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世亚圣
《汉书·艺文志》总共收集了儒者典籍53家、836篇。在《汉书·艺文志》开列的儒家“书单”里，颇有一些是如今已然失传的。不幸中的万幸是，战国时代儒家学说的代表著作，也就是《汉书·艺文志》中的《孟子》与《孙卿子》（即《荀子》）都保留至今，人们因此得以一窥儒学在先秦晚期的发展情况。
位于山东济宁邹城市的孟庙
关于《孟子》的作者，历史上有不同说法。不过，无论哪种说法，《孟子》一书是孟轲思想的集中反映，这一点倒是没有什么争议的。
孟子，姓孟，名轲，邹人。其出生距孔子去世大约已有百余年，因此孟子曾说：“予未得为孔子徒也，予私淑诸人也。”（《孟子·离娄下》）他说自己没赶上当孔子的学生，只是跟孔门子弟中的若干人请教。《史记·孟荀列传》记载孟轲“受业于子思之门人”，可备一说。虽说只是孔门的再传弟子，但孟子俨然以孔子的继承者自命，还自言“乃所愿，则学孔子也”。对儒家学说而言，孟子的贡献包括：将孔子所讲的德政提升为王道仁政；将君王之所好尚远离“齐桓晋文”之类的霸道；将贤士臣子引导规谏以仁义。
其中，“仁政”是孟子的思想核心，其基础就是“人皆有不忍人之心”。所谓“不忍人之心”，孟子自己的解释为“恻隐之心，仁义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既然常人之性与圣人之性是一样的，那么，就性而言，每个人都是尧舜，“人皆可以为尧舜”。不过，不同于墨子主张平等的“兼爱”，孟子主张从血缘感情出发，“亲亲而仁民”“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要求统治者推己及人，把这种血缘感情运用到政治上来。
子思子作中庸处碑，位于孟庙。相传孟子师从孔子之孙子思，两人的思想合称“思孟学派”
孟子的仁政内容广泛，其中贯穿着民本思想，这是从春秋时期重民轻神的思想发展而来的。他总结各国治乱兴亡的规律，提出一个流传千古的著名论断：“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下》）人民是国家的基础，民心的向背是“得天下”或“失天下”的关键问题。这是孟子制定“仁政”各项具体措施的指导思想。
然而，尽管孟子自视极高，放言“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但他并不得志。学成以后，孟子曾以士的身份游说诸侯，历游魏、齐、宋、滕、鲁等国，在齐威王和齐宣王时两度游齐，还担任过齐宣王的客卿。只是，当时各大诸侯国都致力于富国强兵，孟子的仁政学说被认为是“迂远而阔于事情”，没有得到实行的机会。孟子生活在百家争鸣的时代，他站在儒家立场，对各家学说加以激烈抨击。在他去世以后，随着儒学的传播，孟子的地位也变得越来越高。《汉书·艺文志》将《孟子》置于《诸子略》之中，与子思、曾子等人著作地位相当。中唐之世，韩愈著《原道》，已将孟子列为先秦儒家中唯一继承孔子“道统”的人物。北宋时期，《孟子》一书升格为儒家经典，南宋朱熹又把《孟子》与《论语》《大学》《中庸》合为“四书”，其实际地位更在“五经”之上。元至顺元年（1330），孟子更被封为“亚圣公”，后称为“亚圣”，在儒家中的地位，仅次于“大成至圣先师”孔子。
荀卿之作
与孟子形成鲜明对照的是，荀子的身后待遇却是每况愈下。司马迁在《史记》中尚将孟、荀二人合传，视二人为孔子以来之两大儒者，无分轩轾。可在唐代，韩愈已经宣称儒家“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根本不承认荀子是儒家正统。到了宋代，宋神宗下令孟子可以“配享”孔庙，荀子、扬雄及韩愈三人则从祀孔庙；孟子封“邹国公”，而荀子只封“兰陵伯”，其地位已远不如孟子。入明之后，荀子更是罢祀孔庙，难言尊崇了。
这其中的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战国末期法家的两位代表人物（韩非与李斯）都曾师从荀子。其影响所及，连带荀子也被说成“从儒入法”了，这其实有失偏颇。荀子的其他学生，如浮丘伯（汉朝初年研究《诗经》的人中跟他学习的有很多）就同法家毫无关系。大概儒家各种经典传诸后世，就是荀子之功。譬如，《经典释文·叙录》记载，子夏授《诗》给曾申，曾申传魏人李克，李克传鲁人孟仲子，孟仲子传根牟子，根牟子传赵人孙卿子（即荀子），孙卿子传鲁人大毛公，是为《毛诗》；《汉书·楚元王传》载，荀子又传《诗》给浮丘伯，浮丘伯传申公，是为《鲁诗》；《韩诗外传》收录了荀子说《诗》材料44条，这说明《韩诗》与荀子也有密切的关系。在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中，他的名气远远不及孟子，的确有些不公平。
荀子的著作，在《汉书·艺文志》里写作“孙卿子三十三篇”。荀子姓荀名况，当时人尊敬他，唤做荀卿。汉朝人因避讳宣帝名“询”，才将“荀卿”改做“孙卿”。流传至今的《荀子》为32篇，与《汉书·艺文志》的记载稍有出入。这有可能是《汉书·艺文志》的一字之误。另外也有一种说法，《荀子》“凡三百二十二篇，以相校除复重二百九十篇，定著三十二篇，皆以定杀青”。当时书籍全靠手抄，这种情况也是可以理解的。
稷下学宫，绘画，现代
荀子其人，出身赵国，在齐湣王、襄王时到过齐国，在齐国的稷下学宫当过祭酒。祭酒是学长的意思，古时宴会、祭神等活动，必须由一位年龄大的人首先举杯洒地，故而有此称谓。秦昭王时，荀子到过秦国，又在楚考烈王、春申君手下做过兰陵令（今山东临沂兰陵县）。从这些经历看，虽说荀子的生卒年代有些疑问，但可以断定是战国后期（公元前3世纪）人。
从文体来看，《荀子》也很明显是战国晚期作品。他已经摆脱了早期诸子散文那种语录体或问答体，成为真正的问答体。早期诸子文献如《论语》《孟子》等各篇题目皆无实际含义，只取篇首二三字为题。譬如《论语》开篇《学而》，就取自“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一句。相反，纵观《荀子》全书，只有《仲尼》《哀公》《尧问》《宥坐》4篇为无义之题（故一些学者以为它们是荀子后学所作），其他诸如《王制》《富国》《王霸》的篇目意思一目了然。但其中《儒效》《议兵》《强国》等篇皆称“孙卿子”，似出自弟子记录；附于书末的《大略》至《尧问》等6篇疑为弟子所记荀子语及杂录传记。
《战国时楚兰陵令荀况》，出自《历代圣贤名人像册》，故宫南薰殿旧藏，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
在荀子生活的年代，诸侯之间的兼并战争已经进入白热化阶段，春秋时期的几十个国家，大部分都被吞并消灭。各个诸侯国到了生死存亡的攸关之际，更加追求经济与军事力量的强大，以“仁政”治天下、实现天下大同的儒家思想学说在这一历史背景下显得过于理想化，而荀子则对其进行了大胆革新。譬如，自孔、孟以来，儒家的“天人观”认为，一方面，天命不可违抗；另一方面，人又可以通过践行“仁”与“礼”来顺应天命，成为天意的代言者，在此基础上逐步构建出“王道仁政”。但荀子对此进行了重新审视，认为对天命的顺应已无法挽救既有现实局面，人才是导致社会动乱的主要原因，于是在此基础上提出“天人相分”的学说，走出孔子“知命畏天”的思想局限。荀子将天视作不蕴含人的意志与价值的自然之天，认为天雨天晴、日食月食，都是由于客观规律的作用而发生的自然现象，并没有什么天帝神灵在支配。因此，荀子将挽救社会、治理国家的重任归还于人本身，而人需要做的就是“明于天人之分”，按照人的需求去制定礼法制度，充分发挥人的自主能动性。荀子提出，“礼”还具备“分”的作用，即将天下之人按照君臣地位、长幼关系、贫富差距、职业类型等不同的身份特征进行分类。让人们能够按照自己的身份遵守“礼”，各安其分，各司其职，确保社会所产生的各类物质能够满足人们经过礼法节制的需求，构建清晰、稳定的社会秩序。
性之善恶
性论王安石原文及翻译，司马迁在《史记》的《太史公自序》中写道：“猎儒、墨之遗文，明礼义之统纪，绝惠王利端，列往世兴衰。作《孟子荀卿列传》第十四。”通过这段话司马迁也表达了对儒家以礼义原则为核心思想的赞扬。不过，虽然同为战国儒家的代表人物，荀子与孟子的思想也存在重要的分歧。这就是著名的“性善论”与“性恶论”之争。
实际上，先秦的思想家们早就关注到“人性”问题。老子认为，人性最初是自然朴素的，“如婴儿之未孩”，因此老子把这种自然朴素之性称之为“朴”：“见素抱朴，少私寡欲。”孔子则认为：“性相近也，习相远也。”人的本性原本是相近的，但它会随着一个人后天的习染，譬如社会环境、品德修养等因素而发生变化，以致造成人与人在品性上的较大差异。而与孟子生活在同一时代的告子认为人性无善与不善之分。“性犹湍水也，决诸东方则东流，决诸西方则西流。”所以人性无善与不善之分，就好比流水没有必定流向东方或西方一样。
孟子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明确提出“性善论”的人。所谓“孟子道性善，言必称尧舜”。“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孟子·告子上》）孟子为说明道德规范的起源，提出人性本善的思想。他认为仁义礼智的道德是天赋的，是人心所固有的，是人的“良知、良能”。既然从人的本性来看，是可以为善的，人要想达到“善”的境界，最先从自身所具有的善端出发，好好保留善端，使人善的本心不被迷惑，也就是所谓的“存心”：“君子所以异于人者，以其存心也。君子以仁存心，以礼存心。”（《孟子·离娄下》）在性善方面，君子与普通人也不一样。前者可以保存住先天的善心，只需通过仁义保存善心，通过礼法保存善心，随后再经过后天的品德修养将这种先天的善端进行扩充，人就可以成为君子。倘若人后天没有保留好善心，致使善心被迷惑了，那么要做的便是寻找回自己的本心，即将人丧失的善的本心找回来，再通过塑造，仍然是可以达到善的，这个环节便是著名的“修身养性”。
《邹国亚圣公孟轲像》，出自《至圣先贤像册》，故宫南薰殿旧藏，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
但荀子对此却很不以为然。值得一提的是，荀子虽然自称属于儒家，但他对儒家中的“（子）思孟（子）学派”批评得特别尖锐。荀子不仅在《非十二子》篇中对思孟之儒冠以“甚僻违而无类，幽隐而无说，闭约而无解”的评价，更作《性恶》一篇，将批评的靶子直接对准孟子的“性善论”。
性恶论荀子提出的。性恶论，是指荀子所论及的人性，其本质恰是无所谓善恶的“本始材朴”的自然之性，它既有转化为恶的可能，也有发展为善的机会。荀子的性恶论的思想在先秦百家关于人性的论断中独树一帜，他的思想对后世今。
《孟母教子图》，明，仇英，绢本设色，出自《临宋人画册》，现藏上海博物馆
性善论是战国时期孟子提出的一种人性论。孟子认为，人性的善可以通过每个人都有的普遍的心理活动来验证。既然这种心理活动是普遍的，那么性本善就是以人性为基础的，孟子称之为“良知”和“善能”。性恶论是战国末期荀子倡导。
《性恶》开宗明义，“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为什么说“人之性恶”呢？荀子认为，人的本性，天生就具有好利的本能，顺着这种本能，争夺的行为就会产生，而辞让之心就会丧失；人天生就具有嫉妒、憎恶的本能，顺着这种本能，残害的行为就会产生，而忠信之心就会丧失；人天生就具有耳目之欲，即具有喜欢听悦耳之音和喜欢看悦目之色的本能，顺着这种本能，淫乱的行为就会产生，而礼义之心就会丧失。那么，顺着人的本性和情欲，必然会产生争夺，与犯分乱理相合，最终则会导致凶暴。由此，荀子批评孟子所谓“人之学者，其性善”的说法，“是不及知人之性，而不察乎人之性、伪之分者也”。
话说回来，荀子既然主张“性恶论”，是不是觉得人就无可救药了呢？并非如此。在荀子看来，“师法之化，礼义之道”可以“化性起伪”。人的自然本性可以改造变化，道德规范是人为（即所谓“伪”）创造的结果，因此人人都可以从改变“好利”“好声色”等自然本性开始，最终改造成为圣人。所谓“涂之人可以为禹”，也就是路上走着的人都可以成为大禹那样的圣人。此种修身之法可谓之“道学问”，其实与孟子侧重于“存心养性”的修身之法可谓殊途同归。只不过到后世，孟子的“性善说”被儒学家们普遍接受，遂成为儒家正统的人性论思想，且影响深远。宋儒因此对荀子极不满，程颐就认为圣人之道失传于荀子，“荀子极偏驳，只一句性恶，大本已失”。今天看来，这恐怕才是真正的失之偏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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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归心
如果说《孟子》与《荀子》在什么问题上是完全一致的话，对暴君的态度大概算是一个。孟子骂起暴君来，实在痛快得很。他说桀、纣这种“残贼之人”不好算君王，是“独夫”。所以只“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而荀子也说过类似的话。《议兵》篇里就有“诛桀纣若诛独夫”这样的记载。荀子还说，天下人都抛弃他就灭亡，所以桀、纣不成其为君主，所以商汤、周武王并没有弑君。夏桀、商纣的时代，哪怕在当时距离孟子、荀子也已经非常遥远，为什么两位老夫子都要讲这些话？其目的在于解决人们的疑问。孔子以降，儒家常常讲君臣关系，常常讲汤、武的好话，那人们自然要问了：汤、武既然那么好，怎么还杀了自己的君主呢？儒家要肯定汤、武杀得好，就不能不先剥夺掉桀、纣的“君主”的资格。否则难以自圆其说。
孟子的性善论“人性本善”最早由孟子提出。他曾劝导滕国太子滕文公，希望他能做尧舜那样的圣人。这话一说出来，滕文公没什么信心，觉得把自己和尧舜那样的圣人相提并论十分惶恐。孟子为鼓励滕文公，表达了自己“人性本善”。
除此之外，孟子与荀子也不约而同地把民心向背看作成败的关键。在《孟子》里，孟子与诸侯国君主交谈时，就为人民讲了许多公道话。《孟子》这部书一开头就是“孟子见梁惠王”，说的就是魏惠王（魏罃）晚年的事情。公元前361年，魏惠王将都城从安邑（今山西运城夏县西北）迁到大梁（今河南开封），所以因此魏国又可以叫作梁国，魏惠王自然就成了“梁惠王”。
孟子见梁惠王场景模拟，位于开封博物馆
韩赵魏三家分晋后，魏国得到晋国本部精华，一时称雄。可孟子见梁惠王时，惠王已经一副灰溜溜的样子，说晋国原是天下最强大的国家，到我手里，居然会糟到这个样子。自己对国家很费心力，经常注意把粮食运进歉收的地区，别国的君主都不如自己这样替百姓打算，然而别国的百姓不减少，梁国的人民不加多，实在不知道是什么缘故。
孟子的回答很有意思，他先讲了个比喻：“填然鼓之，兵刃既接，弃甲曳兵而走。或百步而后止，或五十步而后止。以五十步笑百步，则何如。”（《孟子·梁惠王上》）孟子接着说：“既然这样，你就不必希望百姓比别国多了。”孟子接着说，“你不禁止富贵人家把粮食给猪狗吃掉，不打开粮仓去救济在路上饿死的人，倒喊这不是我的过失，是年成不收的缘故，那同拿了刀子杀人，却说我没有杀人，是刀子杀的，有什么区别。”“你的厨房里放着好肉，马房里养着健壮的马匹，然而百姓吃不饱饭，野外还有饿死的尸体，这等于率领着野兽来吃人。”“兽相食，且人恶之。为民父母，行政不免于率兽而食人。恶在其为民父母也。”这可以说是非常激烈的批评了。
《孟子集注》，过云楼藏书，现藏南京图书馆
从这段话里也可以发现，孟子把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关系比作父母对子女的关系，主张统治者应该像父母一样关心人民疾苦，而人民则应该像对待父母一样去亲近、服侍统治者。孟子认为，如果统治者实行仁政，便可得到人民的衷心拥护；反之，如果不顾人民死活，推行虐政，将会失去民心而变成独夫民贼。
宋刻本《荀子》
至于荀子，在这方面其实也不遑多让。他在《荀子·王制》里把国君和老百姓比作舟和水的关系，“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这句话在唐代时为魏征转述，成为流传更广的“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由此可见，在看待民心向背的问题上，荀子与孟子是完全一致的：得民心者，自得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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