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新兴社交媒体进一步放大了跨国科技巨头的发言权。在经济不平等加剧的情况下,“大量的财富集中在少数富人手里,这一现象催生出了为新思想的产生和推广提供资金的新的捐赠人阶层”(75页)。被捐助的基金会必须体现出与捐助者相一致的理念。索罗斯的开放社会基金会就是这一思路的老牌推手。硅谷的财阀更加激进,他们将一切问题都视为工程问题,奉行技术至上论,迷恋于各种颠覆性的想法,德雷兹内形象地描绘道,“大多数硅谷精英不会把政治冲突看作是一个根深蒂固的问题,而把它看成一段需要删除的错误代码”(79页)。这些新兴捐助人对全球性问题的关注远比具体事务来的更多。对政治学人而言,这既是机遇,亦是隐患。
德雷兹内的这一观察是准确的,然而他的结论却畏缩不前。跨国科技巨头的威胁性远不如他所描绘的如此温和。同时掌握了资本和流量的数据巨头,更有意愿重新塑造一般人的想法。通过针对性的信息推送和有效的信息筛选,他们已经掌握了引导舆论的钥匙。
《思想产业》英文版
外在 形体美 , 肌肉💪结构男性之阳刚之美。 内在 表现 他的思考,之表情心理活动。此作品 形神兼备。可称经典
生存还是死亡——公共知识分子的至暗时刻
公共知识分子已经跌下神坛。即使是最顽固的人也不得不承认,几乎在所有的主要国家,公共知识分子的地位都大不如前。这一点在中国尤为明显。曾经盛行一时的“公知”,早已成为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从专家到“砖家”,从教授到“叫兽”,公共知识分子的污名化不断加剧。这固然与部分成员不检点的行为有关,但更与现代思想产业的范式转换密切相关。今日的公共知识分子和学术研究机构,同时承担了来自一般群众、政策制定者和财阀捐助者的共同压力。几乎所有人都对公共知识分子不满意。德雷兹内将这种不满意主要归纳为两个方向:与现实脱节和忽视个人能动性。
在个人层面上,德勒兹内指出,与公众的刻板印象不同,“学者们热情地接受了新兴的网络平台,也乐于看到自己的舞台不再局限于同行评审出版物,可以向一般公众推销自己的观点”(102页)。桑德尔和齐泽克这样的学术明星就是典型的成功范例。德勒兹内批评学术界部分人士对新兴事物的过度恐惧和对年轻学者的压制,他们需要接受“思想产业中的声望等级制度与学界内部独有的等级制度并不完全匹配”(106页)。
另一方面,当代的政治学家集体性地倾向与政治现实保持距离,“专业人士的工作建立在他们所受的训练的基础上,而他们受到的训练是由所在专业的规范和标准决定的。这一思想从马克斯·韦伯的时代起就被学者接受了”(113页)。政治学家和政治家之间的韦伯式二分,使得政治学家心安理得地接受与政治现实的疏离。学术研究机构这种“何不食肉糜”的姿态自然引发一般公众的强烈反感。政治理论与现实的脱节,也使得公众愈发蔑视学术研究机构的存在。学术机构晦涩难懂的文风和行话进一步加剧了学术圈内外的隔阂。
《平凡的世界》这部小说以恢宏的气势和史诗般的品格,全景式地表现了改革时代中国城乡的社会生活和人们思想情感的巨大变迁。书中主人公孙少平读书的经历让我很受感动,在微弱的灯光下、在贫瘠荒凉的土坡上,在没门窗的墙角里读书,甚至在打工。
轻视个人作用则是当代公共知识分子衰落的另一个重要因素。当今的政治学界展现出强烈的结构性偏好,“国际关系研究很少关注个体层面的变量,比如领导力,对领导人个体的关注则更少”(142页)。人的主动性被视为影响甚微和无关紧要的因素。简单来说,今日的政治圈相信制度,相信制度比人重要。这理所当然地激起了财阀捐助者和政策制定者的反对。他们相信自己的成功是自己努力的成果,相信自己的能动性,相信是他们改变了世界。换而言之,他们相信人定胜天。
这种激烈的冲突背后,是两种根本对立的世界观。在现代思想产业中,公共知识分子的特点决定了他们将处于更加弱势的地位。面对财阀捐助人的压力,他们要么选择屈服,要么选择退缩。
难以令人满意的改善方案
作者自称“1924年以前不太懂俄语,而双目夫明前也只上过一年函授共产主义大学:因作品塑造了保尔·柯察金这个有着钢铁般意志的共产主义战土的形象和作家自身经历的传奇品质,《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成为世界革命青年成才的“教科书”和“圣经”。
到现在为止,德雷兹内是成功的。他成功地描绘出今日思想产业的现状,成功地分析了思想产业的缺陷,也成功地展示了公共知识分子当下的普遍困境。现在,他要杀出重围,为当今的思想产业开出自己的药方。在笔者看来,他的药方却沦为本书的败笔。
德雷兹内认为,当今思想产业受到权威瓦解、政治极化和经济不平等加剧的影响。那么,解决的方案也无外乎如何处理这三个因素。
德雷兹内开出的第一张药方,是承认往事不可追:现代思想产业的格局业已形成,所以怀旧派需要放弃幻想,接受这一新现象。
第二张药方就可能显得不那么靠谱。德雷兹内乐观地表示,“塑造现代思想产业的种种力量中,有一些很可能在未来十年里自行反弹。政治权威的公信度几年前跌入低谷,但是如今已有所回升,也开始有证据显示政治两极化趋势有所缓解”(291页)。然而,2019年的德雷兹内可能会后悔自己在2017年的幻想了。事实证明,美国政治的极化不但没有在这两年缓解,反而进一步加剧,甚至在世界范围内,政治的极化也在不断加剧。被他寄予厚望的前众议院议长保罗·瑞安更是带头跑路。
第三张药方更是一张空头支票。德雷兹内寄希望于高校和智库这样传统的非营利部门,认为它们需要“使出浑身解数,吸引更多的捐赠”(292页)。这无疑是美好的设想,但问题在于,德雷兹内压根儿没有指出高校和智库怎样才能吸收更多的捐助。这颇有既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的风范。
第四张药方亦值得商榷。为了解决政治学界高度趋同化的问题,德雷兹内建议通过“内部种族和性别的多元化”来增加多样性。这是一种本末倒置的做法。政治学界的趋同化指的是学者观点的趋同化。丰富多元化的方式是引入更多不同的意见,而不是强调种族和性别。
最后一条药方连德雷兹内自己都觉得有些天真,即知识分子的自我监督。“物质回报会使一般的知识分子堕落,但是愧疚和恐惧能够对抗经济诱惑。伴随成功而来的愧疚可以被利用,转化为自我约束。”(293-294页)这可能是一个方法,但这是一个纯然没有客观性保障的方法。一位信赖制度强于人的政治学家,最后的方案却寄希望在个人的自觉之上,不得不说充满了一种魔幻现实主义的味道。
《我与地坛》的读书心得领悟感触1 看了《我与地坛》一文,我感受到了我与地坛的缘分,以及母亲的苦难与伟大。 崇高母爱之美子女若似山边草,在母亲心中也象珠宝。儿子的不幸,在母亲那里是加倍了的。母亲对儿子是理解和尊重的。她理解儿。
不过,我们也不该苛责德雷兹内,他已经做到了自己的极致,做到了政治学界自由国际主义的极致。作者承认,“美国的学者远比这个国家的其他人更加信奉自由主义”(113页);作者也承认,“虽然财阀阶层的崛起为知识分子提供了良机,但这个良机向着更加自由主义的方向倾斜了”(78页);作者更加承认,“尽管专业性能够确保左倾的学者也能做好研究工作,但政治异质性的匮乏导致了更深层次的问题。……研究者可能会重点关注那些对自由派观点有力的话题,而避开对其不利的话题”(114页)。问题的关键是,作者将自己圈在自由主义的藩篱之中,不去思考几十年来政治学界的基本框架是否存在致命缺陷。
德雷兹内自缚手脚的做法,加上他圈内人的身份,使得他可能不愿处理这些尖锐的问题。他甚至没有指出,传统学术机构和新兴公共舆论市场背后是两套相互竞争的产业系统。如果我们承认由新兴社交媒体、科技财阀所构建的现代思想市场是产业,那么以学术等级制为主导、囊括了学术出版商的传统学术市场更是一种产业。这绝非简单的封闭与开放之争,它是两套产业对主导地位的竞争。在这种情况下,德雷兹内指望传统学术机构向现代思想产业靠拢,意味着传统学术机构主动放弃自己的主导地位,成为现代思想产业的附属物。
德雷兹内没有注意到,导致今日美国政治极化和权威瓦解的主要因素,绝不是美国人周期性的反智主义。这种情况几乎出现在世界上所有主要国家的身上。这不是统计学上的波动曲线。自由霸权的衰弱才是真正的原因。自由国际主义与政治现实的愈发脱节,导致政治学界一次又一次的失败。这不断削弱了公众对学界的信心。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是这样,2008年的金融危机亦是这样,2016年的英国脱欧和特朗普当选更是这样。正如伯克在两百多年前所揭示的那样,政治是实践性的,理论的正确与否并不重要,“我们很高兴看到这样的情况:在理论上是错误的,而在实践上是正确的”(Edmund Burke: The Writings and Speeches of Edmund Burke Vol.1,General Ed. Paul Langford,Oxford: Clarendon Press,1997: 228)。
总而言之,德雷兹内的《思想产业》是一本很好的观察日记。他充分利用自己的经验和专业素养揭示出当代美利坚思想产业的现状和困境。然而,这也只是一本观察日记。德雷兹内并未成功地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案,而是将自己局限在政治学界的同温层中。他不得不寄希望于盲目乐观主义的心态,展现了当代美国政治学界的自我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