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完会回家,保尔森晚上接到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奥巴马打来的电话。
“当我在次日清晨醒来,我们要接管房利美和房地美的计划已经成了各大报纸的头条消息。”媒体为了追头条,这么迫不及待地公布国家机密合适吗?
“来到办公室后,我跟同事们讲了我跟奥巴马的谈话,他们有点惶恐。由于我被某些共和党人看成是一个‘秘密民主党人’,财政部的人总是害怕我的任何举动会被理解为对奥巴马的支持。所以我们决定,我最好还是给(共和党总统候选人)麦凯恩也打一个电话,这事就算扯平了。”保尔森上午就给麦凯恩打了个电话,麦凯恩让他的竞选伙伴佩林也加入了谈话。
然后,“在房地美的董事会结束之后,我接到了一个早在我意料之中的电话。由于我与共和党副总统候选人佩林通过话的消息已经传了出去,我一直在想,民主党副总统候选人乔·拜登也一定会打电话给我。果不其然,他的电话来了。”连财政部长和副总统候选人之间通个电话都尽人皆知啊。
保尔森还写道“在准备总统金融市场工作组会议的过程中,财政部的人在金融市场事务助理部长托尼·瑞安的领导下就各种可能的状况作了情景分析,包括一家大银行的失败,一家投资银行的崩溃,以及油价的大幅飙升。他们原本也计划对一家像房利美这样的政府资助企业的失败以及美元的崩溃进行模拟,但最终放弃,因为他们担心消息会泄露给媒体,导致公众误以为这样的场景真的将要发生。”
也不知道是美国政府保守秘密的本事太差还是媒体挖掘新闻的本事太强,决策过程想保密的都保不了(甚至研究都不敢研究,怕泄漏出去),亨利·保尔森,怎么可能搞个惊天大阴谋还瞒住所有人啊。所以我对一些事归为美国阴谋论的传言,真是没法相信。
宗教信仰的力量
《峭壁边缘》是2010年由中信出版社出版的图书,作者是亨利·保尔森。
宗教信仰有时真能给予人慰藉与力量。
《峭壁边缘》是2010年由中信出版社出版的图书,作者是亨利·保尔森。
一旦我想通了这一点,我开始努力克服恐惧。我不会向恐惧屈服。我为一种谦恭精神而祈祷:人做一件事情并非出于私心,而是出于一种基本的认识——人的一生就是为了表达上帝的赐福。我始终认为人应该勇于迎接困难和挑战:这是当年我当夏令营管理员时对孩子们说的话,书,现在我又对自己说了一遍。对失败的恐惧究其根本是一种自私:它反映了对自我的迷恋,却忘记了一个人的力量和能力都来自神的赐予。”
在压力最大的时候,他和妻子的对话。
“如果系统崩溃了怎么办?”我问她,“每一个人都在看着我,但我却没有答案。我真的很害怕。”“你不需要害怕,”温迪说,“你的工作就是服从上帝,那个无限心灵,你可以信赖他。”
这是我们两人最喜欢的小节之一。我感到舒服了很多,力量也随之恢复。带着深深的感恩之情,我打起精神回到了手头的要务中去。
官僚主义和既得利益总是障碍
保尔森、伯南克、盖特纳的回忆录中,都对国会满满的吐槽。国会的权力很大,从通过法案到批准财政部的支出。议员们或者囿于党争,或固守意识形态,或者为拉选票唱高调,或者因为既得利益,决策缓慢。保尔森、伯南克这些做事的人都深感推动政策出台、推动变革之难。
《峭壁边缘》是2010年由中信出版社出版的图书,作者是亨利·保尔森。
在有的问题上,保尔森也能理解国会。他去向国会要求授予财政部在购买“两房”证券和股权方面的自由裁量权时遇到阻挠,“我们毕竟是在索要一张史无前例的空白支票——国会对签给我们这样一张支票有所警惕也是可以理解的。”最后国会还是给予了授权(2008年7月23日通过的《房市及经济复苏法案》)。
经济政策的不易
“每次政府介入,就像这次担保计划,都可能造成对市场的重大扭曲。我们脚步越快,就越容易走错,就越没有时间把可能的结果考虑周详。”
“政府每一次为某一个群体的债务充当后盾,都会给另一个群体添麻烦。对这个计划来说(政府担保了银行的债务),我们可能会对工业企业和那些并非银行控股公司的金融机构造成排挤,增加它们的融资难度。”
“每个人都可以发表一通演讲指出一个问题,但问题的解决靠的是辛勤工作、克服障碍,坦率地说,还要有一点,忍辱负重的精神。”
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长期存在的难题。特别是在危机中,出台政策要快,更容易顾此失彼。但是,首要的是解决问题,活下去(防止经济或市场崩溃等目标)。行动中即使出问题,大多时候总比不行动强,可以再纠偏。
监管之间的协调
传统上,各部门之间的问题只能留给它们自己来梳理,但我在5月中旬主动召集了一次与伯南克、盖特纳、考克斯、鲍勃·斯蒂尔和戴维·内森的会议。证券交易委员会和美联储同意起草一份谅解备忘录,制定基本规则以协调现场审查工作,并加强各部门之间的信息共享。”
2010年奥巴马签署的《多德-弗兰克华尔街改革和消费者保护法案》,创设了金融稳定监管委员会(FSOC),FSOC由财政部长任主席,美联储等各金融监管机构领导都是委员。中国的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由国务院副总理刘鹤担任主任,央行行长易纲担任金融委副主任兼办公室主任,财政部、银保监会的领导等都是金融委的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