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尔·西奥多·雅斯贝尔斯（Karl Theodor Jaspers，1883年2月23日—1969年2月26日），20世纪德国重要的哲学家、精神病学家。他起初学习医学，取得医学博士学位后，开始研究精神病理学和心理学。后受克尔凯郭尔、尼采、康德等人的影响，转向哲学研究，成为现代存在主义哲学的代表，并为一种理性哲学奠定了基础。在纳粹时期，雅斯贝斯因为妻子的犹太人身份遭受了种种不公正的待遇和迫害。1945年以后，他成为一位重要的政治思想家，并且是德国战后政治具有声望的批评者。从这时开始，哲学的信仰问题成为他著作的一个中心。雅斯贝斯晚年致力于世界哲学的研究，计划写一部世界哲学史。这个庞大的计划最终未能完成。其代表作有《哲学》《时代的精神状况》《世界观的心理学》《一般精神病理学》《历史的起源与目标》。

在西方世界，基督教信仰缔造了历史哲学。在从圣·奥古斯汀到黑格尔的一系列鸿篇巨著中，这一信仰通过历史而具体化为上帝的活动。上帝的启示活动相当于决定性的分界线。因此，黑格尔仍能说，全部历史都来自耶稣基督，走向耶稣基督。上帝之子的降临是世界历史的轴心。我们的年表天天都在证明这个基督教的历史结构。

但是，基督教仅是其教徒的信仰，而非全人类的信仰。因此，这一普遍历史观的毛病在于，它只能为虔诚的基督徒所承认。然而甚至在西方，基督徒经验主义的历史观也并不受其信仰所束缚。信仰不等于对现实历史过程的经验的洞察。对于基督徒来说，《圣经》记载的历史和世俗的历史因为意义不同，它们是分开的。虔诚的基督徒甚至能象检验其他以经验为根据的研究对象一样，去检验基督教传统本身。

假若存在这种世界历史轴心的话，它就必须在经验上得到发现，也必须是包括基督徒在内的所有人都能接受的那种事实。这个轴心要位于对于人性的形成最卓有成效的历史之点。自它以后，历史产生了人类所能达到的一切。它的特征即使在经验上不必是无可辩驳和明显确凿的，也必须是能使人领悟和信服的，以便引出一个为所有民族——不计特殊的宗教信条，包括西方人、亚洲人和地球上一切人——进行历史自我理解的共同框架。看来要在公元前500年左右的时期内和在公元前800年至200年的精神过程中，找到这个历史轴心。正是在那里，我们同最深刻的历史分界线相遇，我们今天所了解的人开始出现。我们可以把它简称为“轴心期”(Axial Period)。

一、轴心期（或时代）之特征

最不平常的事件集中在这一时期。在中国，孔子和老子非常活跃，中国所有的哲学流派，包括墨子、庄子、列子和诸子百家，都出现了。象中国一样，印度出现了《奥义书》(Upanishads)【印度最古文献《吠陀》经典的最后一部份，其中多数是宗教、哲学著作。—译注】和佛陀(Buddha)，探究了一直到怀疑主义、唯物主义、诡辩派和虚无主义的全部范围的哲学可能性。伊朗的琐罗亚斯德【约公元前10至7世纪间人)，波斯国教袄教的创始人。—译注】传授一种挑战性的观点，认为人世生活就是一场善与恶的斗争。在巴勒斯坦，从以利亚(Eli jah)经由以赛亚(Isaiah)和耶利米( Jeremiah)到以赛亚第二(Deutero-Isaiah)，先知们纷纷涌现。希腊贤哲如云，其中有荷马，哲学家巴门尼德、赫拉克利特和柏拉图，许多悲剧作者，以及修昔底德和阿基米德。在这数世纪内，这些名字所包含的一切，几乎同时在中国、印度和西方这三个互不知晓的地区发展起来，这个时代的新特点是，世界上所有三个地区的人类全都开始意识到整体的存在、自身和自身的限度。人类体验到世界的恐怖和自身的软弱。他探询根本性的问题。面对空无，他力求解放和拯救。通过在意识上认识自己的限度，他为一自己树立了最高目标。他在自我的深奥和超然存在的光辉中感受绝对。

这一切皆由反思产生。意识再次意识到自身，思想成为它自己的对象。人们试图通过交流思想、理智和感受而说服别人，与此同时就产生了精神冲突。人们尝试了各种最矛盾的可能性。讨论，派别的形成，以及精神王国分裂为仍互相保持关系的对立面，造成了濒临精神混乱边缘的不宁和运动。

这个时代产生了直至今天仍是我们思考范围的基本范畴，创立了人类仍赖以存活的世界宗教之源端。无论在何种意义上，人类都已迈出了走向普遍性的步伐。

这一过程的结果是，以前无意识接受的思想、习惯和环境，都遭到审查、探究和清理。一切皆被卷入漩涡。至于仍具有生命力和现实性的传统实体，其表现形式被澄清了，因此也就发生了变质。

神话时代及其宁静和明白无误，都一去不返。象先知们关于上帝的思想一样，希腊、印度和中国哲学家的重要见识并不是神话，理性和理性地阐明的经验向神话发起一场斗争(理性反对神话)，斗争进一步发展为普天归一的上帝之超然存在，反对不存在的恶魔，最后发生了反对诸神不真实形象的伦理的反抗。宗教伦理化了，神性的威严因此而增强。另一方面，神话成为语言的材料，用以表达与原意极不相同的含义:它转变为寓言。在此转变过程中，神话得到改造，并在新的深度上被理解。它是在旧神话整个儿毁灭之际，按照新样式创造的神话。旧神话世界渐渐被湮没，但通过芸芸众生代代相传的信仰，它作为整体背景而保存下来(并且后来能在广大地区占居优势)。

这一人性的全盘改变可称为精神化。对生命公认的解释动摇了，截然相反的事物间的平静，变成了对立和矛盾的不宁。人不再封闭在自身之中。他变得不能确定自己，因此向新的无限的可能性开放。他能听见和理解以前无人探询和表明的东西。前所未闻的事物变得明显起来。人渐而感到上帝的存在、他自身和他所处的世界，但不知道结局;问题依然存在。

哲学家首次出现了。人敢于依靠个人自身。中国的隐士和云游哲人，印度的苦行者，希腊的哲学家和以色列的先知，尽管其信仰、思想内容和内在气质迥然不同，但都统统属于哲学家之列。人证明自己有能力，从精神上将自己和整个宇宙进行对比。他在自身内部发现了将他提高到自身和世界之上的本原。

人在理论思辨中把自己一直提高到上帝本身，他把这理解为双重性因主客体的消失和对立面的相合而不复存在。他以模糊而易误解的、具体的理论思辨形式，表达了精神凌空翱翔的体验，它宛如在上帝体内的苏醒，宛如合二为一的神秘珠蚌，宛如与上帝同在，宛如成了上帝意志的工具。

特殊的人性被束缚和藏匿在人的躯体之内，它被本能所羁绊，只能朦胧地意识到自己。它渴望解放与拯救，它向着理念飞升，它平心静气地顺从，它全神贯注地反思，它了解作为大我的自身和世界，他体验“涅槃”，它与“道”相一致，它服从上帝的意志。在此过程中，它已经能在此岸世界获得解救。这些信念和教义虽然途径不同，但有一点是共同的，即人能够仅仅独自一人踩出这些途径，他通过在存在整体内不断地意识到自己而超越自己。他可能放弃一切尘世财物，避居荒漠、森林或山岭，作为隐士而发现孤寂的创造力，然后也可能作为智者、贤哲和先知而重新入世。在轴心期，首次出现了后来所谓的理智和个性。

个人获得的成就决没有传授给大众。人性潜力（Potentiality)的顶峰和芸芸众生之间的鸿沟变得异常之大。然而，个人的变化间接地改变了大众。人性整体进行了一次飞跃。

我们发现，与这个新的精神世界相一致，上述三个地区表现出类似的社会学情景。那里有大量的小国和城邦，有国家对国家，城邦对城邦的斗争，然而这首先要有惊人的繁荣和财富、力量的发展。中国的诸侯列国和城市在周朝软弱无力的帝国统治下，获得了独立自主的生活。政治进程包括诸侯列国通过征服其他小国而得到的扩展。在希腊和近东，一些小城邦国，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包括被波斯所征服的城邦，都享有独立地位。在印度，有许多邦国和城市。

相互交流在这三个地区分别建立了精神传播运动。孔子、墨子和其他的中国哲学家们，游历中原，到处赢得促进精神生活的佳誉，并奠立了汉学家们所说的各学派，希腊的诡辩家和哲学家同样到处漫游，而佛陀则在各地云游中度过一生。

过去，这三个地区的精神状况一直比较持久。任凭灾祸迭起，一切仍重复发生，它们被禁锢在静止滞缓的精神运动范围之内。这种精神运动没有进入意识，因此得不到领悟。现在正相反，作用力增强了，它引起了狂潮奔涌的运动。

这一运动获得了意识。人类的存在作为历史而成为反思的对象。人们感知到某种非凡之举已在自己的现存开始。但是，正是这种意识同时使人们认识到，这个现存是以无限的过去为先导的。就在人类特殊精神的觉醒之初，人得到记忆的支撑，意识到此世是属于时代的晚期，甚至属于衰微的时代。

人们明白自己面临灾难，并感到要以改革、教育和洞察力来进行挽救。他们制定计划，努力控制事件的进程，并第一次要恢复或创建良好的环境。历史在总体上被看作是世界表现形式的序列，它或者是不断衰落的过程，或者是循环运动，或者是上升发展。人们禅精竭虑地寻求人类能最和睦地共同生活、实行最佳统治管理的方法。改革的观念支配了实践活动。哲学家们周游列国，成为智囊和导师。他们或者遭到蔑视，或者得到追随。他们投入讨论，并互相抗争。在孔子受挫于魏国和柏拉图在锡拉丘兹【意大利西西里岛东南部海港，公元前734年迦太基人建立的古城。—译注】的失败之间，在培养未来国士的孔子学塾和服务于同一目的柏拉图学园之间，可以找出社会学的类似现象。

不能把这个经历了所有这些跨越世纪的发展的时代，看作是一个简单的上升运动。它是一个既创造又毁灭的时代。它并没有达到最终的尽善尽美。个别贤哲实现的最高思想潜力及其实际表达，没有成为共同的财富，因为大多数人跟不上他们的步伐。因自由意向而开始的运动，结果却变成无政府状态。当这一时代丧失其创造力时，三个文化区就都出现了教条僵化和水平下降。在日益不堪忍受的混乱中，一种通过重建持久环境而寻求新关系的努力产生了。

结局起初是政治性的。在中国(秦始皇帝)、印度(孔雀王朝)和西方(希腊帝国和罗马帝国)，阿尔贝特·凯塞林，几乎同时兴起了主要靠征服起家的强大帝国。每一处旧秩序崩溃的最初结果即是工业技术和组织规划秩序的建立。，

但是，处处保留着与先前存在的事物的精神联系。过去成为崇拜的典范和对象。过去的成就和伟人仍清晰地留在人们的记忆中，并提供了学习和教育的内容(孔子的儒家思想在汉朝的发展，阿育王对佛教的推动，以及奥古斯都时代【拉丁文学史上最卓越的时代之一，约于古罗马帝国第一代皇帝奥古斯都(公元前63—公元14年)在位期前后。—译注】有意识地建立的希腊——罗马文化教育)。

轴心期末期出现的各世界性帝国，自以为奠定了永久的基础，但其稳定只是表面的。尽管与轴心期的国家形成比起来，它们延续了很长的时间，但最终都式微衰败，分崩离析。随后的数千年里，大量的变化产生了。从某种观点看来，大帝国的瓦解和重建成了轴心期结束以来的历史，正如欣欣向荣的古代文明曾构成数千年历史一样。但是在前数千年中，历史具有不同的意义，它缺乏后来轴心期首次感受到的精神作用力，这种作用力此后一直起着作用，它探究人类的全部活动，赋予历史以新的意义。

《帝国落日:见证德国军队的最后时刻》百度网盘pdf最新全集下载:链接：https://pan.baidu.com/s/1Po63aYxxf-kHHOZdKPD35Q ?pwd=oev5 提取码：oev5简介：本书作者阿尔贝特·凯塞林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德国26名元帅之一，曾。

二、自轴心时代以来的世界历史结构

我所提及的少量事实，并不足以使人们完全信服，这一种特殊的历史观就是真理。但详尽描述大量历史材料，只能使论点显得过份琐细，或者遭到反对。二本薄书的篇幅也不能容纳这种描述。应当把我所提及的事实，看作是对我的论点进行检验的质询和异议。

假定这一轴心期的观点是正确的，那么看来它要通过揭示世界历史结构一样的东西，来弄清楚整部世界。让我来尽力勾勒这个结构:

(1)在所有地方，轴心期结束了几千年古代文明，它融化、吸收或淹没了古代文明，而不论成为新文化形式载体的是同一民族或别的民族。前轴心期文化，象巴比伦文化、埃及文化、印度河流域文化和中国土著文化，其本身规模可能十分宏大，但却没有显示出某种觉醒的意识。古代文化的某些因素进入了轴心期，并成为新开端的组成部分，只有这些因素才得以保存下来。与轴心期光辉的人性相比，以前最古老的文化十分陌生，似乎罩上了面纱，人仿佛仍未真正苏醒过来。孤立的开端并不掩盖上述事实，它在自身中萌动，却没有对整体和后来产生影响（例如埃及人论述一个人厌倦了生命和灵魂，巴比伦人的忏侮圣歌和吉加美士史诗【(the Gilgamesh)，古代两河流域的文学作品、起源于苏美尔时代，可能在古巴比伦时(公元前2000年代上半期）最后编定。一译注】）。宗教和宗教艺术的不朽因素，大规模的国家形成，以及与此相应的司法制度的创立，都是轴心期意识敬畏和赞美的对象，它们甚至被奉为楷模(例如孔子和柏拉图即这样认为)。不过，人们是用一种改变其意义的新眼光来看待它们的。

因此，帝国观念是古代文明的遗产，它在轴心期临终时重新得势，并在政治领域里结束了这一时代。然而，鉴于帝国观念最早构成了文化创造的原则，于是它便成为一种手段。运用这种手段，衰落的文化通过入柩殓葬来保持稳定。尽管帝国观念实际上具有专制性质，但仿佛正是这一原则曾一度推动人类向上，以有意识的专制主义形式重新取得突破，不过这一次只不过是为了维持冰冷僵化的文化。

pwd=oev5 提取码：oev5简介：本书作者阿尔贝特·凯塞林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德国26名元帅之一，曾在德国军队长期服役，对德国空军的建立和壮大发挥了重要作用，参加过一战、二战，特别是在二战的波兰、苏联、北非和意大利战场，。

(2)直至今日，人类一直靠轴心期所产生、思考和创造的一切而生存。每一次新的飞跃都回顾这一时期，并被它重燃火焰。自那以后，情况就是这样。轴心期潜力的苏醒和对轴心期潜力的回忆，或曰复兴，总是提供了精神动力。对这一开端的复归是中国、印度和西方不断发生的事情。

(3)轴心期虽然在一定的空间限度里开始，但它在历史上却逐渐包罗万象。任何未同轴心期获得联系的民族仍保持“原始”，继续过着尽达几万甚至几十万年的非历史生活。生活在轴心期三个地区以外的人们，要么和这三个精神辐射中心保持隔绝，要么与其中的一个开始接触，在后一种情况下，他们被拖进历史。例如，在西方有日耳曼民族和斯拉夫民族，在东方有日本人、马来亚人和暹罗人。对许多原始民族来说，这种交往导致了他们的灭绝。生活在轴心期以后的全部人类，不是保持原始状态，就是参与当时唯一具有根本意义的新事态发展过程。历史一旦产生，原始民族便成为史前残余，他们占据的空间不断缩小，并且只是在现在才达到了尽头。

总而言之，轴心期的概念提供了借以探讨其前后全部发展的问题和标准。早先文明的轮廓渐渐消散，承载它们的民族在加入了轴心期运动时从视野中消失了。在并入自轴心期开始的历史运动之前，史前民族一直保持史前状态，要不就是灭亡。轴心期同化了存留的一切。从轴心期起，世界历史获得了唯一的结构和至少持续到我们时代的统一。

三、对轴心期论点的查审

(一)轴心期事实上存在吗?

据我所知，在拉索尔克斯(Lasaulx)和维克多·冯·施特劳斯(Victor Von Strauss)的著作中最早讨论到有关轴心期之事实。

维克多·冯·施特劳斯在对老子作精彩评论时(1870年版，第114页)写道:

“在中国老子和孔子生活的数百年里，所有开化民族都经历了一场奇异的精神运动。在以色列，耶利米、哈巴谷⑧、但以理④和以西结⑤作着他们的预言，而新一代人在耶路撒冷建立了第二座圣殿(公元前521-516年)。希腊人当中，泰勒斯依然健在，阿那克西曼德⑦、毕达哥拉斯、赫拉克利特和色诺芬⑧崭露头角，巴门尼德⑨也已诞生。在波斯，琐罗亚斯德对古代教义的重要改革看来已经得到了贯彻，印度则产生了佛教创世人释迦牟尼。”

自那以后，人们不时注意到这些事实，但仅仅是浮光掠影而已。就我所知，人们从未有论证它们的意图，从未从整体上把握这些获得当时人性的整个精神存在的普遍类似现象。让我们探讨一下对这观点可能产生的异议。

(1)一种异议可能认为，共同因素仅仅是表面上的。比较起来，语言、种族、帝国类型和历史回忆方式等差异是如此之大，以至于共同因素给我们的印象仅仅是一系列巧合。事实从总体上驳倒了共同因素的每一种明确的系统阐述。这种异议还认为，或者它只是一条无足轻重的准则，这条准则即是，无论是作为开端还是作为潜力，凡是有人存在的地方，一切就基本上都能发现。在理解人类共同的可能性方面，差异才是基本的、可鉴别的和历史性的。除了人类存在的非历史的普遍性以外，绝不能把整体理解为一致。

对此异议答复如下:轴心期包容的，恰恰是历史全景中的共同因素，它突破了那些直至我们时代都一直对临界状态的人性起作用的原则。共同因素在这里是根本性的东西，从历史的角度来说，并不是全世界有人生存的地方就能产生共同因素。它只是从这三种血缘的人们及其生活的狭小区域中产生的。问题在于，尽管仍存在着差异，日益增长的知识是否将证明，共同因素要比最初显露的更为深刻。如果那样，时间上的巧合就成了事实，它越是清清楚楚地被具体化，就越令人惊讶。然而，为了令人信服地证明它，就需要进行更广泛的讨论。

(2)进一步可能产生的异议是:轴心期根本不是事实，而是价值判断的产物。它是以过高评价这一时期成就的先入之见为根据的。

对此异议答复如下:就精神而论，我们只能通过对意义的理解来领悟事实。而理解生来就是估价。理解虽然在经验上依赖于各个独立论据的积累，可是单单通过这些论据绝对产生不出历史解释。同得出任何时期的精神的观点一样，只有通过理解，我们才能得出轴心期的观点。这一观点同时包含理解和估价。它包括这样的事实，即我们之所以在情绪上受到感动，是因为轴心期是我们自己的历史，它不仅是我们能追溯各种影响的过去，而且是不断地重新开始的过去，它那更广泛、更新颖的影响是无法估量的，所以它使我们关切，使我们深受感触。

为此，整个人都是历史研究的求知工具。“每个人都理解他内心所孕之物。”理解的根源是我们自己的现存，是此时此地我们唯一的现实。这样，我们上升得越高，便越清楚地理解轴心期。

如果只能在人类存在的主观性中把握历史内容的层系，那么这种主观性就不会在某种纯事实的客观性中熄灭，而是在共同感知的客观性中熄灭——如果人还未在共同性中找到自己，他就要寻求一个共同性，共同感知便代表了这一共同性，因为把我们互相联系在一起的是真实。

(3)再进一步的异议可能是，这种类似并不具有历史性，因为它与精神交流无关，不属于共同的历史。

有人已提出这项异议来反驳黑格尔。黑格尔将中国、印度和西方并列为精神发展的辩证序列的诸阶段。反对意见认为，这三个地区的历史发展中实际上并没有导致逐个递进的联系，而西方历史发展的不同阶段却存在这种联系。

然而，我们的论点所涉及的是完全不同的范畴。我们恰恰不承认从中国到希腊这一系列阶段的真实性。无论在时间上还是意义上，都不存在这种系列。真实状况倒是它们是同时代的、毫无联系地并列存在着的一个整体。起先几条道路似乎从毫无联系的起源通向共同的目标。三种形态中都存在多样性，一部历史有三个独立的起源。后来，经过孤立而不连贯的接触后，最后仅在几百年前，确切地说是直至我们今天，历史才成为唯一的统一体。

因此，引起争议的问题是所涉及的类似现象的性质。

(二)类似现象的性质是什么？

轴心期的事实或许不过是许多缺乏历史意义的同时发生的奇特事物。世界历史上可指出大量不可思议的同步性。例如:十六世纪耶稣会会士在日本发现了一支佛教派别，它从十三世纪以后就在那里兴旺起来。看起来它具有(而且实际上具有)与新教惊人的相似之处。据日本学专家弗洛伦茨【(Karl，Florenz，1855--1939年，德国文学家、语育学家、日本学专家，著有《日本文学史》(1909年)，《神道的历史》(1911年)等。一译注】(在尚特皮·德·拉·苏萨耶编写的教科书中)的描述，他们的教义大略如下:人本身的努力对于他的拯救无济于事。一切依赖于对阿弥陀佛慈爱和援助的信仰。没有什么功德善行。祈祷并不为达成正果，而仅仅是表示感谢阿弥陀佛给予的拯救。该教派创世人真三说:“盖若行善者亦必永垂不朽，何若罪孽者永见其增?”该派一反传统佛教，主张不做功，无巫术程式或巫术咒文，无护身符，无朝圣、赎身、斋戒或其它禁欲形式。凡夫俗子与僧人和尚一样有望得救。僧人只是俗人的一群教师。僧人与俗人一样穿戴，在生活方式上也不必与俗人有所区别?他们废除独身，认为家庭是宗教活动的最佳场所。他们告诫本派成员道:“维护秩序，服从国法，勿忘国家之昌盛，谨守良民之道。”

这个同步性的例子是令人惊讶的，上述日本教派的教义达到了与路德教基本教义一致的地步。整整数世纪中，从中国到欧洲，还有大量的类似现象发生。人们已将其制成同步现象的图表。

对此答复如下:

首先，可以说，历史上许多类似现象，无论是否同步，都表现出一个适用于每个个别现象的法则。只有在轴心期，我们才遇到了不遵循普遍规律、相反却构成一个具有包罗万象性质的、独一无二的、特殊的历史事实，它本身包容了所有的精神现象。轴心期是在世界历史水平上唯一一个相当于总体的普遍类似，而不单单是特殊现象偶然的同时发生。单个现象或一系列现象，都不足以确立那种我们所论及的轴心期的类似现象。

其次，这三个平行运动仅在那数百年中才是互相接近的。把这些类似现象延伸到轴心期外上下数千年的同步现象表的尝试变得越来越人为化。后来的发展路线不是趋向平行，反而是岔开。虽然起初看来它们象是奔向同一目标的三条道路，但最终却分道扬镳。然而，我们的回溯越接近轴心期，我们的关系就变得越密切，我们彼此也觉得越接近。

我常感到，轴心期全貌未必仅仅是历史巧合所造成的幻觉。相反，它似乎是某种深刻的共同因素，即人性的唯一本源的表现。后来日益分歧的过程，产生了偶然的相似，这是共同起源的标志，但根本不再是最初那种真实的共同性的含义。

世界历史上唯一可比的类似现象是发生在埃及、美索不达米亚、印度河流域和中国的古代文明的发端。

不过，在这时间上的一致中却有几千年的差别。其开端从公元前5000年延伸到公元前3000年(美索不达米亚和埃及关于早期克里特及同时期特洛伊的发掘物)。中国和印度河文明的开端在公元前的3000年之内来临。

可与这些古代文明相比较的是墨西哥和秘鲁的古代文明，据推测它们在公元元年至1000年内兴起。

他们的共同特征是高度发达的组织和高水平的技术成就。在埃及、美索不达米亚、印度河流域和中国黄河沿岸，相似的文明萌发在各江河流域，其特征是机构高度发达的中央政府，以满足社会的需要。

它们也全都有一种神秘的宗教，这种宗教缺乏哲学启蒙，没有探求拯救，面临极端情景时没有向自由突破。同样，在这些文明的某些领域，尤其是在建筑和雕塑方面，风格奇异的艺术成就中总有一种独特的冷漠。

然而，这种类似现象没有显示出象轴心期一样的同步性，并且，它仅由既定类型的相似点构成，而非由精神运动组成。它奇怪地包括一些稳定条件，它们在毁灭性的灾难之后，趋于用旧形式重新组成自己。史前于我们几乎是一本闭合的书，而正史不再允许事物在精神领域中保持不变，古代文明正是史前和正史之间的世界。古代文明为轴心期提供了基础，却被它所淹没。

(三)什么造成了轴心期之事实?

如果轴心期的种种事实是无可争辩的，那么我们一定会反躬自问，它们因何而产生?为何相同的事情发生在三个彼此独立的地点？这三个地区起先互不了解，这一事实初看似乎完全无关紧要，但它是一个历史之谜，随着对实际情况研究的深入发展，谜团日益增大。具有极其丰富的精神创造的轴心期，决定了直至现今的全部人类历史，同时又带来了一个谜，即这三个互相独立地区的事件具有不可分离的相通的类似过程。

我们已经指出，除轴心期外，在全部世界历史中，可能只有另外一种情况可称同时发生之谜，即古代文明的起源。问题是，尽管有相当于两千年的间隔，为什么从史前民族的一般状况到古代文明的发展，大约同时在尼罗河流域、美索不达米亚流域、印度河流域和黄河流域发生?

惯常的答复是，相似的任务(水利实施和抗洪斗争)导致相似的后果。但若是那样，它们为何同时发生？它们为何单单涉及这几条特别的河流?它们为何在美洲就姗姗来迟，情况不同?

商业和文化交流可能在产生作用。手工业性质的文明成就一直在缓慢地向全球、至少是向整个欧亚大陆扩展。文字的发明可能产生在一个地方，然后传播开来。没有文字，管理工作，尤其是管理河流的任务将无法完成。但这些仅仅是可能性。可以证实的是，公元前3000年，美索不达米亚的苏美尔文化和印度河流域文化之间就产生了这种交流，这种交流还存在于早期埃及和巴比伦之间，它们在公元前2000年是非常活跃的。

但这个思想纯属玩弄词藻，它什么也没有说明，它没有提供进一步研究的基础，因此十分空洞。不可把“人类的进化”理解为或当作解释一切的现实。而且更重要的是，这一“生物进化”仅由人类分散的小部分而非人类总体来完成。

在我看来，轴心期同时发端的奥秘，比起古代文明诞生的问题来，所处的水平要深刻得多。首先，其同时性更加准确，其次，它与人性的整个有意识的思想方面的精神的历史发展有关。从古代文明产生起，这三个具有独特性的地区就在基督降生前的1000年中，产生了人类精神的全部历史从此所依赖的创造成果。

这些发展最初彼此独立，它们之间肯定没有真正的交流和互相刺激。只是在轴心期末期佛教渗入到中国后，印度和中国之间才开始出现意义深远的精神联系。尽管在印度和亚历斯特( Alest)之间一直有联系，但只是在罗马时代通过亚历山大港才变得广泛起来。而印度和西方之间的联系根本没有影响这些发展的根源，对它们以后发展的影响也不明显。

让我们看看人们是如何解释这一奥秘的。

拉索尔克斯写道:

“这种奇特的同时发生现象，只能建立在人类生活和民族生活实体的内在统一上，建立在贯穿所有民族的人性的整体生命力的激发上，而非建立在任何一个民族的特殊的精神繁盛上。”

但这不是一种解释，而仅仅是对奥秘的意译。

V·冯·施特劳斯谈到一条隐秘的法则:

“历史上并不缺乏这种类似现象，通过它们可以推断出非常神秘的法则。这种现象，一方面由于其共同起源，可能有人类总机体方面的根源;而另一方面，又含有更高的精神影响力。同样，促进繁荣的推动力实际上只有通过落日复照才能展现出其壮丽。”

但与拉索尔克斯一样，这些话也只是对奥秘的意译。此外，他们还想象贯穿历史的共同发展中都有相似事例，为此缘故，他们犯了个错误，把轴心期类似现象的历史事实的独特程度降低了。

凯塞林【(Hermann Alexander Keyserling，1880-1946)，德国社会哲学家，其研究哲学的方法主要是非学院式的，集中于精神的新生这一主题。他的主张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甚为流行。—译注】(见《起源录》(Buch Vom Ursprung)，第151页)说道:

“世世代代的人们似乎以同样的方式、朝同样的方向变化。在历史转折点上，广大的区域和老死不相往来的民族会发生同样的变化。”

但这又仅是对奥秘的简单意译，而且是更糟的意译，因为它完全陷入生物学领域。从生物学观点出发，这方面则完全缺乏探究问题的根据。

所有这些解释全都忽略了一个明确的事实，即那时占据整个地球的并非人类，并非一切人，而只是少数人，相对来说是极少数人。他们在三个地点朝前迈进了一步，这正象进入古代文明的不是人类，而只是人类的一小部分一样。

所以，不要错误地把某些被想象为人类共同拥有和适用人类整体的东西当作人类生物学的根据，而是要尝试追溯这些少数民族—这场巨变在这些民族中产生了人类内部的共同的历史起源。世所公认，我们并不了解这一起源。必须假设它是在史前的中亚。由于这种类似的发展的共同起源，大约可以认为它们是相关的。但这假设就此迥避了所有核实的可能性。这是不可能的，因为它必须证明中国人、印欧人和闪米特人这些完全不同的种族具有一个共同的起源，而且，这一共同起源必须在我们能逐渐认清的这些民族历史开端的前几千年产生。从生物学上说，这是一段极短的时间，它几乎不足以产生深刻的种族分化。

为什么会有这种同时性?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只有阿尔弗雷德·韦伯提出了迄今为止最精深的、在方法论上可论证的假设。他证明道，中亚国家的铁骑战车实际上的确突入到中国、印度和西方，并把马匹引入了古代文明，在三个地区导致了类似的结果。多亏马匹，骑马民族才得以体验世界的无限广大。他们通过征服接受了古代文明。他们在冒险和灾难中体会到了存在的疑问性。作为统治民族，他们发展了一种悲壮的意识，这充分表现在史诗中。

印欧骑马民族造成了这一历史转折点。公元前3000年末期，他们已到达欧洲和地中海。公元前1200年左右，他们实行新的大迁徙，一直远远推进到伊朗和印度。同样，到公元前2000年末期，其他骑马民族也到达了中国。

以前，从欧洲到中国，有各种古代文明，它们与遥远的过去有联系。它们各具特征，有母权制，有定居畜牧文明，以及封闭的自给自足的简单群体，他们在从中国到欧洲的富饶的文明地带兴盛起来。

历史成为这两股力量间的斗争:古老的、稳定的、未觉醒的母权制势力，反对新兴的、流动的、具有自由倾向和开始觉醒的游牧民族。

阿尔弗雷德·韦伯的论点证明了欧亚集团内存在着真正的一致性，然而关键在于游牧民族到底出现在多大范围内，而这是难以断定的。地理形势和历史分布或者造成了先决条件，但什么发动了创造工作仍是一个巨大的谜。

韦伯的论点具有独特的启发性，它以游牧民族的生活特点为基础，引出了简单的因果论的解释，但它仍至多适用于一项先决条件。轴心期的内容是如此卓越和包罗万象，以至任何人都不敢断然把它归结为一个原因，即使仅把这个原因视为一项必要的先决条件。例如，中国提供了反证。中国产生了轴心期的丰富内容，但它既不是悲剧意识也不是史诗(直至公元后几世纪为止，中国没有出现堪称史诗的东西，这正是我们民族大迁徙和长期反对新兴民族的时期)。还有一个相反的例子是巴勒斯坦，那里的民族群体并未经历与游牧民族的混杂，然而却通过先知，产生了轴心期精神创造的基本因素。

下述事实进一步削弱了这一假设的可靠性，即征服、迁徙和变动横加于数千年古代文明。此外，还有这一事实，即绵延一千多年的印欧人入侵和轴心期精神运动开端之间的酝酿期，实际上非常之长，而轴心期精神运动开始时，却具有如此惊人的，精确的同时性。

由于轴心期事件事实上是一个关于人类内部的新起点，而不是关于人性整体的共同发展的问题，听以探询其历史原因是必须的。它只涉及少数区域。轴心期并非人类进化的普遍阶段，而是一支独特的历史分岔过程。

既然阿尔弗雷德·韦伯对此问题己给予新颖明确的解答，那么进一步的讨论就可使它受到检验，取得成效。这三个独立起源之间缺乏联系的奥秘，通常被一般的欧亚相互关系的模糊论断所掩盖。或许，说我们再也看不见的影响在起作用是毫无意义的。被来自中亚的不断的新的征服、迁徙和推进所决定的整个欧亚集团的历史统一性，已得到表明。技术性和装饰性的考古发现也可以证实这种类似现象。这些发现追溯到早期史前，并就此可推测整个欧亚大陆绵延不绝的文化交流。然而，与此相反，必须说不能用这种迁徙和交流的词句来解释轴心期精神运动的同时性及其内涵之崇高。

最后，对轴心期现象的最简单的解释，似乎在于有利于精神创造的共同的社会学前提:许多小国小城;冲突频起的政治分裂时代;由于破坏既不普遍也不激烈，战争和剧变造成的悲惨总是不排除其它地方的繁荣;对先前存在条件的怀疑。这些社会学的考虑甚有意义，它们导致方法论的研究，但最终仅阐明事实，而未解释其原因，因为这些条件构成轴心期整个精神现象的部分。它们是先决条件，但创造性结果并非其必然结果，作为总类型的一部分，其本身起源仍然成问题。

无人能充分理解在此所发生并成为世界历史轴心的东西!必须从所有方面去理解这一突破的种种真相，它们的许多方面必须铭刻脑海，必须理解其意义，以便获得关于轴心期的暂定概念。这概念变得越神秘，我们就越要严密地检验它。

看起来我仿佛是力图证实代表神性的直接干预，只不过没有坦言直说罢了。决非如此。因为这不仅是认识伪知识的致命的舞蹈，而且是反神性的强求。相反，我要防止把轻松空洞的历史概念当作可理解的必然的人类运动，我希望坚持这样一种清醒认识，即我们的认识依赖于现行的观点、方法和事实，因此依赖于一切认识的特殊性，我希望保持问题的开放性，在寻求知识时，为我们事先根本无法想象的可能的新起点留下余地。

对奥秘的疑惑本身就是一项卓有成效的理解行动，因为它为深入研究提供了出发点。它甚至于可能就是一切理解的目标，因为它意味着透过尽可能多的认识而达到可靠的无知，而不是把上帝绝对化起来，让它消失在认识的自我封闭的客体中。

(四)轴心期之意义

轴心期的意义问题跟它的起因完全是两码事。

在我们目前的认识限度内，不可能对轴心期三重表现的事实作出真正恰如其份的解释，它好似奇迹。然而，这一事实的隐藏的意义，就象是某一个人在某处意指的一样，在经验上也完全不能发现。我们在探究它时，实在只是把自己的解释施加于事实，并从中为我们引出一些东西来。在此过程中，如果我们运用的术语似乎表明我们胸有成竹，那也仅是比喻。

(1)为了使轴心期的真相真正具体化，为了把它们真正作为我们普遍历史观的基础，就要去掌握超出一切不同信仰的全人类的共有之物。从个人的基础出发，根据个人信仰去理解历史的统一性是一回事，将个人意识与他人意识联系起来，在同其他每一个人的基础的交流中，去思考历史的统一性，则是另一回事。在此意义上，可以说公元前800至200年间的数世纪，就是世界历史的轴心，这在经验上对所有人都是很明显的。

基督教信仰启示的先验历史，由创世、堕落、诸启示阶段、预言、上帝之子的显身、拯救与末日审判所构成。它作为历史人群的信仰内容而原封不动。可是将所有人结合在一起的不可能是启示，而必定是经验。启示是特殊历史信条采取的形式，而经验却是人人都可以理解的。我们所有人都可分享轴心期人类普遍变化的真实知识。虽然轴心期局限于中国、印度和西方，虽然这三个世界开始并没有联系，然而轴心期奠定了普遍的历史，并从精神上把所有人吸引进来。

(2)我们把轴心期行为看作是对无限交流的要求，这一步骤导致了三重历史转变之事实。在成功地弄清楚自身、在克服所有自我封闭的历史性的潜在狭隘、在向展开的现实飞跃的过程中，去弄清和理解他人的帮助吧!这一深入到无限交流的冒险是人类形成的又一奥秘，因为它不是发生在不可理解的史前之过去，而是产生于我们内部。

这种被历史的三重起源之事实所造成的对交流的要求，是对任何一种信条独占真理的不正当权利的最好纠正。因为一种信条只能在它的历史存在中是绝对的，而不可能象科学真理一样，其种种论断都放之四海而皆准。独占真理的要求，这迷信的工具，人类傲慢的工具，权力意志的自欺的工具和西方的灾难，在那种教条主义哲学和所谓科学思想的世俗形式中表现得最为激烈。上帝以几种形式历史地现身，开辟了通向他的多种途径。正是这一事实，可以消灭独占真理的权利，仿佛神性正通过一般的历史语言发出警告，反对独占真理的要求。

(3)如果轴心期的重要性达到了使我们沉浸其中的程度，问题就产生了:这个时期及其创造是此后一切的尺度吗？假如我们不考虑轴心期影响的数量方面，不考虑其政治进程所涉及的地区范围，也不考虑整整数世纪的卓越的精神现象，而把轴心期现象所包含的朴素的伟大、创造性的洞察力、向新精神世界飞跃的以及意义的深度，都看作是迄今为止全部历史的精神顶峰，是否仍然真实?较晚的现象尽管也达到了高峰，也变得无可替代，但在较早的现象前会黯然失色吗?例如维吉尔【(Virgil，公元前70-19)，古罗马诗人。一译注。】在荷马面前，奥古斯都在梭伦②面前，耶稣在耶利米面前。

对这一问题给以机械肯定的答复当然是错误的。较晚的现象恒定地具有自己的价值，它不会出现在前一个现象中。它有自己特具的成熟，崇高的价值和深邃的灵魂，这在“特例”中尤其如此。把历史安排在根据一个普遍适用的概念自动推断出的价值体系中，是完全不可能的。而系统阐述这个问题的方式，也许还有对较晚现象的偏见，却都是由对轴心期的理解而引起的。这就依次阐明了不属于轴心期的不同形式的特别新颖、伟大的东西。例如，无论谁研究哲学都会发现，在研究了希腊哲学家数月之后，圣·奥古斯汀对他的感染，就象把他从冷漠和非个性中解放出来，带进了良心的种种问题。自圣·奥古斯汀时代以来，良心问题与我们寸步不离，而它与希腊人是格格不入的。然而反过来，在圣·奥古斯汀身上花费一段时间之后，他会体验到一种不断增强的愿望，想返归到希腊人，净化他那似乎因追求上述那种思想方式而滋长的情感污染，通过沉浸在希腊思想的清泉中而恢复康健。世界上我们无处可寻得终极真理和真正的皈依。

轴心期也以失败而告终。历史继续发展。

在我看来，唯有这一点才确凿得多:

我们当今的历史意识，还有我们对自己目前状况的意识，直至我仅能暗示的结果，都是由轴心期概念所决定的，无论这一论点是被接受还是被否定。这是一个方法问题，凭此方法人类的一致性对我们变成一个具体的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