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朱迪斯·巴特勒《性别麻烦》作品简介与读书感悟

女性主义电影理论导论(下)||或论作为反女性主义的新自由主义女性气质原书名:FeministFilmTheoryandPrettyWoman原作者:MariRuti,哈佛博士,多伦多大学批判理论与性别

[美国]朱迪斯·巴特勒《性别麻烦》作品简介与读书感悟

女性主义电影理论导论(下)

||或论作为反女性主义的新自由主义女性气质

原书名:Feminist Film Theory and Pretty Woman

原作者:Mari Ruti,哈佛博士,多伦多大学批判理论与性别研究特聘·卓越教授

丛书主编:托德·麦高文(Todd McGowan);编委:齐泽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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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情提要:

Bloomsbury Academic电影理论丛书,“上半部分思想理论导论+下半部分电影批评实践”的构成,选题较新较好,打算选译其中的三个主题小书:女性主义、詹姆逊[后马克思+后现代]、德勒兹[这位更是重量级,指难懂]。后半的电影批评实践,可能翻译也可能不。或许令路人吃惊的是,这本女性主义电影理论导论[并且是北美学人写的],大半关切于拉康派精神分析的思想,个中缘由请看罢;本书既猛烈抨击了父权制及其在主流电影中的再生产,但也指出现时代相对过往的进步[例如部分男性同样主张破四旧],同时对后女性主义时代,商品化媒介景观中新自由主义女性气质对部分女性的俘获[即一种精致的欺骗]表示忧心忡忡……还看不够?可左转已翻译完结的《齐泽克电影理论导读》,西方“电影理论”这下学够了。非西方的来一点?右转宇野常宽《零零年代的想象力》\《母性敌托邦》[都在过往文章,请自助];莲实重彦,有余力后续也会做一些,,,想了解更一般的女性主义思想史?左转网哲邻人部的导读女性主义理论:从现代性到后现代。一群路过的志愿群友自由联合起来的微薄之力罢了。

第三波女性主义的兴起

朱迪斯·巴特勒(Judith Bulter):T与婆的性别嘲讽。1990年著作《性别麻烦》(Gender Trouble),标示了同性恋研究的一个新里程碑,该书成功的颠覆了传统女性主义“生理性别、社会性别”的划分。巴特勒特别提出《性别表演》(gender performativity)。

1982年,玛丽·安·多恩(Mary Ann Doane)详细阐述了里维埃关于女性气质之化装的概念,并在之后改变了女性主义理论的面貌,也包括女性主义电影理论。多恩指出,只要女性气质的化装凸显了对规范性女性气质之建构的技巧,它就会在女性和她的形象之间创造一定程度的距离,从而使这个形象可以被操纵。正如多恩所说:“为了炫耀女性气质,化装保持了一定的距离。女人味\女性性(Womanliness)是一个可以戴上或者取下的面具。”如果说多恩之前的批评者强调规范性女性气质的限制性因素,多恩的表述赋予了女性一个积极的角色:她们可以随意选择戴上或取下女人味的面具,从而远离并控制她们被期望体现的女性气质的形象。

如果西方文化在传统上将男女二元性别映射到身心二元之上,女性被定义为身体功能(比如月经和生育),那么多恩对女性气质化装的阐释把重点放在了艺术、技巧和风格之上。根据她的解释,女性不仅是女性气质霸权定义的被动接受者,还可以积极地参与到女性气质的生产之中。简而言之,巴特勒,女性气质的化装成为了女性能动性的潜在场所。多恩不可能在1982年知道这种洞见将成为第三波女性主义的基始概念之一,因为直到1990年,朱迪斯·巴特勒才在《性别麻烦》中充分揭示了这一概念的理论-政治含义。

《性别麻烦》很快成为了第三波女性主义和酷儿理论的圣经。它提出了我已经总结过的关于塑造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的许多论点。然而让巴特勒脱颖而出的是她有能力给出令人信服的证明,指出了多恩关于女性气质化装的表述已经指向了什么,即性别的扮演可以成为一个行动的场景。更具体地说,巴特勒说明了性别的规范性编码能反过来用于反对使其持续的异性恋父权制权力系统。

巴特勒认为,性别作为一种活生生的现实是先前存在的性别行为的反复操演造成的。这并不意味着我们每天早上都翻遍衣柜来决定我们应该如何“操演\表演”自己的性别(虽然最近越来越多的人正在这样做,这也部分归功于巴特勒的分析)。相反,正如我已经解释过的那样,随时间推移,性别化行为的集体形态的半自动制订会固化成一致的性别认同。然而最让我们感兴趣的(正如它引起了90年代的女性主义者的兴趣一样),是巴特勒声称性别的操演性本质开启了以越界的方式操演的可能性。

巴特勒指出,当我们拒绝忠实地重复主流性别规范时,当我们找到各种方法去“试错(misrepeat)”时,我们就破坏了这样一种努力:将性别固定在一个明显将男性和女性分开的二元论体系中;我们揭露了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的人为特征,从而挑战了自然的性别差异概念以及这一概念所维持的异性恋父权制意识形态。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反抗会逐渐改变事物的秩序:足够坚持或者足够频繁的试错(misrepetition)操演,能够带来新的性别行为并使其存在。

在建立她的论点时,巴特勒依靠的是米歇尔·福柯的社会权力理论。在福柯看来,权力不一定是(或者仅仅是)一些人对其他人挥舞的东西,比如在专制政权里就是如此。相反,权力就像拉康所说的象征秩序一样,是一个看不见的意识形态调节网络,渗透到整个社会结构之中,以我们完全无法解释的方式到达我们存在的最深处。这就是我之前谈到女性气质是一种异性恋父权制的发明时所依赖的权力概念。我现在想补充的是巴特勒所利用的福柯理论的组成部分,即福柯承认权力不是无懈可击的,霸权的社会秩序包含着裂缝、偏差和脆弱点,这可能导致它失效。

根据福柯,权力倾向于制造自身的抵抗,因此比如说压制性存在的企图会产生一系列新的性实践;当一种性别表达的途径被切断的时候人们就会想方法创造新的途径,从而产生一系列全新的性的可能性。在这个意义上,每一种社会的限制会生产一系列不可预见的可能性;每一种暴政会产生一系列的反抗力量。总之权力是生产性的,也是限制性的,是积极的,也是消极的。

这种权力概念能够使巴特勒断言,对性别的支配性编码的“试错”可以作为一种抵抗性的文化实践发挥作用,比如变装表演提供的性别戏仿。一方面,在福柯的术语中,权力是阴险的,因为它由一个模糊的社会影响网络组成,很难去攻击它,它没有汇聚到一个明确定义的中心;另一方面,福柯开辟了一种设想能动性的方式,即操演\摆弄支配性文化意识形态所产生的东西。第三波女性主义和酷儿理论都非常重视性别和性存在的建构性,它们发现这种方法具有建设性,结果是性别的“操演性”成为1990年之后美国理论中的一个突出主题。

现在回想起来,在第三波女性主义热情高涨的早期,人们很难发现巴特勒主义的方法有什么明显的问题,那就是它所依赖的正是其试图颠覆的权力。毕竟每一次对性别的“试错”都是以它所反对的性别霸权规范为前提,而在某些方面还强化了这些规范。以阳刚女同性恋(butch lesbians)对男性气质的操演来说,毫无疑问,这种操演揭示了男性气质的社会建构地位,从而反击了性别的自然化;它有效地将男性气质和生理学的男性身体分离开来。然而,为了成功地发挥作用,它必须利用一个易于识别的性别规范库,因此在某种程度上,这同时也补充了这个库。同样的情况也许更明显地出现在(直)女性气质的化装上,对规范性的女性气质的夸大。

这就是为什么当代的过度女性化(hyperfemininity)展示的政治含义依然不明确,一些批评家称赞这种展示是颠覆性的,而另一些则将其视为异性恋父权制的延续。这就特别地引起争议,因为现在很容易看到在90年代不太明显的东西,即巴特勒的性别操演理论与新自由主义、个人主义的自我改善与消费资本主义的理想毫不费力地吻合。在寻找新的身份操演方式的过程中,巴特勒主义的主体表现出与新自由主义主体相同的一些特征,即通过消费主义的尝试来培养其独特的身份,寻求新的自我版本。正如我下面证明的那样,即使对性别的风格化操演也是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消费文化提供的道具。

一般来说,很难评估90年代知识分子们的突破的政治意义。其中一些突破是重大的,改变了学者们处理有关主体性、性别、权力和行动等基本问题的方式。与第三波女性主义同时达到顶峰的后结构主义理论,对稳定的身份分类进行了无情的拷问和解构,将政治抵抗与我们对人类生活基本构件理解的不稳定化结合起来。同样,第三波女性主义者坚持认为,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是灵活的分类,提供了大量的可发挥空间。此外,如果第二波女性主义者们认为女性的定义是相当明显的,并将女性主义视为对这种女性权利的捍卫,那么第三波女性主义者则说明了这一定义总是可以被质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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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范式的转变在许多方面都有巨大的成效,然而在这个过程中也可以说是失去了一些东西。例如,与第二波女性主义坚持大规模社会变革的重要性相比,第三波女性主义对性别操演的关注在政治上似乎是沉默的。我这样说,并不是说第三波女性主义没有政治影响,因为它关于性别和性存在的流动性理念已经渗透到了主流文化,大大地改变了文化的轮廓。同时,由于第三波女性主义遵循后结构理论,重视意义的流动性和身份的分裂性,因此未能启动一个有凝聚力的政治方案;它未能对第二波女性主义者所梦想的大幅改造的社会(非父权制的社会)提出足够响亮的要求。

同样令人遗憾的是,在试图与第二波女性主义保持距离的过程中,第三波女性主义设法将其前辈描绘成相当不性感的和不酷的。一方面,这种疏远有很好的理由:第二波女性主义经常依赖于性别和性的本质主义修辞,这与第三波女性主义的建构主义精神相矛盾。另一方面,第三波女性主义对第二波女性主义的攻击有时是如此强烈地表达出来,以至于有可能得到这样的印象:是第二波女性主义,而不是异性恋父权制,压迫了女性。在一个年轻女性越来越远离女性主义的文化环境中,这或多或少地使第二波女性主义熄灭了,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第三波女性主义无意中为其前辈挖了坟墓。

此外,在发展女性可以通过积极地操控女性气质(甚至把规范性女性气质发挥到极致)的坐标来获得行动这一概念时,第三波女性主义成为了一种穿高跟鞋的女性主义。即使像巴特勒这样对穿高跟鞋不感兴趣的批评家,也对其他女性穿高跟鞋的想法感到非常满意。在这一背景下,第二波女性主义对合理的鞋子的倡导,显得非常落伍。

我并不是说高跟鞋有什么内在的可怕之处。我自己也穿。相反,我想呼吁大家注意这样一个事实:如果现在学术界以外的许多年轻女性拒绝女性主义,认为它是假正经的、而且不知何故太过认真,那部分是因为第三波女性主义攻击第二波女性主义过于清教徒式,给了姑娘们那样说的词汇。其他文化因素,如新自由主义的兴起,当然也促成了这种现象。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第三波女性主义通过对性别操演性的赞美,参与了商业化形式的过度女性化的升级;尽管第三波女性主义的目的不是为了促进女性的性客体化,但这两种现象不能完全脱离开。

我将在本章末尾回到女性性客体化的问题上,至少是因为它提供了理解《风月俏佳人》等浪漫喜剧的吸引力的关键钥匙之一。但首先,我需要研究一些文化因素,除了第三波女性主义,性别麻烦,这些因素有助于解释当代女性用女性主义(的胜利果实)换取性层面的自我客体化的现象。这就需要对21世纪女性主义者试图处理浪漫喜剧和电视节目等媒介类型的核心主题进行调查: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商业主义、主流的幸福叙事,以及作为权力象征的过度女性化(hyper-femininity)的出现。

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

近年来,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已经成为学术批评家(包括女性主义媒介批评家)的主要关注点。新自由主义是这样一种政治-文化态度:认可自由市场经济,赞美高效实用主义,将个人成就理想化,并提倡以个人主义解决集体社会问题。尽管福柯对这个话题的思考早于20世纪90年代(也就是新自由主义在美国成为一种主流信条的时期),但他还是抓住了其精神实质。他认为在西方资本主义世界,我们已经把个人视为一个微型的经济企业——他称之为经济人,并把人类生活视为一个通过各种自我发展项目完善这一企业运作的过程。[57]福柯是在解释另一个在21世纪批评家中流行的概念时提出这一论点的。“生命政治”是一种关于生命的无形政治,它以非常基本的方式将我们塑造为“人类”,渗透到生存的最微小的细节中。在许多方面,生命政治只是社会权力的另一个名称,是我之前在性别社会化背景下讨论的意识形态操纵的秘密网络。然而,在对生命政治的分析中,福柯特别关注资本主义经济所特有的市场心态如何在新自由主义社会(如当代美国社会)被应用到个人身上,人们据此已经开始从智能投资、最佳绩效和提高生产力的角度来构思ta们的生活。例如,我们许多人想当然地认为,我们对教育的投资——文化资本的积累——将在未来的绩效和生产力方面产生效益,使我们能够更好地生活(如盈利)。对许多美国人来说,这种思维方式几乎已经成了所谓的常识,以至于很难认识到可能有其他同样有效的方式来组织我们的生活。也许除了谋生之外,还有其他目标——例如培养人际关系、友谊和社区——更为重要。你可能会回答说,美国人确实也很重视这些东西,你是对的。但你不得不承认,对许多美国人来说,这些东西,至少在理想情况下,是以能过上体面的生活为前提的。你也不得不承认,许多美国人相信,良好的关系、友谊和社区的培养始于自我——自我管理其生活的所有组成部分并使其完满的能力。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基石是这样一种观念:努力会带来成功,努力工作和奋斗会得到回报。这种观念本来就是美国梦的关键,这也许是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在美国比在西方世界其他地方更兴旺的原因之一,后者有时仍然坚持社会福利国家的基本要素(如社会化医疗)。美国文化迷思中最持久的组成部分之一是,美利坚民族是一个强大的民族,能够从任何挫折或障碍中反弹,这不是没有道理的。事实上,几乎可以说,如果不经过一些挣扎,达到美国梦所承诺的美好生活就不算数。依靠天赋、努力和毅力取得胜利的能力一直是这个梦想的核心。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只是固化了这种心态。这种新自由主义信条的阴暗面是一种往往没有明说但普遍存在的信念:即如果有人没有设法获得美好的生活(首先是指美好的生活),那一定是因为ta没有足够努力。也许ta只是懒惰,想要靠失业救济金生活。或者也许她有什么问题:也许她精神不稳定。也可能她被一些个人悲剧所困扰。在后一种情况下,她会得到一些同情。但最终她真的应该能够振作起来;她应该能够杀死她内心的恶魔,从而成为社会中富有成效的一员。在这种以绩效为导向的心态下,即使是长期性的悲伤也是一个问题,因为它使你失去生产力。当你身边的人去世或抛弃你时,你被允许悲伤一段时间,但那种没有及时结束的悲伤被认为是自我放纵,是性格的弱点。你们应该振作起来,振作起来,重新投入到谋生(和消费)的战斗中。在这一愿景中,被掩盖的是结构性障碍——如性别歧视、种族主义、恐同症和经济格差——使一些人无论如何努力都无法茁壮成长。例如,当涉及到性别问题时,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希望我们相信,由于男性和女性现在在法律上有权获得同样的机会,唯一阻碍女性的是她们不够努力(或不够能干)。毕竟,如果一个女人可以成为国务卿或总检察长,那么是什么让你无法上升到职业阶梯的顶端?可能是你的不良态度阻碍了你的发展?想想当你抱怨在电视上看到的性别歧视形象时,约翰叔叔在餐桌上翻白眼。他不想听到这个消息。这破坏了他完美的一天。所以你被告知要“克服”它,因为既然你对这些事情无能为力,思考这些事情就是没有意义的;大家告诉你,要把你的精力转移到更有用的事情上,比如你的个人目标(你肯定不会被性别歧视所阻碍。你肯定不会让自己以这种方式被打败,对吧?) 基本上,你被告知要把你的抱怨留给自己,这样你就不会毒害其他人的生活。你可以看到新自由主义如何轻易地导致后女性主义:坚信男女已经十分平等,女性主义不再必要,事实上女性主义可能是女性赋权的敌人,因为它宣传有关性别不平等的失败主义信息,威胁到妇女对其在职业领域竞争能力的信心。你也可以看到当代媒介文化是如何参与这种心态的。正如苏珊·道格拉斯(Susan Douglas)在《开明的性别歧视的崛起》(The Rise of Enlightened Sexism)(2010)中指出的那样,今天的电影和电视节目中不断出现的强悍的动作女英雄和精明的女性职场精英的盛大宣传,产生了对平等的幻想,掩盖了持续不平等的社会现实。在现实世界中,有多少黑人女法官?如果电视节目是可信的,作为黑人和女性是做法官的先在选项之一。这样一来,媒介的幻想就掩盖了这样一个事实:黑人妇女仍然发现进入有声望的职业的难度过大,而且一般来说,妇女的平均收入仍然低于男性。在下一章中,我将论证我们中的许多人能够与我们所消费的媒介形象保持一定程度的批判距离。尽管如此,道格拉斯还是正确地指出,媒介的描述传达了女性已经成功、因此女性主义已经过时的信息,这掩盖了“还有许多事情需要完成”[58]。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回顾一下1990-1999年。在这十年里,新自由主义和后女性主义成为美国文化的核心组成部分,也是见证浪漫喜剧作为一种新型“少女风”电影出现的十年。这并不是一个巧合。女性主义影评人最近对新自由主义作为一种雄心和奋斗的文化如此感兴趣的一个原因是,ta们已经认识到,《风月俏佳人》之后的浪漫喜剧始终将新自由主义的成功故事作为女性发展的一个值得欲求的故事来呈现。女强人——试图战胜职业障碍(通常由其他女性代表,她们正在策划阻止她的成功)的年轻女性——是《律政俏佳人》(2001年)、《穿普拉达的女魔头》(2006年)和《完美音调》(2012年)等爱情喜剧的情节线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这种女性成功者的形象在电视节目中也很受欢迎(想想电视上所有的女律师、医生、警探和时装设计师)。我的观点并不是说,女性的职业成功是可悲的——这比帕梅拉·安德森拿着冲浪板在加利福尼亚海滩上奔跑要好,对吧?——而只是说,挣扎的职业女性最终总是战胜困难的特例——这种重复支持了新自由主义的观念,即要靠个人不懈的努力来获得成功。在媒介上看到强大的女性榜样很让人舒心。但坏处是,它可能给我们的印象是,结构性障碍已经被克服,那些仍然落后的人应该为ta们缺乏成就感而受到责备,唯一阻止我成为美国下一个顶级模特的原因,是我还没有学会如何化装\伪装我的身体缺陷(但泰拉·班克斯可以教我)。如果这是不现实的,毕竟我太老太矮了,那么至少我应该能够获得一百万美元的图书合约,在曼哈顿买一套公寓,在玛莎葡萄园岛租一栋避暑别墅,并在两者之间驾驶一辆锃光瓦亮的雷克萨斯。这不就是勤劳动脑和努力工作的组合应该得到的吗?那么我有什么问题呢?幸福的愿景\承诺

在新自由主义文化中,每一个问题都有一个实际的解决方案:我们只需要高昂着头并找到它。这样一来,效率实用主义的信条就遇到了开朗的信条。正如Barbara Ehrenreich在《光明的一面(Bright Sided)》 (2009)中所展示的那样,在乐观的美国,开朗的信条可以达到如此极端的程度,以至于许多人相信仅凭正能量思考的力量就可以使ta们致富,给ta们带来爱情,或者治愈ta们的癌症。[59]与此相关的信念——女性主义哲学家萨拉·艾哈迈德(Sara Ahmed)称之为“幸福剧本(happiness scripts)”——包括相信爱情可以治愈所有的创伤,婚姻是幸福的顶峰,以及一个充满爱的家庭可以弥补世界上所有的错误。[60]我们一定要意识到这些愿望的个人主义性质:幸福来自于满足个人的愿望,包括创造幸福的婚姻和家庭的愿望,而不是来自缓解社会弊病的集体努力。艾哈迈德认为,占支配地位的幸福剧本教会我们以一定程度的自动性来追求一套有所限制的目标、理想和野心;因为我们相信某些事情(目标、理想和野心)会让我们幸福,所以我们会追逐它们,即使我们极不可能实现它们,或者即使它们不太可能真正为我们带来我们所追求的幸福。事实上,我们对支配性幸福剧本的愿景可能是如此强烈,以至于即使某个剧本没有实现它的承诺,当它使我们不快乐而不是快乐时,我们也不会想到质疑这个剧本本身,而是认为我们在某种程度上没有正确地执行它。有时我们甚至不承认自己不快乐,因为我们相信,如果我们继续努力,如果我们足够努力,我们喜欢的剧本最终会把我们带到幸福之门边上。酷儿理论家劳伦·贝兰特(Lauren Berlant)为这种困境创造了一个恰当的术语:“残酷的乐观主义”。贝兰特将残酷的乐观主义定义为非理性的信念,认为伤害我们的生活模式最终会给予我们美好的生活,具体地说,“当你渴望的东西实际上是你走向人生巅峰的障碍时,残酷的乐观主义的关系就存在于此。”[61]我们满怀希望地认为我们的运气会改变(马上,对吧?),即使它没有显示出这样的迹象。即使我们从未经历过我们所追求的幸福,我们也倾向于相信,获得幸福只是时间问题,它就在角落里等着我们。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最终会认可那些对我们来说丝毫没有好处的生活形式,就像贝兰特所说的那样,“把坏的生活误认为是好的”[62]。最有可能以这种方式误导我们的幸福剧本——并且是尤其与浪漫喜剧相关的剧本——是婚姻剧本。从电影、电视、杂志、鸡汤和好心肠的亲戚那里得到的信息是,如果没有婚姻,我们的生活就缺乏意义,婚姻是幸福生活的一个基本要素。这个信息是如此无情,以至于它可以给人这样的印象:即使是有毒的婚姻——由无聊、沮丧、侵略和缺乏性生活组成的婚姻——也比不结婚好;它可以给人这样的印象:如果我们选择离开婚姻,我们就选择离开幸福的可能性。在这种对婚姻的颂扬中,没有走向教堂的浪漫关系似乎是错误的。事实上,从新自由主义信条的角度来看,ta们主要是在浪费时间,因为新自由主义信条希望我们所有的努力都有实际的结果。以这种方式,效率实用主义的精神伦理甚至设法渗透到我们的私生活中。这种实用主义倾向于安全感而不是激情,将长寿视为“真正”爱情的标志,因此,一段持续的关系被认为是成功的,即使它在很大程度上让人提不起精神劲头,而一段不持久的关系则被认为是失败的,无论它可能感觉多么有活力。这反过来又导致一些人在ta们病态的关系上努力到几乎荒谬的程度,上演英雄式的尝试来挽救显然已经过期的联盟。因为我们的文化——可以说是相当天真地——相信婚姻的稳定能确保我们社会秩序的稳定,所以它努力使这种劳动密集型的亲密关系、“为爱努力”的理想,听起来令人钦佩、是处理关系的成熟方法。

持续的性别刻板印象

由于我们社会中的大多数人都认为追求幸福是理所当然的,围绕着幸福的文化画像是我们生活中最重大的(生命政治的)影响之一,它塑造与决定了我们选择追求哪些生活方向,又避免哪些。这种幸福的画像仍然具有深刻的性别色彩,以至于新自由主义文化经常看起来像是对女性主义的故意反对:它热情地赞赏一些女性主义者曾努力废除的性别刻板印象(模式化观念)。在概述拉康理论时,我已经提到我们的社会推崇男性和女性相辅相成的观念,这种观念是导向下面结论的一种方式:异性恋婚姻代表了浪漫的“正常”结果。但是我们社会的“男人来自火星女人来自金星”心态[1][译者注:捏他某著名的恶俗的两性心理学畅销书,鼓吹理想的基于生理的性别角色并要求个体去适应、否则无法在事业与情感上取得成功]超出了婚姻的范围,意味着人类主观能动性的每一个方面或多或少都是由我们外生殖器的形状所决定的。它主张:男性和女性生活在两个非常不同的性、情感和心理世界。关于性别的陈词滥调是众所周知的。正如它们被广泛传播的那样:男性(据说)是好斗的,而女性(据说)是慈爱的;男性是自主的,女性是依赖关系的;男性需要(更多自由的)空间,女性需要亲密;男性喜欢运动,女性喜欢拥抱;男性愿意和电线杆做爱,女性——至少是好的那种——在性方面是保守的。男性被年轻、美丽和女性的脆弱所吸引,女性则寻找有权力、地位和财力的男性;男性应是沾花惹草的,女性对性行为则应更忠实;男性可以被情色作品唤起性欲,女性则需要漫长的求爱过程——鲜花、谈话、昂贵的晚餐和招摇的献身表现,才能感受到最轻微的颤抖。此外,文化权威,比如一些受大众爱戴的科学家和自助作家[2]试图说服我们,我们的大多数关系问题是由于我们无法跨越和理解性别差异。他们几乎没有为以下可能性留出余地:情侣们可能会遇到问题,原因很简单,那就是浪漫的同伴们在亲密邂逅时,也带来了ta们独特的个人经历、无意识的动机、存在主义式的挣扎、痛苦的过去和脆弱的肋口。性别——仅仅是性别——被认为是关系问题\麻烦的原因。尽管偶尔会有一些观点,认为 "一些 "男人和女人可能会偏离主导性的性别剧本,但总的假设似乎是,两者之间的差异是不言而喻且不可改变的。当然,不是社会中的每个人都相信这种性别化的推理。然而,问题在于它在一些地方-——比如科学[译者注:大众文化之中的自然与社会科学话语]之中——盛行,这会使它会造成很大的损害。2013年,《纽约时报》报道说,自2000年以来,科学期刊已经发表了3万多篇关于男女差异的文章;神经科学家正在追踪男女大脑功能的变化;教育专家正在为男孩和女孩设计区分化的学习策略,其依据是认为不同性别有对比性的优势(例如,男孩擅长解决数理问题,女孩则擅长完成文字任务)。这种性别刻板印象的做法的双重怪异之处在于,它完全是在社会中实事求是地进行的,而这个社会在根据群体身份对人进行概括时已经越来越谨慎了。例如,尽管种族主义在当今社会仍然是一个巨大的问题,但仅根据种族对一个人进行判断已不被广泛接受,至少在科学家和其他学者中不是这样(对于川普可能是另一个故事了)。但是,当涉及到性别问题时,我们的文化权威,包括一些科学家和学者,正在想方设法地坚持认为这种最糟糕可耻的刻板印象是有效的。在这里,必须问一个弗洛伊德已经问过的问题:为什么女性不尖声抗议?女性往往在性别刻板印象中处于弱势地位,状况更糟。那么,为什么她们没有更多地抗议呢?很难找到一个热衷于认同我们社会对黑人的刻板印象的黑人。但要找到一个对性别刻板印象的确这么认同的女性——无论什么肤色,一点都不难(顺便说一句,找到一个嘲笑女性主义的女性,也比找到一个嘲笑民权运动的黑人要容易得多)。为什么会这样呢?我将在本章的其余部分讨论这一点的原因,即,许多女性发现女性气质的刻板印象令人满意:正如我一直表明的那样,女性被教导要在规范的女性气质中获得快乐,即使这种女性气质将她们置于从属地位。不过,首先,让我概述一下一些不那么复杂的原因。其中最首要的是,许多直女[异性恋女性]相信,学会破译所谓的 “男性心理\男人思维”会把她们送到浪漫的大门前。由于她们同意自助作家的观点,即关系问题是由于对性别的误解造成的,所以她们相信,弄清男人的心思就能立即解决这些问题。即使是那些自我认同并不像社会要求的刻板印象的女性,也会信服这种观点,认为男性的刻板印象有一定的真实性,所以这些刻板印象似乎为关系的模糊性提供了一个快速解决方案。当人们承认同性恋伴侣和异性恋伴侣一样有可能出现关系问题时,这种推理的错误就很明显了,所以性别差异不可能是主要原因。然而,直女——她们经常觉得自己有责任使亲密关系正常化——可能会被对关系纠葛的明确解决方案的承诺所诱导。也许更有隐患的是,宣扬性别刻板印象的文化权威十分善于暗示这一点:偏离传统的女性气质将导致缺爱。即使是那些名义上试图帮助女性的自助作家也惯常性地暗示,任何拒绝遵守标准的女性气质的女性——比如说,过于抱负宏大或自立——都有可能失去她的男人;不正确履行自己的性别的惩罚令人痛苦、孤独和绝望。因此,那些性别刻板印象者已经意识到,用反-女性主义思想淹没女性的最好方法,是让她们对自己的基本欲求\需要感到不安。这就是为什么我认为浪漫行为的主导准则[编码]——以及经济地位不平等——是我们社会中异性恋父权制的最强大的堡垒,它们是一种手段,让原本自信的女性在防御能力下降时,被灌输大量的顺从性。性别刻板印象同样是一种相当容易看穿的企图,用以使女性接受男性的伤害行为。以常见的观念为例,即所谓男性天生就会对女性不忠(只是犯了一个所有男人都会犯的错误……)。一旦文化权威开始宣称——就像他们许多人在做的一样——这是一个经过科学证明的事实,它就成了男性对伴侣不忠的完美借口——这是写在男性的基因里的,所以这些可怜的人无法控制自己。这反过来又意味着他们对此没有责任。不幸的是,当女人相信男人的犯错倾向是他们的生理构成所固有的,她们除了顺从于自己的可悲命运,也许会哭一下,然后吃一品脱的Chunky Monkey冰淇淋[3]之外,也没有什么办法。请注意,我并不是说男性[译者注:此处应该是作者笔误,结合上下文,应为女性]天生就很忠诚。其实在我看来,许多人——无论男性和女性——都很容易沾花惹草。我的观点是,沾花惹草的性别化——认为它专门指向男性偏好——给女性带来了极大的压力,让她们需要对男性的性行为采取宽容的态度,即使她们对此感到悲痛欲绝。同样地,其他 "男性特有的 "的疏忽,如承诺恐惧症、情感无能和纪念日健忘症,也是如此:女性应该对男性宽容,因为......他们是男人,所以不能指望他们在这些方面有多好。这种想法符合异性恋父权制男性的利益,他们很可能虐待女性,仅仅因为他们认为自己有权利这样做。另一方面,那些致力于性别刻板印象的人试图安慰女性,让她们放心,她们擅长所有我们社会传统上贬低的东西:情感、同理心、同情心、利他主义、直觉和慈爱。我并不是说擅长这些事情是坏事——完全不是。但是,这些品质数个世纪以来都被用来证明女性应该留在家里,照顾孩子,抚平雏鸟们褶皱的羽毛,支持男性的自我,以及一般来说,确保关系的维系。因此,在后女性主义时代,这些品质再次被认为是 "女性特有的"美德,这有点令人怀疑。让我这样说吧:告诉女性她们在情商方面比男性强,似乎是一种赞美,但这也是一种引诱,让她们在解决情感冲突方面比男性付出更多努力。

注释:1.火星-金星心态:来自恶俗心理学畅销书。认为男性来自火星,女性来自金星,表示两者在心理上是完全不同的,如下文所言。2.自助作家:就各种生活主题提供建议,这些建议往往来自个人经验。他们是写书的专业人士,教读者如何改善他们个人生活的各个方面。3.Chunky Monkey:一款Ben&Jerry's品牌出品的冰淇淋,是一种加入核桃和大块奶油软糖的香蕉冰淇淋。新少女风(girliness)

此类影视叙事和促使性别差别恒常化的影视剧不同,它们[前者]塑造的男性和女性角色之间通常有相同的基本特征,从这一层意义来说,女性向影视剧比大众文化转向更超前:在当下的爱情喜剧中,女性人物几乎和男性人物一样雄心勃勃和能力卓绝,相对地,男性人物几乎和女性一样多愁善感。总之,在刻画人物心理特征、事业成就、个人价值和人生观等方面,男性和女性都相当趋同。

然而即使是性别角色的融合,也无法抵消该片对身体富有女人味的身体特征的特别推崇。就像道格拉斯控诉的那样:女性虽然获得了法律意义上的平等,但她最好还是有女人味:“就是因为女性不再被要求表现出传统的‘女性’人格特征——消极、脆弱、温顺、过度感情用事、愚蠢、对男人毕恭毕敬等等——她们就得在身体上表现出特别有女人味——大胸和乳沟、短裙、丰盈双唇——加上把这种女人味和上流阶层挂钩的合适标识[装饰]。”

在《新女性主义电影(Neo-Feminist Cinema)》(2011)一书中[译者注:作者后来说明了,她认为书名的neo其实是后post-女性主义],Hilary Radner这样分析她称之为女生电影(girly film)的兴起:这类电影塑造出一种复合型女性主体,集事业心、精神独立、性自由和“少女般的”超级女人味于一身。通过展示独特的女性主体,女生电影——大部分爱情喜剧尤为典型——上演了电影与我们文化中关于性别和性别平等的矛盾观点间的交锋,这种交锋令人忧虑。一方面,它不愿放弃第二波女性主义赢得的权利,不愿撤回对社会、政治和经济方面平等的主张;也不愿回归到女性地位卑微的旧式理想中。另一方面,为了安抚大众对男女可能发展至过分趋同的忧虑,它又呈现特别有女人味的视觉形象(或少女风“girliness”)

Radner认为,作为当代女性理想的少女风覆盖了全年龄段女性,甚至中年女性——像《性感都市》中的自信角色——都被期望拥有少女风。这是一种混合时髦、轻佻、自恋和享乐主义于一体的姿态。要获得这样一副外表,就必然少不了时尚、购物、买家头脑和自愿的自我客体化。

联系到我所勾勒的整体文化趋势,少女风处于新自由主义和后女性主义的交汇点。就像Rosalind Gill和Christine Scharff的观点论述的那样:有自主性、精于计算和自我规范的新自由主义主体与积极自由抉择和自我重塑的后女性主义主体极其相似。加上主体通过热忱消费打造少女风。讽刺地说,第二波女性主义秉持的解放理念已经和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的消费狂热深度绑定,二者的共谋已经发展到如此程度:对今天的多数女性而言,自由就意味着毫无顾忌地购买商店能买到的一切。

与之密切相关的还有,“自由”意味着夸耀自己的女性气质——像是特别性感的女人味/女子力——同时又不会让渡女性解放权利。“1997、98年时,到处充斥一种新少女风,它让人产生不切实际的幻想:女人既可以是穿着高跟鞋和超短迷你裙的性感尤物,也可以是针对父权制观看与评价年轻女性的批评者。”道格拉斯不无讽刺地说。理想的少女风集中体现了既要女性气质又要平等的后女性主义困境。这种困境恰好解释了,为何后女性主义常常投机性地窃取第二波女性主义的胜利果实,同时又排斥女性主义,认为其过分冷酷、过时、尖刻、好斗——是女性气质的死敌。

就像我强调的那样,后女性主义力图达到的女性气质和女性平等的兼容,在很多方面暗合第三波女性主义。但它们之间存在一个巨大差别,那就是第三代女性主义者罕有后女性主义者那样对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和消费主义的支持。即便如此,针对后女性主义的这种感性,还是有像Radner一样的学者多少能够体谅同情,ta们认为这样的反应合情合理,因为第二波女性主义无法解决某些女性的担忧:这些人“想保持自身女性身份的同时,又想获得物质财富和被新自由主义定义为成功的成就。”[69]

按照Radner的观点,和女性主义相异的后女性主义——或者按她为和新自由主义更一致的说法“新女性主义”——让女性获得了“被视为重新激活的新女性身份的魅力”。并且,Radner持赞同态度地评价新女性主义在对待性别平等这一问题上不像女性主义那么咄咄逼人和构成威胁,因此新女性主义提供了一个“明显安定的环境,这里能容纳仍居主导地位的异性恋男性。”女性主义应该上升为对男性无害的新女性主义——Radner倡导女性主义实行这一积极调整,按照她的判断,在新自由主义渗透的广泛领域中,不能将女性气质纳入性别与身份之争的考量的女性主义注定无法适应新世纪的要求。

笔者认为Radner的结论有问题。在我看来,女性主义应该不会如此积极地硬塞进充斥个人主义和竞争激烈的新自由主义领域:这是一个重度依赖剥削非西方劳动力来满足供应可消费商品的著名体系。女性主义的任务也不是为直男创造一个安定的、毫无罅隙的环境。尽管我曾强调,第三波女性主义在塑造一个更公平的世界时将男性视为同盟,但我也强调它在试图减轻男性由于异性恋体制摇摇欲坠而感到的恐慌。

但或许最根本的是,为什么女性主义应该接纳那些明确拒绝它的女性?女性主义毕竟是一个有政治议程的政治运动,不是女性的社交俱乐部。说女性主义应该容纳一些有意诋毁它的女性,就像是说反种族主义者应该满足持白人优越论立场的人。那么要求女性主义与所有女性对话而不论部分人士的观点如何反[anti]-女性主义,是否有点不合情理?

巴特勒因其性别理论而蜚声学术界,除此之外,她对主体的建构尝试也具有理论和范式意义。其著作有(专著与合著):Subjects of Desire: Hegelian Reflections in Twentieth-Century France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我更赞同道格拉斯的观点,ta认为后女性主义仅仅是异性恋父权制的最新版本:异性恋父权制在新自由主义社会戴上的欺骗性伪装之一。道格拉斯还坚持认为后女性主义有利于一种“开明的性别歧视[enlightened sexism]”的产生:这是一种细微的、潜在的性别歧视,比传统的父权制更擅长掩饰其不平等的核心。道格拉斯的观点是,开明的性别歧视根本上还是“友善的、老式的、最高等级的性别歧视,它的存在强化了友善的、老式的、最高等级的父权制。只是它被穿着马诺洛-布兰尼克和维多利亚的秘密的诱惑外表掩饰得更好。”[73]换言之,尽管后女性主义确实内嵌了女性主义要素,它也鼓吹这样的观点:正是因为女性主义的目标(理论上)已经达成,“那么重新唤回性别歧视刻板形象是完全OK甚至令人愉快的做法。”[74]

道格拉斯因而提出,开明的性别歧视传递出一种信息:因为女性已经平等,所以我们可以毫无顾忌地接受之前被认为是性别歧视的事物,比如特别性感的女性特征,另外“开明的性别歧视”还常常伴随一个心领神会的眼色:“男的都很蠢,无法抗拒丰满胸部的诱惑,而女性的展示说到底也不伤大雅。所以根本没必要进行女性主义式的批判。女性的客体化在当下也变得可以接受;为什么?它实际上就是对男性开的玩笑。性别歧视很蠢;也因此很有趣。在一个以性别划分的宇宙中,性别歧视发展到极致的结果就是性别歧视被抹消;这种自嘲和自省的语气暗示人们不用太较真,暗示性别歧视不过是鼓弄唇舌的玩意。后女性主义说服女性相信自我的性客体化(sexual self-objectification)即是赋权,这就是它如何设法让女性欣然悦纳异性恋父权制的方式。女性气质的权力

后女性主义的特点是反-女性主义和女性主义要素的混合,就如同它催生的浪漫喜剧一样。Yael Sherman通过区分传统形式的女性气质和她所称的“新自由主义女性气质”,提供了针对这种困境的有益分析,并试图解释为什么这么多女性觉得后者引人注目,而“新自由主义女性气质”就是我所提到的一种后女性主义的女性气质。根据Sherman,新自由主义女性气质对女性很有吸引力,它并不像传统女性那样被动和顺从,而是表现出了主动(activity)和自主(autonomy)。

Sherman指出,传统的女性气质意味着依赖,新自由主义女性气质意味着独立。传统的女性气质与虚荣心有关,新自由主义女性气质则与一种积极地自我负责、能够像任何优秀的新自由主义主体一样照顾自己的想法相关联;传统女性气质试图奉承男性,而新自由主义女性气质则表明女性在公共和私人领域与男性平等竞争的意图;也许对于我们的目的来说,最重要的是,传统女性气质将女性置于一种被动\消极的性客体的角色中,但新自由主义女性气质意味着一种积极的、有能力的主体性,其中也包括性的自主权。在早期女性没有选择通过劳动养活自己的时代,传统的女性气质是增加她们在婚姻市场上的价值的一种方式。正如Sherman所说,这是一种“弱者的工具”,是一种通过巧妙狡黠来变得更加强大的工具。相比之下,新自由主义的女性气质——包括其对于性的自我客体化的强调——被当代女性当做了一种权力的武器。

Sherman承认新自由主义女性气质包含了女性主义元素(她和Radner一样,似乎将其等同于第二波女性主义)。然而在最后,她得出了笔者也倾向的结论——新的女性气质提供了一种权力的幻觉,而不是真正的赋权\充权(Empowerment):“新自由主义女性气质看起来是一种模糊的女性主义——增进自信、幸福感和成功有什么错的?但它本质上是一种反-女性主义理念,它建立在无视结构性不平等和将竞争视为所有问题之解决方案的基础之上。”

Sherman用《特工佳丽(Miss Congeniality)》这部电影来说明她的观点。这部电影和许多后女性主义作品一样想同时拥有女性气质(新自由主义式的和少女风的[girly])和平等。电影的前半部分给我们描绘了一个冷酷无情的、一点也不少女的FBI探员Gracie Hart(Sandra Bullock饰),并对规范性的女性气质和男性凝视作出了批判,因为格雷西并不迎合这两种形式。然而后半部分则撤回了这种批判,向我们展示了格雷西如何通过作为卧底参加美国小姐的选美比赛,开始感激女性气质所带来的快乐,甚至明确收回了她之前关于推动女性参加选美比赛的猎奇心态(Neanderthal mentality)的嘲讽评论。可以预见的是,这是她的那个迷人的助手艾瑞克(Benjamin Pratt饰)开始关注她作为一个值得一看的女性之时:这是一个精致的打扮——充满了面部护理、调整、脱毛、做头发和化妆,以及一身新的、贴身衣服——格雷西为了她的卧底任务而经历了这些,而这个卧底任务在电影叙事体中激活了男性凝视。在打扮后,格雷西便成为了艾瑞克所欲望的客体。

格雷西学会衡量女性气质本身可能不是本质问题,正如我所强调的,对女性气质的贬低可能是一种父权制的做法——这意味着女性天生就具有一些愚蠢和无能。然而,正如Sherman所说,《特工佳丽》的情节中值得怀疑的是,格雷西通过女性气质的转化获得一切:解决了FBI的案子,拯救了选美选手,赢得了她的男人,并加冕为美国小姐。前女性气质的格雷西很悲惨,她搞砸了一次卧底行动,拳击了沙袋,拍打一个即将坏掉的微波炉使它正常工作并打热了一餐从便利店买来的单人套餐……嗯,经过女性气质化后,格雷西对爱情和工作都很满意。

因此Sherman正确地指出,当谈到女性气质时,这部电影有点精神分裂:一方面,它对女性气质的化装提供了一种讽刺的意味,展示了制作优雅女性形象所耗费的劳动数量之荒谬;而格雷西的打扮除了赏心悦目,并无价值;另一方面,它又暗示了这种努力是值得的,它说明了女性气质最终使得格雷西成为一个更完好的人——一个能在浪漫和苛刻的职业之间取得平衡的人。简言之,女性气质赋予了格雷西这个名字所暗示的优雅,然而在电影的开始,很明显她并不优雅。

值得注意的是,女性气质也是将格雷西从缺乏性自信中解救出来的原因。正如Sherman观察到的,只要格雷西回避女性气质,她就不是性的主体,也不是其客体,而是呆在某种情欲的边缘上。相比之下,她对女性气质的默许不仅将她变为了一个性的客体,艾瑞克的欲望客体,而且正如当代解放了的女性的形象一样,成为了一个能主动要求她想要的男人的性之主体:在电影结束时,她主导了最重要的吻戏。

这是强有力的一课:变得女性化,你就会被爱,而且还会获得性自信,和《特工佳丽》一样令人享受,甚至是一种深深的享受!它所传递的总的信息是:拒绝规范性女性气质,对于女性是起不了作用的\没用的(doesn’t work),成功的唯一途径,更专业地来说,就是去接受新自由主义女性气质的信条。这或许并不奇怪,尽管这部电影有真正的女性主义元素,但用Sherman的话说就是,最终将女性主义[译者注:即非新自由主义版本的、斗争性的、所谓对成功起不了作用的女性主义]描绘成对女性“相当有害的”,甚至“比父权制更有压迫性”。

监控式凝视

Radner要求女性主义接纳新自由主义女性气质\女子力,而Sherman和道格拉斯则怒斥新自由主义女性气质是让女性主义放下武装爱红妆(the undoing of feminism)。不过三位批评者都同意如下观点:媒介塑造的新自由主义女性气质(或少女风的女子力)所表现的女性赋权图景是刻意讨好大众的产物:这是一种剥离女性主义锋芒的女性赋权,对异性恋父权制和消费主义都毫无威胁\友善至极。

有趣的是,虽然新自由主义女性气质的各种形象通常会掩饰其与异性恋父权制的共谋,但毫不掩饰它们对消费主义的明确支持:少女风意象(girliness)——不仅在《特工佳丽》一类电影中被刻意彰显,还有类似《欲望都市》(1998-2004)《绯闻女孩》(2007-2012)《美少女谎言》(2010-)一类的电视节目——和炫耀式的消费行为和谐并存。毕竟外表是定义少女风的首要标准,而外表又几乎能通过消费文化提供的工具被无限改造:衣服、鞋、腰带和名牌包、还有美甲、高光、妆容、和整容手术,消费文化有各种方式让女性化装提升到一个全新层面。我之前就说过,新自由主义重视自我完善\投资自己的理念。这种理念在女性身上通常表现为不断尝试让身体变得更迷人。确实,人的身体天生就不完美,原则上要进行无止尽的“完善”,其结果就是女性的身体被外部严重干预、约束、规范和管理。

从这层意义来说,没有比(年轻\幼态的)女性身体更能说明福柯的生命政治控制论的范例了,因为这样的身体承受着令人难以置信的规训和惩罚。年长的女性也不能幸免于这套规则,她们经常为不能完成任务而绝望(但仍然尽力让自己塞进紧身牛仔裤中)。不过年轻女性特别容易陷入购物、节食、时刻注意身体各方面的恶性循环。

带着如此心态的女性自信没有什么困难不能克服,没有什么缺陷不能修复。无怪乎Angela McRobbie会笃定在当今社会,女性要想在社会\社交层面上令自己受欢迎\被人理解,就会令自己生病。厌食症、暴食症和普遍的身材焦虑,新自由主义女性气质有着不为人知的病态一面。就像道格拉斯总结的那样,“即使饮食有点失调,有进食障碍,憎恨自己的身体,也好过反抗以瘦为美的规则、让人觉得你毫无吸引力(糟糕)、没女人味\没女子力(很糟糕)、或居然是个女性主义者(糟糕透顶)。”

在此背景下,道格拉斯假设道:很多后女性主义阶段的女性虽已经迷失\偏离了女性主义但却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她的猜想是,维多利亚式理想身体对大众文化的渗透引起年轻女性的极大愤慨,她们的愤怒也得到部分承认,但因为女性主义理论的缺失,她们无法用语言表达愤怒,结果是她们没有去炮轰异性恋父权制,却倾向于攻击其他女性:“女孩成为压迫自己的执行者,和其他女性互称对方为荡妇和妓女,用比美容产业体系更荒唐的规定约束自己,嘲笑穿错衣服[译者:山!]、弄错发型、身材出格或者社会状态不适的女孩。”

新自由主义女性气质文化让女性轻易内化了男性凝视:笔者将这种恒久的自我评价态度称之为“监控式凝视(surveillance gaze)”,监控式凝视就是无情的自我批判,就是持续地对比自己与其他女性的外貌,就是对自身于男性的吸引力感到忧心忡忡。当然也有年轻女性决绝地拒斥这种凝视,她们或是明确拒绝常规的女性装备,或是完全不当回事。然而根据多数说法,“看起来很辣\很卡哇伊”仍然是很多年轻女性的首要考虑事项(很快会有更多的人这样想)。

无疑,当代社会的女性总是用第三视角看待自己的身体,用大量时间想象自己在外人看来是何种样貌。John Berger在1972年说过:“男人看女人,女人观察到她们被男人看。这不仅定义了男性和女性的关系,还定义了女性和自身的关系。”现在跟那时也没有太多变化,除了一件事,女性开始倾向把男性凝视转化为自我审查、自我监督的监控式凝视,而这种趋向可以说正快速增加,它催生出一种比Mulvey所分析的男性凝视更剥夺尊严的自虐倾向。而且讽刺的是,这恰恰发生在女性被告知她们终于被完全解放,她们从未如此自由的时刻。

从对主体问题的关注转向了对性别身份的思考乃至颠覆,这也算其成名之作《性别麻烦》(Gender Trouble)得以生成的理论契机。通观巴特勒的著作,其理论资源有如万花筒,让人应接不暇,加之其自身语言的晦涩繁复,理解这样一位。

在今天的消费文化中,以身体术语定义女性已经到了能动性被重新界定为控制身体的程度。Michelle Lazar甚至更激进地提出,女性解放(在消费文化中)已经等同于不再受困于身体缺陷,因为美容产品广告常常露骨使用“女性主义者说”来表明达到身体的完美是女性主义式的权利(因此你是为获得完美身体的权利而不是为争取同工同酬之类而斗争)。同样的还有化妆真人秀(makeover show),这类综艺节目在贩卖女性变美权利的同时,也明确承认男性凝视是女性自身价值的有效衡量标准。

以大热的英国化妆真人秀“年轻十岁”(2004-)为例。这种秀强迫想要完善外表的女性预先接受侮辱性质的妆前评估,即让所谓随机抽取的街上男性一致评价她比实际年龄看上去老的多,对此Estella Tincknell这样解释道:

强调他人对她评价的重要性,强调实际上评判一个人看的是表面价值,强调核心是被看到,这些事在化妆真人秀中可谓稀松平常,但这种强调给女性的威慑力令人胆颤。她们怎么敢忽略自己!难怪没有男人想娶她!她们难道不知道想要被人爱就必须保持年轻美貌?

每一次化妆完成后,“重造的”女性被送回公众视野,这一次是意图博得路人的肯定,证实她的变化完全成功,或者用Tincknell的话来说,“获得肯定性的窃窃私语,这种肯定通常是不列颠大男子特别粗俗的一句‘可以上[fuckable]’”。此时化妆成为女性异常状态——指在情感和身体上缺乏女性气质——的解决之道。

我们绕了个圈子重新回到拉康上。一个人可以说,既然身体是女性主体性的核心,那么拉康所理论化的对完整性的追寻——Silverman认为这支撑着电影式缝合的功能——就应该被重新定义为对完美身体的追求。在这种情况下,消费主义似乎提供了必要的解决方案。通过参与消费文化——培养消费者头脑,购买正确的产品,就购物交换心得等等活动——女性产生了我的存在我做主的幻觉。在商业领域为女性气质找到合适的道具,会让人产生暂时的满足感,不仅治愈缺失,缝合碎片,还能让看起来不完整的变得完整。不幸的是,就像新自由主义女性气质的负面伴生物(如进食障碍)展示的那样,它并不能切实减轻焦虑,下一块巧克力饼干永远构成威胁。

概括来说,21世纪女性主义媒介研究的发现就是:女性主义大体上被后女性主义取代,后者让女性解放予以商业商品化,又使其与异性恋父权制不谋而合。如道格拉斯揶揄的那样,后女性主义贩卖给我们诸如此类的说法:“女性通过精心运用自己的脸、身体、服饰和性就能获得和享受真正的权力——令人愉悦的权力,不但不会引起男性反感、反而会得到他们真切拥护的权力。”在后女性主义的世界中,真正权力的实质是得到男性的垂涎和女性的嫉妒。

性层面的自我客体化许多女性充分意识到当代身体理想的不现实和艰难,但她们却无法摆脱这些理想的力量。法兰克福学派的学者马克斯·霍克海默(Max Horkheimer)和西奥多·阿多诺(Theodor Adorno)在1944年就认为,广告业的最终胜利在于消费者看穿了营销的诡计之后,还依然购买了产品[88];这就是当代女性的困境之一:许多女性确实看穿了媒介文化的把戏诡计,但还是购买了它兜售的理想。此外,如今的女性关于男性凝视的困扰\迷惑,要比人们在了解了笔者搞的女性主义批评之后所预期的少得多。正因为新自由主义的女性气质提倡自我客体化(女性为提高自己的性吸引力所做的各种尝试),所以能够引起男性的目光\凝视已变得与快乐和自信相关。

新自由主义的小路并不是完全没有逻辑,因为能够吸引另一个人的注意力确实是一种权力的形式。正如伊莱恩·斯卡利(Elaine Scarry)所言,一个人如果被一个美丽的对象——无论是不是活的——所吸引,在很多方面就会向这个对象投降,让自己因与它的相遇而迷失方向。当代电影和电视节目利用这种权力的逆转,强调女性可以利用她们的 "被看见性"来操纵男性的方式,这不是巧合。这就是为什么在人行道上看到风月俏佳人就骑车撞树的人是恋爱喜剧的一个典型形象。

我已经说明,后女性主义文化的主要信息之一是,超级性感的女性可能看起来被客体化了,但她们实际上是在“上面的”,因为在选择客体化自己的时候,她们设法将男人缩减为窥视的、结巴的傻瓜。但是,自我客体化还有一个连笔者都无法辩驳的理由:它可以是一种拒绝女性之性被动的老套路的办法。

我已经写了很多文章、来讨论我们社会对女性性欲之缺位\匮乏所发展的令人气愤的刻板印象(相比于男性欲望)。如果流俗的科学家和自助畅销书作者是可信的,那么女人在她们的身体里就不具有性的资质;如果有的话,她们会认为这种性是模糊且令人不快的,她们同意这只是为了取悦男人。男人总是想要而女人很少想要的想法是我上面批评的性别刻板印象的基础。在这样一个文化环境中,女性的自我客体化看似可以像一种女性主义的做法——这一点并不令人奇怪。事实上,正如我们将在本书下半部分看到的,《风月俏佳人》之所以如此成功,部分原因正是因为它反驳了性方面的端庄女性形象:无论薇薇安·沃德是什么,她都不是一个谈性色变的卫道士。在1990年,许多女性观众欣赏在大屏幕上看到一个性自信的女人。我仍然认为《风月俏佳人》在这方面很大胆。只是如今攻势一转,后女性主义已经成为文化规范,我们已经在流行媒介中看到了足够多的新鲜女性肉体:我们不再处于文化突破创新的领域,而是似乎又回到了相当陈旧(可预判)的异性恋父权制的道成肉身。这就是为什么Ariel Levy在《女性沙文主义蠢货[Female Chauvinist Pigs]》(2006年)中对美国女性的过度色情化\性欲化进行了论战,至少在我们这些知道女性主义者为打破自古以来困扰西方女性的客体化循环所做的努力的人们中,Ariel Levy的论述很有说服力。Levy分析了放浪发情[raunch]文化的显现:在这种露骨的性展现文化中,女性努力让自己看起来像风尘放浪之人,模仿色情明星的性存在、上钢管舞课,并争相出现在#Girls Gone Wild视频中。Levy提出,这种文化毫不掩饰地提倡 "最肮脏恶臭[skankiest]的生存方式"[91]。它的问题不在于女性的性欲\性感,而在于她们的性存在\性欲的条件再次由一个异性恋父权制的性幻想所统治的异性恋父权制社会来设定。正如Levy所解释的,尽管它看起来很解放,但放浪发情文化并没有 "打开我们对性的可能性和神秘性的思考",而只是 "无休止地重申一种特别的——尤其是商业的——性感之侧写"[92]。性实验——更不用说激情——并不是放浪发情文化的重点;相反,看起来很性感才是。事实上,看起来性感和性[sexy and sex]本身之间往往存在着明显的脱节,就像帕丽斯·希尔顿(Paris Hilton)在接受《滚石》杂志采访时透露,她的男友们经常告诉她,她缺乏性欲[not sexual]:“性感,但并无性欲。"[93]事实上,在一盘被泄露到互联网上的性爱录像带中,希尔顿在性爱过程中非常无聊,还接了一个手机电话。正如Levy对这一事件的评价,希尔顿 "是此刻最完美的性明星,因为我们的兴趣在于性感的外表,而不是性快感的存在。"[94]在这种文化中,性快感——第二次与第三次浪潮的女性主义者都认为这是女性赋权的一个重要方面——完全没有“看起来很性感\火辣[译者嗯注:&卡哇伊?]”重要。

Levy推测,同意接受放浪发情文化的女性往往是因为她们想被视为男生中的一员,享受 "流行文化中的兄弟会聚会\大男孩俱乐部"[95]。也就是说,一些女性渴望成为Levy所说的 "有可乘之隙的女人"[96],一个能够找到破绽\可乘之隙的女人,通过它来在男性支配的小世界[译者嗯注:一些亚文化岛宇宙也包括罢]中获得立足点(并因此获得这个世界的好处)。有可乘之隙的女人"了解"男人,了解他们的性迷恋,不会为他们的性别歧视态度而感到尴尬难受,从而使他们感到舒适。Levy观察到,历代女性都试图找到各种方法让男人感到舒适,而参与放浪发情文化是这样做的另一种方式,表明她们在性方面并不紧张古板。Levy观察到,"放浪发情文化为想要证明自己能力的女性提供了一个特殊的机会,"她想把自己标榜为比其他女性更坚强、更温柔宽松和更有趣[97]。

这是一种显然不会对男性造成威胁的女性"赋权"的形式——就像对社会、政治和经济平等的要求能做的那样——甚至可以看作是一种相当绝望的尝试,以安抚男性对女性主义胜利的焦虑:男性现在不得不忍受女性在劳动力方面的平等,但至少他们仍然可以看一下胸部。事实上,女性不仅明确地邀请他们看自己的胸部,而且似乎愿意和他们一起去脱衣舞厅欣赏其他女性的胸部。当然,所有这些都是带着很大的反讽意味,作为一个笑话,所以这到底有什么错呢?它预示着一个女人是自信的、不会对自己的性存在感到尴尬。只有假正经、老派古板的女性主义者才会谴责它——吧?Levy说,由于我们的文化中对第二波女性主义有很多误导性的诋毁[译者注:关于这个印象,也可以左转《导读女性主义理论 第七章》了解,活到第三波的欧美第二波女性主义者怒斥这种对第二波先辈的污蔑]——因为它[女性主义第二次浪潮]一直被曲解为反性、反快乐和禁止——问题是,在当今社会,女性似乎有两个同样不讨好的选择:要么她们必须接受一个过度性化/色欲化的文化、告诉她们可以被上[fuckable]是她们最重要的资产;要么她们必须甘冒被解读为对自己的性存在感到不适的风险。"没有人愿意再做房间后面的蠢货,成为过往女性的幽灵,"Levy写道,"这并不酷。"[98]而且由于没有场所对异性恋及其性实践的支配形式进行女性主义批判,这些形式成为仅剩的选择。鉴于(放浪发情文化之外)唯一的替代项似乎是(做)一个古板假正经的性-否定者,一个女生会怎么办呢?

今天,一些年轻女性面临着一个奇特的(也可以说是一个全新的)问题:她们面对的是性方面不情愿的男人。她们还面临着一种后女性主义的心态,这种心态让她们没有什么空间来抗议我们文化中无处不在的异性恋情色。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第三波女性主义者,包括酷儿理论家,对这种心态做出了贡献:她们认为性实践的所有表现形式都是颠覆性的,性幻想永远不应该被管制[99]。虽然我对这个观点一直抱有同情态度,但我最近也发现,它低估了数十亿美元的色情产业作为一种生命政治控制的形式、在多大程度上塑造了当今直男的性想象力;它忽略了主流色情业在多大程度上是一种商业行为而非性解放的工具。

我不是说应该禁止色情。我也不认为所有的色情作品都是父权制的:我知道女性主义、酷儿和另类式的色情作品。我只是在评论一种可能让许多女人感到困惑,有时甚至痛苦的性景观。当男人让他们的女性伴侣觉得抱怨他们的色情消费是不对的——因为据说这 "并不意味着什么"——在我看来,这时异性恋父权制已经找到了另一种方式来制定相同的老故事:男人可以想要他们想要的东西(在这种情况下,色情作品),而女人的偏好被认为是无足轻重的。

这就是为什么我不能不同意Levy的观点,即我们的后女性主义性景观有一些令人沮丧的地方。正如她尖锐地问道:"为什么这是'新女性主义',而不是它看起来像的那样:旧的客体化?"[100]这样,Levy呼吁注意这样一个事实:在后女性主义文化中,赋权与失权之间的界限已经变得非常模糊。正如我的一个学生在女性主义电影理论课上所说的那样,感觉有点像女性已经放弃了——抛弃了女性主义——因为她们已经意识到,她们无法打败异性恋父权制;她们变成新自由主义的实用主义者,她们已经决定,如果她们不能打败这个系统,她们还不如加入它。正如我之前所提的,第三波女性主义可能无意中促成了这一现象,因为它依赖于性别述行-表演的力量:当能动性被定义为关于重述支配性规范的问题时,本真的社会变革的空间就会缩小。这就是为什么我在一定程度上同情Levy的信念,即当今文化中猖獗的女性性展示是缺乏本真解放的烟幕弹。正如她挑衅性地补充道。

在我们的文化中不断重述女性性存在的最简单可塑的刻板印象,某种程度上证明了我们在性方面得到了解放,个人层面得到了赋权——这一主张已经被提供给了我们,我们也接受了它。但如果我们仔细想想,我们知道这根本没有任何意义。现在是时候停止点头和不自觉地微笑了,因为我们忽略了我们头脑中的疯狂感觉。[101]

[美国]朱迪斯·巴特勒《性别麻烦》作品简介与读书感悟

我们都同等地被客体化吗?

在媒介文化将这种客体化正常化的背景下,你很难拒绝把女性赋权与女性的性客体化等同起来。事实上,正如Jessica Ringrose在分析改造节目的过程中所说的那样,将其 "作为一门'科学'来学习 "[102]。而且只要看一眼我们的流行文化就会发现,最近男性被客体化的程度几乎与女性差不多,所以人们就更难拒绝(将自我的客体化当成平常之事)了。对电视节目的调查——特别是那些针对年轻观众的节目——立即说明了没穿衣服的男性的当代吸引力。例如,《吸血鬼日记》(2009年)中的年轻男子在剧中大部分时间都是半裸的——假惺惺说一下,连我都没有抱怨。谁能忘记大卫·贝克汉姆只穿紧身阿玛尼短裤为时代广场增光的巨大海报?

在某些方面,竞争环境已经被拉平了。很容易争辩说,我们现在都被平等地客体化了,在海报上勉强遮住女人屁股的内裤和勉强遮住(事实上更像是勾勒)贝克汉姆的阴茎的阿玛尼内裤之间并没有什么区别。不过,我们谈论的是可比较的例子,这并不完全明显。在她对贝克汉姆广告的解读中,Rosalind Gill指出,其中可能有相当数量的 "震惊、敬畏和阴茎崇拜"的成分。

[美国]朱迪斯·巴特勒《性别麻烦》作品简介与读书感悟

贝克汉姆的展示不仅仅是为了激发女性(和男同性恋)的欲望,也是为了让人们欣赏他无可挑剔的表现,这一点在足球场上以及(广告让我们毫不怀疑)在卧室里得到了证明。事实上,维多利亚·贝克汉姆在一次采访中宣布,她 "看到他的阴茎有XX英尺长,感到很自豪。真够大的。好大。“这意味着男性的性展示可能仍然与女性的性展示有不同的价值:如果后者总是有滑向诋毁的风险,那么前者就很容易滑向对阴茎的崇拜。

不可否认的是,当代广告——广义上的媒介文化——经常打破“男人是观看的持有者,女人是其(观看)对象”这一旧的二分法。年轻、健康和美丽的男性身体被提供给我们消费。然而,图像制作者也使用各种策略来减轻这对男性能力的威胁。正如Gill所解释的,媒介上的男性形象常常强调他们的力量和他们的可取性:肌肉发达、不苟言笑的男人大胆地盯着观众,宣称自己的统治地位。如果女性摆出意味着屈服的姿势——比如躺下、低头或微笑,那么男性往往会站起来,直接看着镜头。这也是贝克汉姆的广告如此有趣的原因之一:虽然他直面观众的目光,但他的照片是躺着的,摆出了一个明显的性爱(和被动)姿势。

当然,媒介图像中的女性现在比二十年前更有可能自信地回视观众的目光。事实上,媒介图像经常显示女性不仅是性感的,而且是自信的、独立的、有趣的,甚至是有侵略性的。然而,正如吉尔所说,女性赋权的展示有时可以作为图像表现的托辞\理由,如果没有它们,可能会被指控为性别歧视。一般来说,男人和女人现在同样被客体化的说法可以被用来压制对女性形象的关注。就像电视剧中大量出现的善良、温柔、情感丰富的年轻男子可以被用来宣称女性主义已经走到了尽头——如果男人都这么可爱甜蜜,你还担心什么呢?——对女性之自信的刻画,可以被用来为她们持续性的客体化作辩护。

换句话说,我们很难期望回到以前的现状。现在电视上的许多男人都是非性别歧视的——"被女性主义所触动 "[105],就像道格拉斯所说的那样,相比之下,有性别歧视的男人似乎无可救药地不受欢迎。杂志广告中的女性被允许以某种程度的自信回视观众,这似乎是一种进步。提出这些发展既反映了我们文化中的积极变化,又促进了这种变化,这当然是合理的。

Gill同意这一点,她认为尽管像贝克汉姆广告这样的现象可以被视为支持父权制,但在某种程度上它们也削弱了父权制的信心。为了说明她的观点,吉尔引用了关于这则广告的男性评论员的话,他们承认这则广告有可能使 "整个性别的人感到不适\不充足",因此,"沦为不安全感的颤抖的果冻,不再只是女人的专利。”所有这些都可以被解释为我们现在生活在一个更加平等的世界里。然而,这个世界的总体基调——好的还是坏的——很难直接评估。

……(完译,如果您很想看到后半的实践部分,可加入帮助我们,反正目前我们摆了!)

翻译:杉原 音,小小贤者,Polaris,亡灵

校对:柴来人,春崎美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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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wd=c9a8 提取码: c9a8简介:1990年面世的《性别麻烦》是女性主义理论和性别研究的重要著作,一经出版即引来赞誉和争议无数,并被奉为开创“酷儿理论”的经典文本。巴特勒因此书而一举成为当代思想界最闪耀的学术明星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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