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6月,山东大学创办了历史系,由赵纪彬任历史研究所所长,杨向奎为历史系主任。“入学时,学校有很多进步的学生社团。比我高一级的文学系学生创办了历史研究社,他们做了影射当时国民党特务统治的历史题材壁报。我觉得历史很有用,就参加了进步社团。”这门以人类历史为研究对象的学科吸引力如此之大,路遥在同年秋季转到历史系。
冯沅君对这位常坐第一排的小伙印象深刻,有一次遇到路遥便问:“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一声就转到了历史系?”路遥无言可答,只好向冯老师诚挚道歉,但弃文从史的道路,他走得异常坚定。
华岗引领,琢磨治学理念
路遥先生家的书房,布置得很简洁,除了一张床和一个书桌,余下还是满满当当的书。书桌上摆着摊开的书与笔记本,书页在暖阳的照耀下,仿佛老电影中一帧泛黄的影像,见证着每夜迟迟不熄的灯光。义和团研究的许多成果就是自这里产生,并走向世界。
如果说弃文从史是路遥走向史学研究的开端,那《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史》这本书的启发更像是一把钥匙,点睛之笔般开启了义和团研究的大门。这点睛之人,便是山大校长华岗。
路遥先生特别提到,华岗其实也是在历史学领域有着突出贡献的知名教授。早在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华岗所撰的两本著述:一是《1925-1927中国大革命史》出版于1931年,二是《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史》出版于1940年。前一本书得到了毛泽东主席的肯定,说它“收集了许多宝贵材料,是一本好书”;后一本是著述近百年来中国遭受帝国主义侵略而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并因此激起民族解放斗争的历史。据此华岗将鸦片战争、太平天国运动、中法战争、甲午中日战争、戊戌维新、义和团运动以至五四运动等几大事件成体系地串在一起写成教材,深受师生欢迎。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读书感悟1 当我读完《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这本书时,我不禁感动得热泪盈眶,心中仿佛有数千个波涛在一浪接一浪地冲击着我的心。这本书不仅给了我一个新世界,更给了我一片属于我的蓝天。 本文主人公保尔是一。
1951年春,教育部任命华岗为山东大学校长。华岗上任后,头一件事就是给全校师生上大课,所讲的“社会发展史”,是旧大学从未有的课程。“他以马列主义深入阐释了社会历史规律性的发展过程,从而极大地启发了广大师生的政治觉悟,让大家逐渐接受了马列主义的理论。”路遥说。
历史系的师生认识到要改变旧史学研究,就必须让马列主义占领史学阵地,而探究中国农民战争的推动作用成为首要任务之一。“学术研究首先得有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还要吸取西方的相关理论,两者互为补充,缺一不可。但无论哪一种,吸纳这些观点时,都要结合中国实际予以中国化,初步建立起自己的思考框架。”在华岗校长思想的引领下,路遥也在不断反思中掌握文献资料、积累专业知识,琢磨自己的治学理念。
路遥升任讲师后,华岗校长希望他能多同郑鹤声教授接触,以纠正《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史》(扩充版)一书中引用史料、史实不切实之处。“郑老师的藏书相当多,每个月都要拿出相当多的薪金大量寻购文献材料。他曾有一间藏书屋,真是环壁皆书,目不暇接。”路遥回忆,“那时郑老师写了不少论文,要我帮他提高马列主义理论分析,我为此有幸也得到他的指导涉猎了许多史料。经过了四五年的努力,我的学术功底逐渐扎实起来,至今仍获益不浅。”
通过揭示保尔为了党和人民的事业,敢于战胜任何艰难困苦的刚毅性格,小说形象地告诉青年一代,什么是共产主义理想,如何为共产主义理想去努力奋斗。革命战士应当有一个什么样的人生,这是小说的主题。20年代末30年代初,随着新。
靠“11号车”。
像滚雪球一般展开地毯式普查
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接到任务的山东大学历史系,考虑到义和团运动发生于1900年,仅仅过去了60年。义和团运动时期出生的老人还在,所以选择从田野调查入手。”路遥介绍,学校很有远见。当时的校领导、系领导都看到这个问题,必须破釜沉舟、彻底解决,到乡间野外“找米下锅”。
《我与地坛》的读书心得领悟感触1 看了《我与地坛》一文,我感受到了我与地坛的缘分,以及母亲的苦难与伟大。 崇高母爱之美子女若似山边草,在母亲心中也象珠宝。儿子的不幸,在母亲那里是加倍了的。母亲对儿子是理解和尊重的。她理解儿。
1959年,山大历史系先抽调了两位教师下到各地摸底,路遥是其中之一。1960年初学校抽调一个正在学习中国近代史课程的年级50多人作为主力,教师从郑鹤声教授开始无一例外跟随学生下乡。“由于我在年轻教师中资格最老,又遭过‘只专不红’的批判,所以一直被派到最底层,忙于第一线调查。”路遥回忆,60年代对义和团运动发生的地区尚不清晰,而且缺乏交通工具。全体师生只能靠“11号车”(即两条腿走路),像滚雪球一般展开地毯式的普查。
美国学者柯文曾在书中提出,山大师生当时搜集的口述材料,虽然有其积极意义,也容易构成一种陷阱。口述材料受当时政治和意识压力、采访者在提问上有选择等方面的影响,其价值受到了制约。对此,路遥先生也承认,仅靠学生分头访问记录,难免有柯文所述的一些缺点。
“调查初期,只能靠分头访问记录。学生们来自不同省份,对地方口音不懂,难免会限制访谈的客观性。但依靠那次大规模普查,终于弄清楚了义和团运动在鲁西南、鲁西北以及直隶山东交界等三个地区的详细活动情况,并由大刀会、梅花拳、义和拳形成义和团最初的组织核心。”路遥认为,20世纪60年代的调查,无论有何不足,终究将义和团运动的起源和组织源流梳理出线索,绘成一个符合实况的概貌,也为后期继续调查找出了方向。“这是我们山东大学所作的突出贡献,没有这一成果,可能到今天还是一笔糊涂账。”
“到了20世纪80年代,再调查就不一样了。因有前期的积累,我们就能制定出比较详细且更加可行的调查提纲。比如对冠县十八村的结构调查,所取得的成果令人关注。我个人认为,20世纪60年代调查的最大不足是在于我们确定要以贫下中农为主要调查对象。失去对一些村庄中知识分子的访问。”路遥说。
“义和团运动是十分复杂而具有多元性的运动,以往的研究都把它简单化了。它像一面多棱镜,从各个侧面看,都有一些不完全相同的形状。”路遥介绍。从1960年—1990年的30年内,路遥率领学生进行了六七次大规模调查,积累了近120万字的资料,发表、整理出版了《义和拳运动起源探索》《义和拳教钩沉》《山东大学义和团调查资料汇编》等论著。
根据有说服力的档案文献与田野调查资料,路遥提出义和团运动发生在以山东为主及其毗连的苏北、皖北、直隶东南等四个地区,义和团之组织源于民间拳会、结社和秘密教门,解决了学术界长期争论不休的重要疑难问题,填补了该领域研究的空白。
《山东民间秘密教门》一书,是路遥在费时10年的田野调查基础上完成,足迹遍及山东境内及河北部分地区70多县的乡村集镇。该书对全国几支重要教门的起源、教理、组织形式及其主要发展脉络和活动特征,进行了系统的开创性研究。路遥先生举例子说,“发生在山东的一贯道,其十四祖王觉一,我们在青州调查时就已取得可信资料。后来,我看到甘肃省公安厅的一份会道门资料,说王觉一于1900年义和团运动高潮时期还活着,并在川陕甘有所活动。为此,我多次去甘肃平凉、武功调查。这个愿望终于在2004年实现了,我获得所需的文字记载。我从最艰苦的田野调查中获得莫大的乐趣,愉快之情实在是笔墨不能形容的。”
“从目前翻译的质量看。
我是很难为你作序”
一进路遥先生家,映入眼帘的便是路遥先生本人的铜制胸像。雕像上路先生慈祥地目视远方,让人仿佛能看到以往每逢学生毕业时,路先生那欣慰的眼神。这是路先生弟子们在先生九十华诞暨执教六十六周年之时,敬献恩师之礼。
身为大学老师,路遥对学生的关怀和培养,可谓亲力亲为。他时常告诫学子,历史研究一定要充分掌握资料,坐得住“冷板凳”。特别是对西方学者的观点,不能鹦鹉学舌。“最受西方学者重视的,还是要靠自己扎扎实实的学术功底而建立起与他们针锋相对的观点体系。开会时他可能会把你驳得体无完肤,但暗中还会视你为强有力的竞争者。别人问我要选择哪一种学风?我宁可选择‘实证派’而不要‘理论派’,当然能做到两者密切结合是最理想的,但很多人达不到。”
“因为同时在写博士毕业论文,翻译得比较仓促。放下电话后,我吓出了一身冷汗,原来离路老师的要求差距还很大。”此后的四个月时间,崔华杰把所有工作都推到一边,几乎泡在图书馆,反复进行审校,修改学术语言,终于拿出了一稿交给路遥先生。“这稿达到了要求,路先生欣然作序。同时,他对狄德满教授特有的史料运用方式给出很高评价,并称其为义和团运动研究的又一代表作。”
此外,在每十年举办一次的义和团运动国际学术讨论会中,路先生会邀请很多国外学者到中国参会、研讨。“柯文、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周锡瑞教授、威斯康星大学历史系鲍德威教授等国外知名学者都与路先生建立了非常好的关系。”崔华杰说。
在与国外学者的交流中,路遥先生越来越意识到,山东大学的义和团研究一方面要坚持传统的田野调查口述史料,另外一个方面外文史料也要进行系统的挖掘和利用。在路遥先生的力促之下,山东大学于2011年聘请到了狄德满教授作为人文社科一级教授,他是知名的中国史研究专家,懂得七国语言,最终搜集整理了70多万字的西方义和团研究文献资料汇编。“从这个时候,我感觉到山东大学的义和团运动研究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我们真正成为了国际性的学术阵地。特别是狄德满先生的加入,对充实既有学术力量和扩大山东大学义和团研究的对外影响力发挥了巨大作用。”崔华杰说。
路遥开阔的国际视野以及对史学研究矢志不渝的付出,令学生们钦佩不已。虽不会使用电子产品,但路遥喜欢阅读大量社科类报纸,只要是有关学界的最新动态,都会用纸笔摘录。
“我每次去路老师家拜访时,都能看到先生坐在书桌前看义和团相关文献的情景。”崔华杰认为,路先生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即学术就是生活,生活就是学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