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终有一死,而他们活得并不幸福”。1944年,25岁的法国作家加缪在《卡利古拉》中写道。
加缪,一个作家、一个思想者。“阿尔贝·加缪”,20世纪人类文化史上最闪耀的名字之一。他曾在一张标明1951年3月至1953年12月的纸上,列出他心爱的词:世界、痛苦、大地、母亲、人类、沙漠、荣誉、苦难、夏日、大海。这概括了他一生为之奉献的全部事物。
11月7日,翻译家、华东师范大学外语学院院长袁筱一,法国巴黎索邦大学文学博士张博和《忽左忽右》播客主持人程衍梁相聚在香港三联书店,在加缪诞辰107周年之际,与读者分享他们心中的加缪与“荒诞”。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ZiDaHnekyuWiWNImlzoFDg 提取码:x52c 书名:卡利古拉 作者:(法)阿尔贝·加缪 译者:李玉民 豆瓣评分:9.3 出版社:上海译文出版社 出版年份:2013-8 页数:136 内容简介:加缪在他的。
袁筱一(左)对谈张博(右)
荒诞的命运无法避免,但人类必须直面
张博介绍,加缪卡利古拉,作为天才型的作家,加缪二十九岁便随着《局外人》的出版在法国文坛一举成名,更在四十四岁时收获象征世界文学最高荣誉的诺贝尔文学奖,虽然因为车祸荒诞地结束了他过于短暂的一生,但在他仅仅四十七年的人生中,已然为人类留下了一部又一部经典,不仅有《局外人》《西西弗斯神话》《鼠疫》《反抗者》这些耳熟能详的名著,还有一部如若完成堪比《战争与和平》的遗稿《第一个人》。
袁筱一认为,在加缪的创作历程上,有两个重要的三角,印证了加缪作为小说家、哲学家和剧作家的天赋和统一性:一个三角是《局外人》—《西西弗斯神话》—《卡利古拉》,它的中心是荒诞;另一个三角是《鼠疫》—《正义者》—《反抗的人》,它的中心是反抗。在加缪笔下,真理没有固定的形式,读他的小说,可以感受到冷静和理性的力量。
加缪笔下的《鼠疫》,无疑是疫情中最受关注的小说之一。这部极具象征性意味的小说,给灾难中的人们带来反思与启迪。张博提到,《鼠疫》是加缪继《局外人》后正式发表的第二本小说,也是他从“荒诞系列”过渡到“反抗系列”的奠基之作。张博认为,《鼠疫》的核心意义不是描述鼠疫本身,而是呈现与之直面的人类如何以各自的方式展开行动。
张博认为,在《鼠疫》中加缪试图证明:在危难之时,并非所有人都只顾个人的安危与舒适。他的目光关注每一位无名的抵抗者,不只驻守一线的医生护士,还有那些负责统计数据的文员、看管营地的门卫、自发组织的护工等,他们用微薄的力量共同构筑起一面人类最坚强的抗疫之盾。“在人类身上,值得赞美的比应当蔑视的东西更多”。
“今天,我们依然在阅读《鼠疫》。甚至,我们完全有理由携带着现实经验进入这部小说。相信加缪本人对此也会深表赞同。因为这代表着我们通过阅读文学开始了对现实生活的思考,穿过小说的虚构透视我们真实的人生,去追问生命的真谛。《鼠疫》的象征性正是为了实现这一目的。”
活动现场
加缪与萨特,友谊还是敌人
谈到法国文学的历史,加缪与萨特的关系一直为人所津津乐道。加缪在1957年获诺贝尔文学奖,萨特在1964年获诺贝尔文学奖,他们是20世纪名满世界的思想家、作家、社会活动家,也曾经结下深厚友谊。
但随着他们的政见发生变化,两人在萨特主编的《现代》刊物上发生论战,因思想对立而陷入情绪的激烈状态,在言辞激烈地互相抨击之后,从此势不两立。这段复杂的关系也成为法国文坛历史上的一段传奇。
加缪是一位伟大的思想家,他留给人们的遗产不仅有《西西弗的神话》、《局外人》对人的荒诞处境的揭示,更重要的也许是人们该如何应对荒诞。加缪发现了有一种跟“情欲的罪恶”表现形态不同的罪恶——逻辑的罪恶——大行其道。
张博提到,加缪与萨特相识于微时:1943年,当加缪与萨特第一次见面时,萨特已是赫赫有名,而加缪还是默默无闻的报刊编辑。彼时,萨特的《恶心》刚刚出版,面对存在,萨特用了“恶心”的概念,加缪用了“荒谬”的概念,都否定了传统本质论哲学对人的先验性价值定义,给个人的自由选择和责任担当腾出了一片空间。因为欣赏彼此的才华和创造力,加缪很快成为萨特名流圈子中的一员。
“我认为他们从一开始就不是灵魂伴侣,真正与加缪产生思想共鸣的是勒内·夏尔,他与萨特的关系更像是思想上的对话者。”袁筱一说,加缪与萨特曾经就戏剧《肮脏的手》主人公发生争执。萨特认为他愿意为了自己的目的而牺牲道德,而加缪则厌恶这样的做法,这也体现两人的价值观从本质而言就有着巨大分歧。“加缪和萨特之间的决裂,当时加缪在当时的环境下遭到的误解。他不是和萨特一个人决裂,而是和当时整个群体和氛围完全地割裂,当时的巴黎文坛至少在公开的态度上,是不能够接受他的。”
作品:《误会》、《卡利古拉》、《戒严》、《正义》、《局外人》、《西西弗的神话》、《鼠疫》等。 小说简介: 小说《局外人》是加缪的成名作。加缪把《局外人》的主题概括为一句话:“在我们的社会里,任何在母亲下葬时不哭的人都有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