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学家像小说家一样(一部好的小说绝不是简单的构思或纯粹的幻想),必须转化既定纯粹事件的原材料,这与诗人对情绪或心灵运动的转化密切相关,化悲痛为哀叹,化欢欣为赞美。
我们可以和亚里士多德一样,在诗人的政治职能中看到一种宣泄的作用,“清洗”和“净化”所有阻碍人们行动的情绪。讲故事的人(历史学家和小说家)的政治职能是教导人们接受事物的本来面目。
希罗多德告诉我们,他的目的是防止“希腊人和野蛮人伟大而让人惊叹的事迹失去他们应有的荣耀”。这就是一切所谓“客观性”的根源。这是一种奇怪的激情,在西方文明之外不为人知,在这里,不惜一切代价追求知识的完整性。
毕竟,事实真理只在人类事务的最低层次上与政治发生冲突,就像柏拉图的哲学真理在相当高的意见和协议层次上与政治发生冲突一样。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仍然没有意识到政治生活的真正内容。然而,我在这里想说,尽管整个政治领域很伟大,但它有局限。它不能包括整个人类和世界的存在。它受到那些人们不能随意改变的事物的限制。只有尊重自己的边界,这个我们可以自由行动和改变的领域才能保持完整,才能维护完整性和信守承诺。从概念上来说,我们可以把我们不能改变的事实称为真理;从比喻的角度来说,它是我们脚下地面,也是我们头顶上延伸的天空。
【延伸阅读】
汉娜·阿伦特:《极权主义的起源:意识形态与恐怖,一种新颖的政府形式》(1951)
汉娜·阿伦特:《理解与政治》(1953)
汉娜·阿伦特:《我们这些难民》(1943)
戈特弗里德·阿亨沃尔:《自然法绪论》(1763)
卡尔·J·弗里德里希:《巴洛克时代(1610-1660):宗教、哲学和科学》(1952)
乔治·卡提卜:《暴政下的个体性和对真理的忠诚》(2019)
米歇尔·福柯:《真理与权力》(1979)
诺埃尔·马尔科姆:《托马斯·霍布斯:自由的反自由》(2016)
索伦·克尔凯郭尔:《天才和使徒的区别》(1847)
乔治·贝克莱:《运动的原理、本质以及运动传递的原因》(1721)
乔治·阿甘本:《超越人权》(1993)
艾伦·伍德:《人类尊严、权利和目的王国》(2007)
雷蒙德·格伊斯:《教授尼采》(2017)
苏珊·桑塔格:《迷人的法西斯主义》(1975)
布拉特马·班纳吉:《国家(和)暴力》(2017)
阿基里·姆贝贝:《死亡政治学》(2003)
洛琳·达斯顿,彼得·加里森:《客观性》(2007)
帕特里克·奥布莱恩:《从全球视角研究:探索、发展和传播有用而可靠知识的西欧制度有何历史基础》(2013)
塞巴斯蒂安·康拉德:《全球历史中的启蒙运动:一种历史编纂学批判》(2012)
埃里希·弗洛姆:《害怕自由:逃避的机制》(1941)
史蒂文·史密斯:《爱国主义是忠诚》(2019)
马丁·哈格隆德:《马克思,黑格尔和宗教批判》(2021)
马丁·哈格隆德:《自然自由与精神自由》(2019)
埃里希·奥尔巴赫:《时间、历史与文学:作为现代人文之源的民族精神理念》(1955)
莱因哈特·科塞莱克:《未来的过去:关于历史时间的语义学》(1979)
约恩·吕森:《传统:历史感的生成原理及其在历史文化中的逻辑和影响》(2012)
阿尔夫·吕德克:《日常生活的历史:重建历史经验和生存方式》(1995)
扬·阿斯曼:《集体记忆与文化身份》(1988)
莱谢克·科拉科夫斯基:《无尽审判的现代性:世俗文化的神圣复仇》(1990)
莱谢克·科拉科夫斯基:《无尽审判的现代性:政治偶像崇拜》(1986)
上野千鹤子:《记忆的政治:国家、个体、自我》(1999)
肖恩·凯利:《非人类的凝视》(2020)
约瑟夫·拉兹:《自由的道德:政治自由的问题》(1986)
瓦尔特·本雅明:《讲故事的人》(1936)
理查德·瓦格纳:《未来的艺术作品》(1849)
圣维克托的休格:《知识论:卷三》(1130)
西奥多·阿多诺:《历史与自由:冲突和生存》(1964)
书讯 | 琼·柯普洁:《读我的欲望!拉康与历史主义者的对抗》(上海文艺出版社,20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