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数据资本主义
大数据资本主义的兴起处在更广阔的社会、经济、政治、意识形态背景下。在经济上，资本主义国家经历了包括数据和通信在内的(几乎)所有东西的新自由主义的商品化和私有化;在政治上，已经出现了政府监视与大工业相结合的“监视—工业联合体”(surveillance-industrial complex)，伴随着这一联合体而来的是宣扬监视技术将预防、侦破犯罪和恐怖主义活动的意识形态。监视性意识形态有助于形成控制、散布恐慌、寻找替罪羊、相互猜忌竞争、个性化的文化氛围。
马克思，因其完成了一定的、光荣的历史使命，成为全世界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革命导师，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之一，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缔造者和国际共产主义的开创者，还是世界人民公认的“千年第一思想家”。在上个世纪（
对大数据的收集、存储、控制和分析因为受到了政治经济利益的驱使，其目的是实现对个人的经济和政治掌控。作为被监视目标的个人，既被视为消费者，又被视为潜在的罪犯或恐怖分子。爱德华·斯诺登(Edward Snowden)揭露了全球通信监控系统的存在，指出美国特工部门使用该系统实时监视和分析通信信息。卷入此监视系统的公司包括美国在线(AOL)、苹果(Apple)、脸书(Facebook)、微软(Microsoft)、网络电话(Skype)和雅虎(Yahoo!)等。
查尔斯·赖特·米尔斯(Charles Wright Mills)在1956年就曾指出：“经济、军事和政治结构之间的联系日益紧密。” 在此背景下，他还谈到了权力精英的存在。如今，权力精英利用“监视—工业联合体”来进行管控。在这个联合体的管控之下，用户在网络上的数据信息处于公开或半公开状态。大型公司将这些用户的数据和活动信息商品化以积累资本。特工部门和警方的目标是获得大数据的访问权，以确保数据和社会的安全。在操作过程中，他们又将部分监视工作外包给了私人安保公司。对这些公司来说，监视是一项有利可图的业务。美国国家安全局(NSA)将监视工作分包给了2000多家私人安保公司。在“监视—工业联合体”中，监视资本与监视政府融为一体。由此，大数据带来了大政府独裁和大资本主义企业。
关于监视性劳动，马克思曾谈到过“管理、监督和调节的职能”如何成为资本的职能。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指出，“我们生活在一个全景敞视主义主宰的社会”，并辩称，“全景机制主要是将个人置于双眼、注视、监视的中心，使他能够对权力机器范围之内的所有个体行使主权监管” 。“监视—工业联合体”表明，“马克思和福柯在权力概念上是有重合的”，“资本和权力已融为一体”，而且“两股相互矛盾又不具传递性的力量被迫联合并形成交叉”。
监视研究领域的一些学者声称，监视已成为后全景，数字监视并未形成数字全景。他们还强调监视已去中心化，并声称福柯的全景敞视主义在理论上应该被瓦解。这一视角忽视了监视技术去中心化后的中心主义的出现。去中心化的监视技术在许多地方收集大数据，这些数据是网络化的，被资本和国家这两大全景式核心集团所掌控。
大数据资本主义和算法的力量可能导致整个世界变成一个巨大的购物中心，人们成为无孔不入的商业广告的标靶，整个社会被商业逻辑所主宰。在大数据的世界，利用工具逻辑计算人类需求的算法可以通过自动计算出人们的活动和决定来满足人们的需求。问题是，算法和机器没有伦理和道德。数据商品化不但意味着新的社会不平等的出现，还加剧了互联网的剥削倾向。大数据导致数据所有权与数据掌控权之间形成了“大数据鸿沟”。大数据还具有新型的理性歧视(rational discrimination)和累积劣势(cumulative disadvantage)的特征。基于数字实证主义的逻辑，大数据忽略了技术不能解决社会和政治问题的弊端。大数据监视的绝对怀疑逻辑废除了无罪推定，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有罪推定，即人们在被证明无辜之前，都可能是罪犯或恐怖分子，尽管恐怖分子大多不会在网上交流他们的犯罪计划。京特·安德斯(Günther Anders)强调了监视的极权性特征：“随着监控设备使用的日常化，极权主义的重要前提已经产生，随之而来的是极权主义本身。”监视和监视性的思想意识常常被嵌入到法律和政治秩序中，从而推动了法西斯主义的潜在发展。
大数据研究的兴起还导致了计算社会科学和数字人文等新的研究领域的出现，这些都体现了大数据实证主义的兴起。上述研究痴迷于量化研究，获得了大量的资助。大数据分析会带来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向自然科学研究方法靠拢、人类社会被物化的风险。大数据实证主义是“脱离哲学的科学” 。计算机科学主宰了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其危险在于计算社会科学会导致理论的死亡，根除批判性的定性研究和理论导向研究。关于这一点，卢卡奇曾发出过警告：数学和实证主义将质量简化为“可以计算”的数量，并将人类行为物化。统筹大数据的数字机器创造了物化的新形式，摧毁了定性、辩证、批判和非工具性行为等概念。我们需要大数据分析的替代方案，需要批判性的数字媒体研究，而不是计算社会科学。
马克思为我们留下了具有非常价值的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理论体系,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我们要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如果给每个人都贴上标签,马克思一定是多彩的一个。
数字劳动的矛盾
2016年，谷歌盈利195亿美元，成为全球第27大跨国企业。同年，脸书的注册收益高达102亿美元，成为全球排名第188位的大企业。但也并非所有的社交媒体公司都有如此高的盈利。推特(Twitter)报告其在2016年亏损4.569亿美元。在美国经济中，利润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为24.8%，占工资总额的53.1%。脸书的工资份额(即从企业收益中所支付的工资份额)为11%。为什么这家公司的工资与美国经济总量相比如此之低，而企业利润又那么高呢?这是因为，社交媒体经济是建立在剥削用户的无偿数字劳动的基础之上的。马克思用以下的公式描述了资本的积累周期：M—C……P……C'—M'
在社交媒体经济中，这一循环转变为：
社交平台是产品(P1)，不是商品，它是“免费午餐”。个人数据(P2)是由用户的数字劳动所产生的商品，这一商品被出售给了广告商，广告商再基于其购得的用户个人数据有针对性地向其投放广告。
马克思认为，劳动具有协作性这一特点需要进一步扩展生产劳动的概念。无偿劳动时间与对商品生产和资本积累做出贡献的无偿劳动一样，都同具有生产性和剥削性的雇佣劳动有关。自治主义理论、社会主义女性主义理论、受众劳动理论分别表达了这一洞见。
在自治主义理论中，社会劳动者这一“新的工人阶级”的概念“现在已经扩展到了整个生产和再生产的过程中”，实现了“生产劳动与再生产劳动之间的相互联系”。社会主义女性主义主要针对的是一个普遍的假设，即“女性的家务劳动并非生产性劳动”。此假设否定了“女性潜在的社会力量”。家庭劳动和生育劳动“不仅创造使用价值，而且对剩余价值生产至关重要”，它生产出“资本主义独有的商品：有生命的人——劳动者自身”。达拉斯·斯麦兹(Dallas Smythe)的受众劳动理论认为，受广告资助的媒体的受众是无偿的受众劳动者，他们创造受众商品。“垄断资本主义社会的现实情况是，大多数人在睡眠之外的时间都是工作时间。……下班之后，最大的一整块时间就是受众时间，它被卖给了广告商。”
我们纪念马克思,是为了向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思想家致敬,也是为了宣示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科学真理的坚定信念。
商业社交媒体上的数字劳动在某些方面不同于商业广播媒体上的受众劳动。社交媒体基于大数据向用户定向投放广告，广播媒体受众只是从中获取信息。社交媒体用户还可以创建社会关系、内容和数据。用户在社交媒体上的数字劳动建立在消费(生产性消费)、对个人数据的持续监视、有针对性的个性化广告、预测算法和算法拍卖等基础之上。脸书和谷歌是全球最大的广告代理商，它们从数字劳动和用户信息的大数据商品中获利。
2015年，美国工人人均每周的再生产劳动时间为44.53小时。年平均雇佣劳动时间为1778小时，共完成总量为2320亿小时的雇佣劳动，其中剩余劳动时间为1130亿小时，必要劳动时间为1190亿小时。传统意义上，剩余价值率计算的是雇佣劳动的剩余劳动时间(s)与必要劳动时间(v)的比率。从货币入手，计算的是年度利润总额(p)与工资总额(v)的比率。以美国经济为例，按传统方法计算出来的2015年的剩余价值率为0.942，但传统计算公式没有把非雇佣劳动计算在内。据统计，2015年美国无偿再生产劳动时间共计5790亿小时。劳动的有机构成(修正后的剩余值率)可按如下公式计算：
2015年，美国的平均再生产劳动时间为每人每周44.5小时。平均而言，4.9小时用于观看广告，12.4小时用于使用商业社交媒体。受众劳动和用户的数字劳动构成了再生产劳动时间的巨大份额。而且，再生产劳动是性别化的。在美国，女性平均承担了60%的再生产劳动。脸书的算法依据种族主义和性别歧视的逻辑，使用粗略区分、总体概括和预先假设的方法来分割市场数据。来自贫穷国家的用户和总体上较贫穷的用户被视为价值较低的消费者——在点击广告时不大可能购买该广告商品。
开放存取的出版模式就是数字对抗(digital antagonism)的一个极好例证。开放存取在一定程度上是对学术出版公司的高利润率以及该行业的垄断趋势的回应。2016年，里德·爱思唯尔(Reed Elsevier)集团税前净利润为19.34亿英镑，收入为68.95亿英镑，利润率为1.934/(6.895-1.934)=39%。同年，施普林格(Springer)出版集团获利2.964亿欧元，营业收入为8.331亿欧元，利润率为296.4/(833.1-296.4)=55.2%。这样的利润率是极高的。它们是通过向图书馆高价售卖文章订阅、数据库和期刊资源，以及向个人出售内容访问权限来实现的。
一、选择马克思主义的原因 1、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为中国选择马克思主义提供了契机。2、马克思主义的内在逻辑与中国传统的思维模式相类似。3、改革开放的实践证明，只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才能发展中国，才能发展社会主义。二、选择中国。
“开放存取文献是数字化的、免费的在线资源，不受大多数版权和出版许可的制约。” 大多数开放存取项目是非营利性的，由学者或学术协会运营。少数项目是营利性的，通过文章和书籍的加工费来获取利润。
2017年3月20日，在《开放存取期刊名录》列出的9423种开放访问的期刊中，有3716种(39.4%)期刊不允许再用于商业用途，5134种(54.5%)期刊不收取论文编订费用。以上数据表明，存在独立于资本的数字学术共享空间。
人们对开放存取持有各种不同的政治立场。从政策和行业性角度来看，“开放式访问是一种伟大的新型商业模式”;从工会的视角看来，“开放存取由志愿性的非资源项目构成，这些项目毁坏了出版工人的工作”;而对开放存取持激进态度的人士则认为：“非营利性开放存取的出版形式需要与资本出版相抗争。”
劳伦斯与威沙特(Lawrence&Wishart)出版社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文集的出版商。马克思在线档案馆(MIA，http：//eproxy2.lib.tsinghua.edu.cn：80/rwt/CNKI/https/P75YPLUNMF3HR4LUPS3T655TM6VB/是一个开放存取经典马克思文本的在线图书馆，免费提供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经典著作。2014年，劳伦斯与威沙特出版社与马克思在线档案馆之间就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作品是否应该提供在线公开访问产生了冲突。
劳伦斯与威沙特出版社辩称：“在线档案馆对版权的侵犯夺走了小型出版商赖以维持的资金。(在线档案馆)所展现的并非是源于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传统下的规范或期望，而是一种期望将文化内容免费提供给消费者，并使出版商、编辑和作家等文化工作者无偿工作的消费文化。”马克思在线档案馆对此表示反对，认为网络是“信息的新媒介”。具体而言，工人运动的历史应该是“免费的”。包括马克思在线档案馆在内的任何共产主义出版社，他们所信奉的观点都是要确保这些著作得到最广泛的传播，而非对其进行限制，否则就是与共产主义出版的目标相违背。
数字资本主义的危机
马克思在很早之前就有了一种非常伟大的思想，并且出了《共产党宣言》，他为今天中国或者是以社会主义为制度的国家做出了非常巨大的贡献，所以人们要继续纪念马克思
保罗·梅森(Paul Mason)将马克思的利润率下降趋势定律、约瑟夫·熊彼特(Joseph Alois Schumpeter)的长波理论与数字媒体分析结合起来，提出了资本主义崩溃的理论。这是亨利克·格罗斯曼(Henryk Grossmann)的资本主义崩溃理论在数字时代的新版本。格罗斯曼曾认为：“由于利润总额的相对下降，资本主义制度的崩溃将不可避免。”梅森写道，信息技术导致信息的边际成本为零。其结果是，利润率将会不断下降，直到资本主义崩溃、后资本主义出现。
这种分析忽视了阶级斗争对利润率和剩余价值的影响。马克思的利润率计算公式如下：
通过将分数的分子、分母同除以可变资本，我们将其转换为以下形式：
剩余价值率衡量劳动剥削程度，资本有机构成衡量生产技术和资源强度。自1970年代以来，计算机化对利润率核算所产生的影响是矛盾性的。计算机提升了资本的有机构成和剩余价值率，但这两种比率对利润率有着相互矛盾的影响：有机构成的提升降低了利润率，而剩余价值率的上升又提高了利润率。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之间的斗争降低了工资份额(工资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的份额)。总的结果是，在全球范围的许多国家总利润率产生了波动，这种波动又推动了金融化的发展，加剧了经济的不稳定性。工资的相对下降导致了家庭债务的增加和购买力的减弱。2008年的危机就是新自由主义的金融资本主义矛盾累积的体现。自此，世界上许多地区的经济危机演变成了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危机。
当今的意识形态
商品生产者之间并不直接相联。交换价值是指特定数量x形式的商品A与y形式的商品B交换(例如1根香蕉=0.15英镑)。生产关系是隐藏在生产和购买的商品之中的，这就是马克思所说的商品拜物教。商品是“社会的象形文字”。“意识形态的出现和传播是阶级社会的普遍特征。”
民族主义是一种崇拜国家的意识形态。民族主义掩盖了阶级关系，它表明资本和劳动是由(虚构的)国家利益联合起来的。“国家和国家地位是法西斯政治话语的核心组成部分。” “法西斯主义本身应该被理解为一种政治商品：……对集体身份的盲目迷恋掩盖了商品的本质属性。” 法西斯主义是“一种民粹主义的意识形态，它试图通过统一和身份认同的神话在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群体之间投射出‘共同的自然命运’(common instinctual fate)，从而抹杀社会阶层的分化和不同阶层间的实际差别” 。资本主义危机会产生法西斯主义，所以我们不能排除新的民族主义变成新的法西斯主义并引发新的世界大战的可能。
2016年9月5日是美国庆祝劳动节的日子。特朗普在推特和脸书上发布了其对美国工人演讲的视频，他在视频中说道：
美国工人为我们今天热爱并拥有的国家奠定了基础，但是美国工人正在被压垮。诸如北美自由贸易协议(NAFTA)和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之类的不良贸易交易对雇用了如此多优秀美国民众的小型企业来说，是一笔高昂且不可宽恕的税费。在劳动节这一天，让我们向美国工人致敬，向那些自豪地让美国继续运转的男男女女致敬。他们绝对是全世界最优秀的，没有人可以与他们媲美。我将让美国再次就业，并使美国再次伟大。这就是我们在11月8日要做的事情。
这段演讲包含了几处意识形态元素。他把美国和美国人塑造成神话般的集体，并在资本与劳动之间建构起统一的民族利益。特朗普把美国描绘成正在遭受外敌攻击的国家，社会冲突被描绘为国家之间的冲突，从而转移了人们对阶级冲突的关注。特朗普对推特的使用清楚地表明了民族主义是如何作为政治拜物教发挥作用的。罗莎·卢森堡(Rosa Luxemburg)认为，民族主义是“一再掩藏历史真相”的“模糊的面纱”。“热血、群体、民众才是隐藏实际权力集聚的手段。”
替代方案
21世纪正在进入一个历史分岔点，其特征是动荡和政治两极化的加剧。未来是不确定的。我们可能走向超级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独裁资本主义、法西斯主义，在一场核世界大战中彻底毁灭地球和人类，或是替代上述预案，走向共同体社会(society of the commons)。究竟谁占主导取决于社会斗争将如何发展。事实上，卢森堡在1918年曾写下的真理在今天再次变得异常急迫：“在这个时刻，社会主义是人类唯一的救星。”
右翼独裁主义运动推动了自然、社会和交往这些特殊政治的发展。关于自然，右翼独裁者迷恋民族认同、家庭和守旧传统，把移民和全球认同视为扰乱民族国家的环境问题;关于社会，右翼独裁主义的社会政策既支持鼓吹适者生存价值观念的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又拥护保留福利给本土民众的民族社会主义主张;关于交往，右翼独裁主义一方面联合保守的技术悲观主义，认为传统的价值观念会受到互联网的威胁，从而主张对互联网实施法制管控，另一方面，他们又倡导新自由主义和技术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为媒体企业和互联网企业欢呼。
今天的进步力量大多是分裂的、支离破碎的。共同体包含社会共同体、自然共同体和社交共同体。这些共同体都已经变得越来越商品化和私有化。左翼政党和左翼运动要为捍卫社会共同体而奋斗，绿色运动要为捍卫自然共同体而奋斗，技术运动则要为捍卫交往共同体而奋斗。为了挑战右翼独裁主义，进步力量应该从1920年代左翼的失败中汲取教训。当时各派别、尤其是社会民主党人和共产主义者之间彼此对立，没有团结起来对抗法西斯主义的威胁。我们需要形成团结统一、反对右翼独裁主义的政治统一战线，需要把捍卫社会、自然和交往共同体的活动同形成统一进步党派和组织其他进步运动紧密结合。社会民主需要更新为社会民主2.0的形式，是一项为社会主义民主和民主社会主义而奋斗的运动。为了应对资本与右翼独裁主义的融合，唯一可行的办法就是左翼与国际主义进步运动相融合。
弗朗兹·诺伊曼(Franz L.Neumann)曾强调，面对危机，学者们作为批判性知识分子的作用非常重要，“我们既作为国家公民又作为大学的一员，面临着贩卖焦虑和践踏自由的双重冒犯，这既来自教育领域，又来自国家政治层面。政治对我们而言具有双重性：一是政治问题渗透到学术研究领域，二是应对政治问题所采取的立场。如果我们严肃对待政治的人性关怀，如果我们希望防止蛊惑民心的政客制造焦虑和冷漠，那么作为老师和学生的我们一定不能保持沉默。……我们必须发声、写作” 。
采编：永方
排版：莫一
审核：永方
美工/VI：小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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