上海、北京为重心，探究民国知识分子的日常生活世界，可说是一个很恰当的切片：这是在北伐、抗日这两场结构性变动之间的特定空间（京沪两大城）中特定人群（知识分子）的特定生活。
当我们把目光落在这一群体身上时，首先会发现一个耐人寻味的矛盾：他们一方面离不开现代城市生活的便利，另一面又在情感上更偏向乡土。但这不仅仅是“生活世界与精神世界之间的张力”，因为实际上他们的精神世界也有赖于现代城市的供给。正如《剑桥中国晚清史》中所指出的，“不像传统的上层绅士那样，现代的知识分子在农村和县城没有根据地。他们可能比传统的知识分子更加脱离群众。传统和近代、农村和城市之间的界线正在变得比绅士精英和群众之间的界线更加分明。”这在很大程度上恐怕是因为，支撑这些现代知识分子的新知识、新职业乃至城市新生活本身，都更主要是移植而非自发产生的结果，因而人们所承受的断裂之苦也就更甚。
![[美]刘易斯·科塞《理念人》作品简介与读书感悟](http://img.tianshugan.com/tsg/tp/19.jpg)
这个已经逝去的日常生活世界，有何历史意义？《生活的逻辑》给出的回答似乎是：这一特殊的知识群体尽管收入水准不一，彼此处境不同，但都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一种新型的现代生活方式。确实，传统时代从未有一个阶层脱离农业劳动，而完全依靠自己的知识生产和消费为生。尽管他们也要过柴米油盐的生活，但他们在精神需求、社交活动乃至生活消费层面与一般人是显然有着区别的。正如在西欧的同类一样，他们非常关注新闻媒体、文艺刊物，也很需要沙龙、咖啡馆这样场所的不定期互动，至于书店更是不可或缺的存在。他们的自我意识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这一系列制度化环境下逐渐有机生成的。
不过，他非常清楚地意识到当时上海与北京所代表的不同象征：上海是（西方）现代“文明”的窗口，而北京却代表着更为本源的“文化”。按照前者的标尺，上海是在前沿，而北京则担负着守旧与传统的重负；但随着一战后对“文明进步”的失望遍布全世界，民族文化反过来被赋予正面色彩，而无法摆脱自身“殖民地摩登”的上海则被视为导致民族文化危亡的腐朽之城。这不仅影响着两座城市中知识分子的自我认知，在一定程度上也决定了全国的命运。毫无疑问，对当时这些知识分子来说，无论是公共场所还是城市本身，都并不是道德中立的，相反，它们往往带有无法消除、甚至不堪重负的象征意义，这本身就是传统意识的一种体现。
如今回头来看，令人唏嘘的一点是，这样一个刚刚浮现的公共空间，还未成形就已消散。1937年，随着战争的爆发，中国知识分子关注的重心从“启蒙”转向“救亡”，无暇再去从容构筑那个精神生活世界。他们心中所默认的听众也不再是认可他们的专业知识并为此付费的城市中产人群，而变成了有待政治动员的“人民群众”。不仅如此，他们自己也或主动、或被动地成为不同政治力量的“有机知识分子”，与意识形态结合得越来越紧密，随着社会生活的再组织化而成为新结构的一分子。
虽然说历史向来是一种结构中的变动，但中国历史上大概也很少有像近现代这样剧烈而频繁的变动。历史似乎也暗示了另一种可能：结构的转型虽然常常通过社会或政治的大变动发生，但也可能以一种渐进的方式发生。历史是一系列难以觉察的微妙变迁，而在日常生活的细节中洞察到结构性变迁，无疑也是历史学家最重要的使命之一。在告别革命之后，国内的历史学研究也不像以前那样沉迷于从纷繁复杂的历史事件背后追寻所谓“客观规律”，而往往集中在充分呈现某一特定的历史时期。这种新的整体观可以提供丰富全面的历史图景，但也存在一种“迷失在细节中”的危险。本书给我的印象就有这样的问题：似乎作者是先有大量材料之后，再试图为它们赋予一个框架串连起来。这可能是历史学者很自然的视角，但读者也很清楚历史上“他们生活的现实不同于我们今天的现实”，问题是这些意味着什么，又在什么意义上塑造了我们现在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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