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胆子大、敢尝试，19岁的谭抒真敲开了通往西洋交响乐队的演出之门，也敲开了通往贝多芬庞大交响乐体系的门。
“因为之前我父亲就是自己拉拉琴，没有参加这样一个正规的乐队，乐队的巨大的声音，他从来没有经历过。这种非常响亮的声音，中国古代乐圣是谁，他过去耳朵里没有听到过。并且这是他第一次参加拉交响乐，所以他觉得是‘连滚带爬’，那是没经过个人练习就当场视奏乐谱的状态。”
更让谭抒真没想到的是，第一天练“贝五”，他已是拼命跟着乐队“前进”，晚上回家自然猛练一番，第二天再坐到乐队里，以为还是“贝五”，却看到了“贝九”（第九交响曲，也称“合唱交响曲”）的谱子。谭国璋解释说，原来当时的乐队总是把最需要练习的曲目拿出来练，熟悉的曲目就略过，而对初入乐队的人来说确实是一种挑战。
就这样谭抒真从拉贝多芬的几大交响名曲开始，“遇见”这位大师，此时距离贝多芬逝世已经100周年了。
近年来的研究发现，1927年，谭抒真在排练后不久，就跟随乐团正式演出。1927年5月28日的《申报》上有这样的记载，名叫张若谷的乐评人写道：“乐圣贝多芬百年祭（一）明夜九时一刻在市政厅举行，一九二七年春季末次音乐会，谭抒真君加入乐队合奏提琴。”
这一记载与上海交响乐团现藏的1927年5月29日上海工部局乐队的节目单逐一呼应。当天的演奏包括“贝九”部分选段和“贝五”，以及贝多芬的第二十三号钢琴奏鸣曲《热情》。
“当时大家都想去看看这个中国人是谁，因为这件事情在中国讲起来是很了不起的一个事情，全部是外国人的乐队，一个中国人加入。那么也为演出增加了很多中国观众。”谭国璋说。
20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尽管战乱不断，但贝多芬的作品在中国持续传播，上海的“国立音乐专科学校”和北京大学音乐传习所等，开展各类小规模的室内乐教学和演出，贝多芬的曲目总受到乐队和受众的青睐。
企业回朗生会，是一个以“汇集设计力量，共创美好空间！”为宗旨的设计师交流对话、资源对接的平台。就类似一个设计师俱乐部，为商业空间设计师编织了一张设计网络，灵感在此交汇，资源在此聚集，来自五湖四海的商业空间设计师为此聚集于朗生会
(小标题）见证战争与和平：他的音乐里并非只有“斗争”
南征北战的中国共产党人同样懂得欣赏交响乐。不仅是陈毅，贝多芬的作品在新中国成立前后，特别是20世纪40年代末至50年代被大量演奏。
上海交响乐团团长周平介绍，1949年10月16日，富华指挥乐队上演贝多芬第三交响曲《英雄》，这是新中国成立后上海首次上演贝多芬交响作品。1952年至1953年，贝多芬专场音乐会屡屡出现在上交节目单中，傅聪、沈枚等担任独奏。
音乐学家、上海音乐学院副研究员韩斌认为，贝多芬在中国得到知识阶层的崇尚是在五四运动之后，这与贝多芬个人的经历息息相关，也与傅雷翻译罗曼·罗兰的《贝多芬传》广为传播有关。贝多芬的作品也象征着“燃烧的革命之火”，通过丰子恺的介绍，“英雄”成为贝多芬的代名词，引发更多共鸣。
新中国成立后，贝多芬成了革命音乐的代表。韩斌分析：“贝多芬的音乐唤起那种对平等的向往，对斗争的渴求，和对胜利的欢呼，这都得到了充分认可。他的斗争精神，他的革命性和先进性，给人以发愤的精神动力。这是那个时代很难得的一种文艺力量，一种精神上的推进剂。”
“贝多芬是一个了不起的伟大的音乐家。他的音乐，不是单一的，比如说贝多芬有很强的‘斗争性’，他对命运不公有这种表达。而实际上他的人格是多面的、丰富的。”出生于1940年的谭国璋从小跟随父亲谭抒真学琴，耳濡目染，经历了新中国的建设时期再到改革开放，他的心目中也有一个属于自己的贝多芬。
身为国家一级演奏员的谭国璋认为，其实贝多芬的精神世界很丰富，表现在他的作品里，他各种喜怒哀乐、各种感情都很丰富。“单看交响曲，除了‘贝五’，我们拉‘贝六’（田园交响曲），他对自然风光的表达，就包含了对大自然的整体性认知，而不仅仅是‘斗争’。”
“固然贝多芬的‘九大交响’最为知名，但同时欣赏他要从多面切入，比如奏鸣曲、协奏曲等，懂贝多芬的人逐渐增多，是与中国不断发展的音乐教育有关，这也是一个中西交融的过程。”他说。
乐圣是谁 乐圣是唐代的著名乐工李龟年。李彭年善舞，李龟年、李鹤年则善歌，李龟年还擅吹筚篥、奏羯鼓，也长于作曲等。他们兄弟三人创作的《渭川曲》特别受到唐玄宗的赏识。由于他们演艺精湛，王公贵人经常请他们去演唱，。
谭国璋在对父亲生平的研究中还发现，父亲曾师从多位老师，最后一位是二战时期到上海避难的犹太音乐家卫登堡，卫登堡又是音乐家约阿希姆的学生，师徒一脉相承，把欧洲演奏传统，特别是对贝多芬作品的见解和演奏风格传授到中国。谭国璋还收藏着父亲留下的一本贝多芬小提琴协奏曲乐谱，上面修改、添加的弓法、指法，都是卫登堡根据他的老师约阿希姆的演奏标注记录下来的。
乐圣是指作曲家贝多芬。贝多芬的全名叫作路德维希·凡·贝多芬，他是西方罗马帝国时期的著名作曲家，作为维也纳古典乐派的代表，贝多芬在全世界的古典乐坛上都有着十分崇高地位。他一生创作出来的音乐作品非常多，其中所涉及到的体。
“卫登堡把演奏技巧传给了我的父亲，还传给了陈宗晖、马思宏等在上海的提琴家。这样口传心授，贝多芬的作品自然从欧洲逐步进入中国、融入中国，主要的‘登陆点’，就是上海。”谭国璋说。
谭国璋还记得，父亲在90多岁高龄时仍不满足于一个人拉贝多芬的小提琴奏鸣曲，还约了弹钢琴的朋友，一起到友人家中合奏，老人们为了贝多芬不辞辛苦，追求心灵上的满足。
(小标题）“吃”音乐“包子”的爱乐青年：贝多芬就是大海
改革开放后，随着中国与西方世界交流的大幅增加，交响乐重新回到广播里、舞台上。新一波“贝多芬热”很快来临了，音乐界认为，这是中国交响乐的一次“再觉醒”，堪称“复兴”。
贝多芬，出生于德国波恩，维也纳古典乐派代表人物之一，欧洲古典主义时期作曲家。因其对古典音乐的重大贡献，对奏鸣曲式和交响曲套曲结构的发展和创新，而被后世尊称为“乐圣”、“交响乐之王”。
1985年，贝多芬诞辰215周年之际，上海交响乐团筹划了盛大的纪念音乐会，演出从9月一直持续到12月底，3个多月里上演了贝多芬“九大交响”，这也是贝多芬交响曲全集第一次完整地呈现于上海舞台。
上海观众通宵排长队购票，队伍把上海音乐厅里三层外三层“包围”。这一系列音乐会共8场，分别由黄贻钧、曹鹏、陈燮阳接力指挥。排队人群中就有“60后”乐迷刘蔚，当时他还只是20岁出头的小伙子。
“我没有通宵排队，是选择一个中午去的，也排了很久。”如今已是上海交响乐爱好者协会副会长、译文出版社营销部负责人的刘蔚回忆：“改革开放初期，大家对外国文艺处于饥渴状态。上海交响乐团1985年的三大指挥接力执棒贝多芬全套交响曲，是乐坛罕见的盛宴，让大家真正‘解渴’。”
20世纪80年代，唱片市场仍未完全复苏，刘蔚这样的青年爱乐者主要依靠录音盒带和广播听贝多芬。“当时感觉贝多芬的作品，神秘而又有些难以亲近，但第一次在广播里听到田园交响曲，很好听，一下子就被吸引住了。”
2007年上海交响乐团又策划演出“完全贝多芬”系列，再次重现经典，完整地献上了贝多芬的“九大交响”，并录音发行。这一类成套的作品，就被乐迷称作“包子”。刘蔚幸运地得到了陈燮阳赠送的、他亲手执棒指挥的这套贝多芬交响曲全集的音乐“包子”。
音乐“包子”，指的是各大唱片公司以某个专题，或以某个音乐家为系列而制作的套装唱片集。这些唱片少的四五张，多则五六十张，乃至上百张。它们都放在一个盒子里，形似“包子”，乐迷们昵称其为音乐“包子”。
刘蔚那时已是古典音乐的资深乐迷，他自称是爱“吃”音乐“包子”的老青年，认为听贝多芬只听“九大交响”是不够的，最好是认真听“全本”，那才是“骨灰级”乐迷。
在刘蔚手里有几个特别令他自豪的贝多芬“包子”，比如，小提琴大师大卫·奥伊斯特拉赫演奏的贝多芬小提琴协奏曲，由克路易坦指挥法国国家广播交响乐团协奏，刘蔚早年在电台播放的古典音乐节目中听过，非常喜欢。后来在唱片店也看见了CD，但一犹豫没买，后来却走遍上海各家唱片店没了踪影。“直到20多年后，我才从一家英国古典音乐网站上发现一个音乐‘包子’——EMI的50CD贝多芬全集，其中就有奥伊斯特拉赫演奏的贝多芬小提琴协奏曲，以及克路易坦指挥柏林爱乐演出的贝多芬全套交响曲，这成为我收藏的贝多芬‘包子’里最珍贵的一部分。”
刘蔚说，贝多芬曾赞美巴赫“他不是小溪（Bach，德语的另一层意思，即小溪），是大海”，那么贝多芬本身又何尝不是大海，贝多芬的音乐像大海一样博大精深，斑斓美丽，风光无限。
2020年，全球各地隆重纪念贝多芬诞辰250周年。又逢新冠肺炎疫情的特殊考验，上海交响乐团通过“云直播”再度奏响贝多芬，包括室内乐、奏鸣曲等，疫情防控进入常态化阶段，又多次上演贝多芬作品。
![[挪威]尤·奈斯博《五芒星》作品简介与读书感悟](http://img.tianshugan.com/tsg/files/202212/1604220347870109697.jpg)
![[德国]卡尔·雅斯贝尔斯《尼采》作品简介与读书感悟](http://img.tianshugan.com/tsg/files/202212/1604156720194543617.jpg)
![[法]克里斯多夫·夏布特《树下长椅》作品简介与读书感悟](http://img.tianshugan.com/tsg/files/202212/1604791187636510722.jpg)
![[德]瓦尔特·本雅明《德意志悲苦剧的起源》作品简介与读书感悟](http://img.tianshugan.com/tsg/files/202212/1604116088067481602.jpg)
![[南非]J.M.库切《夏日》作品简介与读书感悟](http://img.tianshugan.com/tsg/files/202212/1603949235714154497.jp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