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一点小事,就和人家冲突起来,动不动就生气。”这样的人,古之人曾有过伯夷,孟子称之为“圣之清者也”。说个性很强只是“圣之清者”的特征,却不十分妥当。因为柳下惠式的“圣之和",伊尹式的“圣之任”,孔丘式的“圣之时”,鲁迅是什么样的一个人,都非有很强的个性不可。个性不强,就变成乡愿式的“德之贼”,当然非启明先生所许与的。鲁迅先生生前,曾写信给我,说:“现在许多论客,多说我会发脾气;其实我觉得自己倒是从来没有因为一点小事情,就成友成仇的人,我有不少几十年的老朋友,要点就在彼此略小节而取其大。”这话,正和启明先生所说的相反;换句话说,鲁迅先生并不是伯夷式的人物,他若是伯夷式的人物,他也不会以上海的环境于他很适宜了。
说到鲁迅先生的对一一切事都很悲观,也只说了一半。他的幼年时代的经历,以及壮年以后对于政治改革社会改革的幻灭,无疑的使他变成虚无主义者;这幻灭的影片,如《好的故事》所写的,的确够悲观了。但鲁迅先生在《自选集》的序文,已经提到他自己意识的转变,说:“我又怀疑于自己的失望,因为我又知道,我所见过的人们、事件,是极其有限的”。他自悟:“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所以对于热情者们时代有同感,不断为热情者呐喊几声以助威。鲁迅先生在近十年间,努力克服个人主义的气分,要和为社会舍身的战士们的步骤相一致。或者应该这样说罢,他是渐渐远离了虚无主义,投入社会主义中去,对于革命事业的完成,并不和先前那样悲观了。
鲁迅先生是一位平凡而伟大的人,他严厉而慈祥,是一位拥有正义的富有民族气节的忧国忧民的人。鲁迅的精神,斗争精神,敢于和黑暗的落后的传统反动的旧势力作最坚决的斗争,反思精神,能站在前所未有的高度,从前所未有的深。
启明先生也说鲁迅“多疑”,这倒是很有趣的。“多疑”和“非常透彻的观察事物”正是相反,既说他“多疑”,又说他“观察得非常透彻”,这两句话,不知怎样合得逻辑。以医病为例,断症既明,则开方自易,不必犹疑了。鲁迅先生有一回,说:“……有些硬重目前之益,为了一点小利,而反噬横陷,真有大出于意料之外者。历来所身受之事,真是一言难尽。但我是总如野兽一样,受了伤,就回头钻入草莽,舐掉血迹,至多还不过呻吟几声的。只是现在却因为年纪渐大,精力就衰,世故也愈深,所以渐在回避了”,照这话看来,住址的秘密,想一想旁人所说的话是什么用意,只能说是“野兽”的生存本能的反应,难道定如羔羊的等着受宰割才算是“镇定不惑”吗?鲁迅先生的文章中对于“多疑”二字的正面驳斥,已经一见不一见,他决不料死后还要蒙“多疑”二字的冤枉的。
我和鲁迅先生间的友谊,自然不及启明先生之“亲”而且“切”。本不必“谬托知己”。但我心目中的鲁迅先生,是一个“认真”的人,不肯轻轻放松一件事一句话,要彻底想一想的人,和启明先生所见的会有这么多的差距,倒是值得仔细吟味的。
鲁迅是一个非常勤奋的人,鲁迅先生并不是一个我们很多人想象中,只会冷着脸讲大道理的人,他有着自己的情感,甚至有的时候还很幽默。例如鲁迅先生其实是个特别喜欢吃吃喝喝的人,他的人生中跟美食从来脱不开关系,因此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