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陀思妥耶夫斯基及其《卡拉马佐夫兄弟》

Fyodor Dostoyevsky（1821～1881）:The Brothers Karamazov

一如《卡拉马佐夫兄弟》，其中有的是对于信仰的思考；有的是对于自由的思考；有的是对于理性的思考。一、对于信仰的思考陀思妥耶夫斯基一直将对于上帝的纯粹信仰视为真正的超脱之道，在混乱的社会中，人会受苦，会犯罪，但。

如果上帝不存在，一切都可骂。

——陀思妥耶夫斯基（摘自《卡拉马佐夫兄弟》）

费奥多尔·陀思妥耶夫斯基生于1821年。其父为莫斯科玛利亚济贫医院的外科医生，出身于贵族，这一点陀思妥耶夫斯基似乎颇为重视，他一度因被审判有罪而被剥夺爵位，心里非常痛苦，一出狱就极力找有势力的朋友帮他恢复爵位。不过俄国的贵族身份和欧洲别的国家不一样；例如在政府机关任公职达到某一不太大的官阶便可算贵族，其意义不过是让你跟农民和生意人有所区分，容许你自认为是有身份的人而已。

事实上，陀思妥耶夫斯基家属于贫穷的白领阶层。他父亲生性严厉，不但从不享受奢华，连舒适的日子都放弃了，只求让七个儿女接受好的教育。在他们很小的时候，他便教他们必须习惯艰辛和苦难，准备应付人生的责任和义务。他们拥挤地生活在医院医生宿舍区的两三个房间里，大人从来不许他们单独外出，从来不给他们零用钱，他们也没有朋友。医生除了医院薪水另有私人业务，后来他父亲在离莫斯科几百英里的地方购得一笔小产业，此后母亲常带孩子们到那边避暑，那是他们首度尝到自由的滋味。

《卡拉马佐夫兄弟》（第1版第1页）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画像（1872年）

费奥多尔·陀思妥耶夫斯基十六岁那年，母亲去世，父亲带两个儿子米哈伊尔和陀思妥耶夫斯基到圣彼得堡去读军事工程学校。哥哥米哈伊尔因体格差而被拒，陀思妥耶夫斯基因此跟他唯一喜欢的人分开了，他觉得孤寂、闷闷不乐。父亲可能是不愿或没法寄钱给他，连书本和皮靴等生活必需品他都买不起，学校规定的学费也付不出来。他父亲安顿好大儿子又把另外三个孩子寄养在莫斯科某阿姨家之后，放弃行医，带着两个最小的女儿退隐到乡下庄园。他染上酗酒的恶习，对孩子一向严苛，对农奴也很不人道，终于有一天被农奴们杀死了。

那是1839年。陀思妥耶夫斯基虽然对课业不热衷，倒念得不错，读完军事工程学校就被派往该校工程部门任职。他自己的薪水加上他分得的父亲的地产，如今他一年进账五千卢布。他租了一间公寓，爱上花费颇大的桌球，肆意挥霍金钱，一年后他觉得在工程部门任职“无聊得要死”而辞去工作。他这时已债台高筑，直到晚年仍然欠债，他是个无可救药的败家子。挥金如土害他陷入绝境，但他从未养成自制的习惯，任性的作风终身未改。有一位替他立传的人提到：缺乏自信是他习惯挥霍的原因之一，因为这样能给他短暂的权力感，满足他的虚荣。我们待会儿再来看看他的惨败害他陷入什么样令人痛心的困境。

费奥多尔·陀思妥耶夫斯基还在军事工程学校念书的时候，曾着手写一部小说，如今他决定当作家谋生，就把书写完，那本书叫作《穷人》。他在文学界没有半个熟人，但一位名叫格里戈洛维奇的朋友认识某位正要创办评论杂志的涅克拉索夫，就说要把小说拿给这个人看。有一天，陀思妥耶夫斯基很晚回家，他整晚对一位朋友诵读他的小说，共同讨论内容，凌晨4点才步行返家。他实在睡不着觉，坐在敞开的窗前，凝望夜色，这时候有人按门铃，他吓了一跳。“是格里戈洛维奇和涅克拉索夫！他们喜不自胜几乎噙着泪跑进房间，一再拥抱我。”他们阅读那本书，轮流朗诵，读完后尽管时间已经很晚很晚了，他们还是决定来找陀思妥耶夫斯基。两人互相说：“他若睡着也没关系，我们来叫醒他，这件事比睡觉重要。”第二天，涅克拉索夫把稿子拿给当时最重要的文学评论家别林斯基看，别林斯基也跟他们俩一样激动。小说出版了，陀思妥耶夫斯基一举成名。

他对成功并不能淡然处之。帕纳耶夫·格罗瓦切夫夫人曾描述陀思妥耶夫斯基被带到她寓所时给人的印象：“第一眼就看得出来新来的客人是一个非常紧张和敏感的年轻人。他个子又矮又瘦，发色浅淡，肤色不太健康，小小的灰眼睛不安地从这里瞥到那里，苍白的嘴唇一直局促不安地抽动着。在场的每个人他几乎都认识，但他显得很害羞，不参与一般谈话，即使连续有人想逗他说话，解除他的拘谨，让他自觉是我们圈中的一分子，但结果还是徒然。不过那晚之后他常来看我们，拘谨的态度渐渐消失：他甚至喜欢……参与辩论，似乎因为好辩而喜欢指出每个人说法的谬误。事实上，他年纪轻加上性格上的神经质，使他缺乏自制力，过度展现出身为作家的自大与自负。也就是说，他突然光彩地进入文学舞台，不免有些眼花缭乱，又蒙文学界大人物赞美，手足无措，就像众多易受情绪影响的人一样，掩不住他对那些按部就班进入文学界的青年作家的胜利姿态……他吹毛求疵，说话口气傲慢，看得出他自认为远比同伴们优越……陀思妥耶夫斯基尤其怀疑人人都想对他的才华嗤之以鼻；他听到每一句单纯的话都会觉得人家有意藐视他的作品，侮辱他本人，所以他每次来我们家都义愤填膺，一直想跟人吵架，把郁积在胸口的怨气整个发在假想的毁谤者身上。”

不是好伺候的客人，也不是讨喜的人物。成名后他乘胜追击，签下一本长篇小说和许多短篇的合约。收到预付款他就放荡度日，朋友们都规劝他，他跟这些人吵架，连为他出过许多力的别林斯基也不例外，因为他不相信“对方的仰慕是纯洁的”。他自认是天才，是俄国最伟大的作家。他债台高筑，不得不加紧工作。很久以前他就患有轻微的精神错乱，如今生病了，他害怕自己会发疯或染上肺病。这种情况下写的短篇小说都是失败的作品，长篇小说也不可读，曾经大肆赞美他的人如今纷纷攻击他，大家一致认为他已江郎才尽。

此时他的文学生涯突然被迫告一段落。有一群年轻人浸淫于当时西欧流行的空想社会主义观念，醉心于某些改革措施，尤其是解放农奴、废除审查制度，陀思妥耶夫斯基加入了他们的行列。他们其实无伤大雅，只不过每周聚会一次，讨论他们的想法而已；没想到竟遭警察监控，所有人在同一天被捕。经过审讯，全部被判枪决。冬日的某一天早晨，他们被带到行刑的地点，士兵们正准备行刑，一位信使适时抵达，说死刑已赦，流放到西伯利亚服苦役。陀思妥耶夫斯基被判在鄂木斯克监狱关四年，然后去当普通士兵。他被带回彼得保罗要塞之后，写了下面这封信给哥哥米哈伊尔：

今天12月22日，我们都被带往西蒙诺夫斯基广场。狱方向我们宣读死刑判决，拿十字架给我们亲吻，匕首悬在我们头顶，丧服（白衬衫）也准备好了。接着我们之中有三个人奉命站在栅栏前等候执行死刑，我排在第六个；三个三个一组被叫出去处死，我算第二组，没有几分钟可活了。哥哥啊，我想起了你和你的一切；那最后一刻只有你浮现在我脑海中；我第一次知道我爱你有多深，挚爱的哥哥！我还有时间拥抱站在我附近的普莱斯切夫和杜洛夫，跟他们告别。最后我们忽然又奉命召回，绑在木桩上受死的人被带回来。狱方向我们宣读沙皇陛下的赦免令，接着念出最后的判决……

陀思妥耶夫斯基有一部绝佳的作品描述监狱生活的恐怖。有一点值得注意，他说新来的犯人抵达两小时后就跟其他犯人打成一片，很快就混熟了。“可是一位绅士、一位贵族，可就完全不同了。无论他多么不摆架子、好脾气又聪明，他到头来还是大家一致憎恨和瞧不起的对象，永远不为人所了解，甚至永远不受信赖。没有人会把他当朋友或同志，虽然随着时间推移他至少可达到不再成为大家的出气筒，但他仍无依无靠地生活，无法摆脱异乡人孤单的痛苦思绪。”

陀思妥耶夫斯基其实也不是什么了不得的绅士，他的出身和他的人生都很卑微，除了短期的荣耀，他一直非常贫穷。他的朋友兼牢伴杜洛夫深受大家喜爱。看来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孤寂和此事带给他的痛苦至少一部分肇因于他自己性格的缺陷、他的自负、他的自我中心、他的多疑和喜欢吵架。可是他在数以百计的伙伴群中仍感孤单，使得他退回内省状态。他在文章中说：“透过这种灵魂的孤立，我有机会重温我过去的人生，把它剖析到最小的细节，探查我迄今的生活，严格又坚决地判断我自己。”《新约全书》是他唯一获准拥有的书，他不断阅读，这本书对他的影响极为深远。从此他宣扬（不违反他倔强性格的情况下）并力行谦逊之道，努力压抑正常人性的欲望。他记述道：“第一要先贬抑自己，深思你过去的人生如何，深思未来你能实现什么，深思你灵魂深处潜伏着多少卑鄙、琐碎和邪恶。”牢狱吓倒了他自大、专横的心灵。他出狱后不再是革命分子，而是坚定拥护王朝权威和既定秩序的人，他出狱时也成了一名癫痫患者。

26岁的陀思妥耶夫斯基（1847年）

作为工程师的陀思妥耶夫斯基

监禁期满之后，他被送到西伯利亚的一处小驻地当士兵，完成当局的判决。生活极苦，但他乖乖忍受，视为他犯罪惩罚的一部分，因为他得到一个结论：他的温和改革活动是有罪的。他写信给哥哥说：“我不抱怨；这是我的十字架，我活该受罪。”1856年，在一位老朋友的求情下，他由士兵升为军官，生活变得比先前略为好些。他交了几位朋友，还谈起恋爱来，他心仪的对象叫玛丽亚·德米特耶夫娜·伊莎耶娃，其夫因酗酒和肺病奄奄一息，他们有个儿子。依据描述，她中等身材、相当漂亮，很苗条、很热情，个性急躁。大家对她所知不多，只知道她像陀思妥耶夫斯基一样生性多疑、好嫉妒又爱自我折磨。

他成了她的情人。过了一段时间，她丈夫由陀思妥耶夫斯基驻扎的村庄转到四百英里开外的另一个边界岗哨所，并死在了那儿。陀思妥耶夫斯基写信求婚，对方犹豫不决，一方面因为他们都很穷困，另一方面因为她心仪一位“格调很高又富同情心”的青年教师佛古诺夫，变成了他的情妇。陀思妥耶夫斯基爱得很深，嫉妒得发狂，但他性喜自残，说不定还有小说家爱把自己当作书中人的特殊癖好，所以做了一件非常独特的事——他宣布佛古诺夫跟他比亲兄弟还要亲，并请一位朋友寄钱给他，让玛丽亚·伊莎耶娃可以嫁给这位情人。

提取码：6341《卡拉马佐夫兄弟》是俄国大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最后一部长篇小说。它是根据一桩真实的弑父案写成的。书中主要人物为旧俄外省地主卡拉马佐夫和他的儿子：德米特里、伊凡、阿辽沙及私生子斯麦尔佳科夫。老卡拉马。

然而他得以扮演伤心欲绝、为心上人的幸福而自我牺牲的角色，且未发生严重的后果，是因为俏寡妇眼睛一直盯着最有利的良机。佛古诺夫虽“格调高又富同情心”，却一文不名，陀思妥耶夫斯基如今已升为军官，不久就会获赦，没什么理由不会再写出成功的作品。他们于1857年结婚，手头没什么钱，陀思妥耶夫斯基一直借钱，直到没人可借了，他又再次开始文学创作。可是他身为一名罪犯，必须先得到许可才能出书，这并不容易。婚姻生活也不轻松，事实上非常不美满，陀思妥耶夫斯基归咎于其妻多疑、爱幻想的本性，他没发觉自己也跟初成名时一样不耐烦、易怒、神经过敏、对自己没信心。他动笔写多篇小说，然后暂时搁在一旁，又开始另写几篇，到头来写成的很少，而且无足轻重。

1859年，在他本人的请求和朋友们的奔走之下，他获准返回圣彼得堡。欧内斯特·西蒙斯在其所著的一本有关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书中，说他重获自由的手段十分卑鄙，并未言过其实。“他写爱国诗，一首恭贺亚历山德拉皇后生日，一首祝贺亚历山大二世加冕，一首哀悼尼古拉斯一世驾崩。求情信寄给当权者和新沙皇本人。信上声称，他仰慕新皇，还把他描述为普照天下正义及不义人士的太阳，并宣称愿为沙皇献出生命。他欣然承认他被判的罪行，却坚称他已忏悔，如今正为他已放弃的主张受苦受难。”

他与妻子和继子定居在首都，跟哥哥米哈伊尔一起创办了一份文学杂志，取名《时代》，还为这份刊物写了《死屋手记》和《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人》。结果大获成功，此后两年，他的经济情况宽裕多了。1862年，他把杂志交给米哈伊尔负责，自己出国游历西欧。他觉得巴黎是“最烦闷的城市”，居民为赚钱不择手段、心胸狭窄；伦敦穷人的惨状和富人虚伪的体面也叫他震惊。他前往意大利，可是他对艺术不感兴趣，他在佛罗伦萨逗留一个礼拜的时间读雨果的《悲惨世界》。他没去参观罗马或威尼斯就返回了俄国。其妻染上了肺结核，如今成了慢性病患者。

他出国前几个月，有位少女拿着一部短篇小说想在他的杂志刊登，年届四十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因此跟她认识。这位小姐名叫波琳娜·萨斯洛娃，年仅二十岁，还是黄花闺女，长得很漂亮，为了显示自己有学问，她把头发剪短，戴深色眼镜。陀思妥耶夫斯基回到圣彼得堡之后，他们就成为了情人。接着杂志因为登了某位投稿者一篇令人遗憾的文章，遭受打压，他决定再度出国。出国的理由是要治疗这一阵子以来持续恶化的癫痫症，但这只是借口；他发明了一套把庄家的钱赢光的办法，想要到威斯巴登去赌博，而且他跟波琳娜·萨斯洛娃约好在巴黎见面。他向“贫困作家基金”借了一笔钱就出发了。

到了威斯巴登，他输了不少钱，只因为他对波琳娜·萨斯洛娃的热情强过赌博欲，他才勉强离开赌桌。他们打算一起到罗马，可是解除了束缚的少女在等待陀思妥耶夫斯基期间却跟一位西班牙医科学生有了短暂的情缘；那人弃她而去，她心情坏极了。女人往往不会冷静接受失恋这件事，所以她拒绝跟陀思妥耶夫斯基重修旧好。他接受此状况，提议他们“以兄妹身份”同往意大利，她可能没什么事可做，也就答应了。他们很缺钱，有时候连身上的小装饰品都得拿去典当，使得事态更复杂，所以这样的安排并不成功。经过几个礼拜的“折磨”，他们最终分手。陀思妥耶夫斯基回到俄国，他发现妻子奄奄一息，六个月后她去世了。他给友人的信中这样写道：

我的妻，那爱慕我且为我无比热爱的人，已在莫斯科去世，她在肺病死亡前一年迁居莫斯科，我追随她到那儿，整个冬天一次都没离开过她床边……我的朋友，她对我的爱是无限的，我对她的深情难以用言语表达；但我们共同生活并不快乐，改天我遇见你再一五一十说给你听。目前我只想说：尽管我们郁郁不乐生活在一起，我们从未丧失彼此间的爱，反而随着我们的不幸爱恋益深。你听来可能会觉得奇怪，但这是事实。她是我见过的最善良、最高尚的女性……

陀思妥耶夫斯基有点夸大了他的深情。那年冬天他两度为自己跟哥哥创办的一份新杂志前往圣彼得堡。这本刊物不像《时代》那么倾向自由派，结果也失败了。米哈伊尔生病后不久去世，留下两万五千卢布的债务。陀思妥耶夫斯基发现他必须赡养寡嫂母子以及哥哥的情妇母子。他向一位有钱的姑妈借了一万卢布，1865年他宣布破产，有借条的债务高达一万六千卢布，口头借款也有五千卢布。债主们很难对付，为了躲他们，他又向“贫困作家基金”借钱，而且签合约说好在某一日期交出一部小说稿，预支了一笔款子。有了这些钱之后，他再度到威斯巴登赌博碰运气，并跟波琳娜·萨斯洛娃碰面。他向她求婚，可是波琳娜对他已由爱转恨。

我们不妨猜测波琳娜当他的情妇是贪图他为知名作家，又是杂志编辑，对她可能有利。但杂志卖不出去，他的外貌一向不怎么起眼，如今已四十五岁，不但秃头还有癫痫病。他在性爱方面的欲求使她恼怒到受不了的地步，这不难理解；最叫女人不耐烦的莫过于其貌不扬的男子所表现出的欲望了。她离开他回到巴黎。他在赌桌上把钱全部输光，只好典当手表；惨到没钱吃一顿饱饭，必须在房间里静静坐着，免得引起食欲。他开始写另一本书，照他自己的说法，是基于匮乏不得不写而且要抢时间。他一文不名、生病又潦倒，这种情况下写出来的书就是《罪与罚》。

他已经穷得走投无路了，他向每一个认识的人求援，连跟他吵过架、他又恨又瞧不起的屠格涅夫也成了他借钱的对象；他拿了屠格涅夫的钱，用那笔钱回到俄国。他一面写《罪与罚》，一面想起他签过合约，要在某一天交出一部书稿。依据他签的不公平协议，如果他不交稿，出版商有权出版他随后九年的所有作品，而一分钱都不必付给他。有个头脑机灵的家伙建议他雇个速记人员，他照办了，二十六天就完成一本名叫《赌徒》的小说。速记员年方二十，相貌平庸，但做人做事效率高、实事求是、有耐心、很忠诚又对他十分景仰；他在1867年初娶她为妻。他的亲戚们怕他以后不肯像先前那样帮助他们，因此对此婚姻十分不满，对他年轻的妻子非常刻薄，她遂劝他再度离开俄国。他又欠了一大堆债。

《卡拉马佐夫兄弟》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总结性作品。构思于19世纪50年代，发表于1879—1880年。小说描写了旧俄外省地主卡拉马佐夫一家父子、兄弟之间因金钱和情欲引起的冲突和悲剧。老卡拉马佐夫依靠不正当的手段发了家，性情暴。

这回他远走四年。起先其妻安娜·格里高利耶夫娜觉得跟知名作家共同生活非常不容易。他的癫痫症恶化了，他很容易生气、不体贴又虚荣。他重新和波琳娜·萨斯洛娃通信，可怜的安娜自然不能心安，但她是一位见识非凡的少妇，一切不满都压在心底没说出来。他们前往巴登-巴登，他在那边又开始赌博，再一次把钱输个精光，照例写信给每一位可能伸出援手的人要钱，一要再要，钱一到手立刻送上赌桌输个精光。凡是值钱的东西他们都典当掉了，一再搬家，愈住愈便宜，有时候几乎没有足够的东西可吃。安娜·格里高利耶夫娜怀了身孕。下面是陀思妥耶夫斯基一封信的节选，此时他刚赢了四千法郎。

安娜·格里高利耶夫娜恳求我知足，赢这四千法郎就好了，尽快离开此地。可是天赐良机，好轻松，说不定可赢回一切。例子就在眼前，一个人除了自身赢钱外，每天还看到别人赢两三万法郎（大家是不会看到输钱的人的）。世上岂有圣人？金钱对我比对他们更重要。我下的赌注不只是输掉的那些，我开始失去最后的资源，这令我怒不可遏。我又输了，我把衣服拿去典当，安娜·格里高利耶夫娜已经把她的一切，费奥多尔·陀思妥耶夫斯基，包括她最后的小饰物都全部典当光了。（好一个天使！）在可厌的巴登我们只能到打铁铺楼上的两个小房间栖身，她安慰我，我们都感到很疲惫。最后，最后一次，一切都输光了。（噢！那些德国人真可恶！他们全都是放高利贷的人、无赖和流氓。房东知道我们收到钱之前无处可去，就提高了价钱。）最后我们只得逃出来，离开巴登。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第一个孩子在日内瓦出生，他欣喜若狂，但仍继续赌博。意志薄弱害他把原先可供妻子和孩子买生活必需品的钱都输光了，他悔恨至极，不过他只要口袋里有几法郎，还是会回到赌场去。三个月后孩子死了，他非常伤心。安娜·格里高利耶夫娜再度怀孕，可是他自觉不可能像爱夭亡的女儿一般爱其他的子女。《罪与罚》出版后深获好评，而且他已着手写另一本书，名叫《白痴》。出版商每个月寄给他两百卢布，但他仍不断陷入困境，一直要求预支稿酬。《白痴》不受读者喜爱，他又开始写另一部中篇小说《永久的丈夫》，然后是一部长篇小说，英文版叫《群魔》。

这段时间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妻儿依据情况搬来搬去，我的意思是说，信用耗光借不到钱了就搬走，但他们很想家。他始终克服不了内心对欧洲的厌恶。巴黎的文化和殊荣、怡人亲切的气氛、德国的音乐、阿尔卑斯山的壮丽辉煌、瑞士湖泊的深邃妩媚、托斯卡纳的优雅迷人和佛罗伦萨的艺术宝藏，他全都无动于衷。他觉得西方文明有小资产阶级味道，颓废又腐化，相信它终必衰亡。他从米兰写信说：“我在这边渐渐变得迟钝和狭隘，而且和俄国失去了联系，我需要俄国的空气和俄国的人民。”他觉得若不回俄国，他永远没法完成《群魔》一书。安娜好想回家，但他们没有钱，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出版商所预支的稿酬早已超过出书可能赚到的利润。陀思妥耶夫斯基情急之下又去求他。头两期的连载已刊登在一本杂志上，出版商怕收不到后面的稿子，只好寄钱让他们当路费。陀思妥耶夫斯基一家回到了圣彼得堡。

时为1871年，陀思妥耶夫斯基五十岁，离去世还有十年。

《群魔》问世后深获好评，书中攻击当时的青年激进分子，使他在保守派的圈子里交上了一些朋友。他们认为政府跟改革派的斗争中他可以派上用场，就在官方支持的《公民报》给他安插了一份高薪的编辑职位。他干了一年，后来有个议案连保守的他也无法接受，他为此跟雇主意见不合，终于辞去职务。此时，能干又脚踏实地的安娜自己创办了一家出版公司，出版丈夫的作品，利润颇丰，他余生终于不再匮乏了。余年我就简短带过，他以《作家日记》这个标题写了不少应景的散文，非常成功，渐渐把自己视为教师和先知，这是很少作家不愿扮演的角色。他写了一部名叫《少年》的小说，后来改叫《卡拉马佐夫兄弟》。他声名大噪，1881年突然去世时，已深获当时许多极伟大作家的推崇。据说他的葬礼是“俄国首都有史以来数一数二的最受大众关注的公共集会之一”。

我尽量平铺直叙陀思妥耶夫斯基一生的主要事迹，不加评论。他给我们的印象是格外讨人厌。无论是作家、画家、音乐家或演员，虚荣是文艺家的职业病，但陀思妥耶夫斯基虚荣自负得荒唐，他似乎从来没想到人家听他谈自己和自己的作品会听腻。除了这些，他还有如今叫作“自卑感”的症候。也许正因为这样他才会公然轻视同辈作家吧。有节操的人不太可能因为坐了几年牢就变得这么温顺可悲；不过他虽把判决视为自己抗拒当局应得的处罚，但仍不妨碍他想尽一切办法希望获得赦免，这好像不太合乎逻辑。我先前已叙述过他向权势者求情曾自贬到什么程度。

他完全缺乏自制，不过这大概要归因于他患上了严重的癫痫症，发病时很难为此负责。他冲动起来根本不知深谋远虑，也不顾一般礼法，所以妻子病危时他弃她而去，跟着波琳娜·萨斯洛娃去了巴黎。等这个轻浮的年轻女子甩掉他后，他才回到妻子身边。不过他的弱点在热衷赌博这点上表现得最明显，赌博害他一次又一次陷入贫困。在日内瓦他不得不同人借五法郎、十法郎的小钱，买东西给自己和妻子吃。

当初选择看这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着作,是因为曾经看《爱因斯坦全传》时,里面提到说爱因斯坦称 “《卡拉马佐夫兄弟》是我看过的小说中最好的一本”。很好奇是怎样的一部作品能让这位物理学家给出这么高的评价。遂去图书馆借来读,花。

他这人爱出风头，有创作本能的人无论从事何种艺术多多少少都是如此；他生动描写了赌场上的好运气如何给这种可耻的癖好带来满足的过程。旁观者围在四周，瞪着幸运的赌客，把他当作高人一等的英雄，他们赞叹和仰慕，他成为了瞩目的中心。对于一个承受病态羞怯心理之苦的不幸者来说，这是何等的宽慰啊！他赢钱的时候会拥有醉人的权力感，觉得自己就是命运的主宰，他的聪明才智和直觉是如此之可靠，简直可以掌控人的命数。

他让笔下的赌徒惊叹道：“我只需显示一次意志力，过一个钟头就可以改变我的命运。伟大的是意志力。只要想想七个月前在轮盘堡赌场彻底失败之前发生在我身上的事。噢！这真是毅力最了不起的例证：当时我输得精光，精光……正要走出赌场，一看，背心口袋还有一个荷兰盾可以押上，我内心思忖着：‘好歹我还有吃饭钱。’可是我走了一百步，突然改变主意往回走。我押下那一个荷兰盾……那种感觉真的有点奇特：你孤零零在异乡，远离家人和朋友，不知道下顿饭会不会有东西吃，你却押下最后的一个钱币，最后的所有。我赢了，二十分钟后我走出赌场，口袋里有一百七十荷兰盾。这是事实。有时候，最后一个荷兰盾可以发挥它神奇的作用。如果当时我失去勇气了怎么办？如果我不敢孤注一掷去冒险了怎么办？”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传记由他的一位老朋友斯特拉科夫执笔，他给托尔斯泰写过一封跟这部作品有关的信，艾尔默·莫德在其所著的托尔斯泰的传记中刊载了这封信，我略做删节，将译文摘录如下：

写作期间，我必须不断对抗一种恶心的感觉，设法压抑我的这种厌恶感……我不觉得陀思妥耶夫斯基是善良或快乐的人。他品行低劣、荒淫、嫉妒心很重，他一生都受一些激情摆布，要是他头脑没这么好、为人不这么坏，他一定会因此变得可笑又可怜。我撰写他的传记，便满怀这种情绪。在瑞士，他当着我的面对待仆人的态度非常恶劣，对方反抗，说道：“我也是人啊！”这句话是针对一位经常对他人宣扬人道情感的人士所说的，我的印象非常深刻。这种场景经常发生；他控制不住自己的脾气……最糟的是他居然很得意，并且从未懊悔过他的下流行为。下流行径吸引着他，他为此沾沾自喜。维斯科瓦托夫（一位教授）曾告诉我，陀思妥耶夫斯基曾自称他在澡堂强奸过一位由女家庭老师带来找他的小女孩……尽管这样，他却常有一种自作多情的感伤和言而无物的人道主义梦想，就是这些梦想、就是他的文学要旨和作品倾向使我们喜爱他。简言之，这些小说力求为作者脱罪，证明最可憎的恶行可以跟最高贵的情操并存……

他的感伤确实是自作多情，他的人道主义也确实没什么用处。他反对知识分子，寄望“民众”带给俄国新生，但他不太了解他们，对他们悲惨坎坷的命运也不太同情。他猛烈攻击那些想减轻民众痛苦的激进分子，他对穷人悲惨的处境所提出的对策是：“将他们的苦难理想化，从中建立一种生活方式。他不提出实际的改革，倒说要给他们宗教和神灵的慰藉”。

强奸小女孩的故事使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仰慕者非常痛心，他们不相信有这回事。斯特拉科夫的叙述显然是根据传闻；为证实这个说法，有报道说陀思妥耶夫斯基悔恨交加，向一位老朋友倾诉此事，那人劝他向世界上他最恨的人告白，以示忏悔，于是他说给屠格涅夫听。尽管如此，故事可能不是真的。当然啦，这个主题突然持续出现在他的作品中，《群魔》被禁印的一章据说就是描写此题材，这是不争的事实。但这不能证明他真的犯过这种丑恶的罪行。说不定是跟癫痫症相关的幻想，牢不可破，害他充满罪恶感；也许像许多小说家一样，他让书中人做出自己不幸想做却做不出来的罪行。

作为人和作为作家之间具有如此之大的差别，我想不出比陀思妥耶夫斯基更鲜明的例子。这种情况可能存在于所有创造性的艺术家身上，但作家相对而言更为明显，因为他们的创作媒介是文字，他们的行为和表达的信息之间的矛盾遂更加叫人震惊。雪莱怀抱美丽的理想主义，对自由有热情，对不义充满憎恨，但他生性自私，对自己给人带来的痛苦漠不关心。我们不妨将两者作一比较。我相信许多作曲家、画家也跟雪莱一样自私无情，但他们的音乐之美、绘画之美迷住了我们的感官，我们并不为其人与其作品不相符而生气。童年和少年算正常的创作天赋，如果过了青春期还历久不衰，也许就是一种要牺牲正常凡人属性才能欣欣向荣的病态了，正如西瓜施了肥料后最甜，天才也是长在邪恶的土壤中最为茁壮。

陀思妥耶夫斯基不只是传记家们所描写的虚荣、易怒、意志薄弱的自私人物，是他创造了小说中最迷人、甜蜜、温和的可人儿阿廖沙，是他创造了圣徒般的梅诗金公爵。阿廖沙被设计成《卡拉马佐夫兄弟》的中心人物，从书上的第一个句子就可以清晰看出来：“阿历克赛·费多罗维奇·卡拉马佐夫是本地区有名的地主费奥多尔·巴夫洛维奇·卡拉马佐夫的第三个儿子。后者生前在地方上很有名，由于他十三年前抑郁悲惨地死亡，至今我们仍记得他。那件事我将在恰当的地方加以描述。”陀思妥耶夫斯基是老练的作家，当然打算以一句凸显阿廖沙的明确话语作为作品的开端，但在书中他跟哥哥德米特里和伊万比起来，扮演的是次要的角色。他在故事里进进出出，对于在其中扮演各种角色的人物好像没有多大的影响。他自己的活动涉及一群学童，这些小孩的行为除了显示阿廖沙的魅力与和善之外，跟主题的发展毫无关系。

《卡拉马佐夫兄弟》在加内特夫人的译本中长达八百三十八页，说不定这只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打算写的长篇小说的片断而已，这是上述矛盾合理的解释。他打算在后续的篇章继续发展阿廖沙的性格，带他历经多次浮沉兴衰，使他经受罪恶的体验，最后通过苦难获得拯救。可惜陀思妥耶夫斯基提前死亡，没法实现他的计划，《卡拉马佐夫兄弟》依旧不完整，但它仍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小说之一，在少数几本杰出的小说——比如震撼人心的《呼啸山庄》和《白鲸》——之间名列前茅。这是一部非常充实的作品，如果我企图摘要讨论，只会辱没了这本书。陀思妥耶夫斯基曾苦思良久，为这本书下的功夫实在超过财务困境下能为任何小说花费的程度；他把一切磨人的疑惑、对人生意义的焦急探索全部放入书中。我只能告诉读者不要期望过多，因为读者无权要求作者给予他没有力量或意愿给人的东西。这不是一本写实的书。陀思妥耶夫斯基并非有高超的观察力，而他也不追求逼真，书中人的行为不宜以日常生活的一般水准来衡量，他们的行动不合乎或然率，动机也猥琐得疯狂。他们不像你在简·奥斯汀或福楼拜笔下认识的熟悉人物；他们是激情、自尊、情欲、憎恨的拟人化，他们不是抄自人生、由作者高明地精心描绘成比实际人生更有含义的人物，而是作者痛苦、扭曲、病态情感的流露，但他们虽不像真人，却跃动着生命。

刻画男性角色的描写技法则比较稳健。糊涂蛋老卡拉马佐夫描述得棒极了；他的私生子斯美尔佳科夫是邪恶人物的代表；阿廖沙我已简短谈过了。老卡拉马佐夫另外还有两个儿子：德米特里是被宽容的人视为大敌的那种人——他是粗俗、酗酒、爱吹牛的小流氓，挥金如土，不计后果；他欺凌弱小，跟住在镇上的情妇格鲁申卡狂饮作乐的描述天真得近乎荒唐，他空谈荣誉简直叫人恶心。他可以说是本书的中心人物，我觉得这是瑕疵，因为他这个人一文不值，你不会在乎他的下场如何。这种男人往往对女人很有吸引力，他想必如此，但陀思妥耶夫斯基并未显示他的吸引力何在。他的行为有一点我总觉得意味深长，他把偷来的钱拿给他热恋的格鲁申卡，好让她嫁给最初诱奸她的人，这叫人想起陀思妥耶夫斯基试图向朋友借钱来帮助未婚妻玛丽亚·伊莎耶娃嫁给她那位“格调高又富同情心”的教师情人这件插曲。他把德米特里刻画成跟他自己一样无情的利己主义者，也是被虐狂。

目前为止我一直在吹毛求疵，读者可能会问我既然提出这些反对意见，为什么还主张《卡拉马佐夫兄弟》是世上最伟大的长篇小说之一。好吧，首先它具有引人入胜的趣味。陀思妥耶夫斯基不只是伟大的小说家，还是非常能干的小说家，一般说来两者不见得永远兼具，而他具有将情境有效渲染的奇才，他喜欢用一种方法激起读者紧张不安的感受，这值得特别指出来。他把故事中的主要人物放在一起讨论某项骇人听闻到无法理解的行动，然后以法国侦探小说家迦柏里欧揭开罪行奥秘的技巧引导你理解那件事。

这些长长的对话有种震撼人心的兴味，他以一则聪明机巧的桥段来增加其刺激性；书中人激动的程度比他们说的话强烈多了；他描述他们激动得发抖，脸色发青或苍白得吓人，所以最普通的话产生了读者所无法解释的一种含义；读者马上被这些夸张的姿态弄得七上八下，等某一件他原该无动于衷的事发生，他自己的神经早已烦躁不安，随时准备接受真正的震撼了。

但这只是技巧问题：《卡拉马佐夫兄弟》之所以伟大，在于主题伟大。很多批评家说这本书的主题是上帝的追寻，我说是罪恶的问题。这一来我要谈谈老卡拉马佐夫的次子伊万，他是书中最有趣，或许也是最没有同情心的人物。有人提过，他可能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基本信念的代言人。书中《争论的问题》这一节里曾讨论此主题，那也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心目中这本小说的高潮部分。其中伊万谈起罪恶问题，就人类思想而言，罪恶似乎跟全能的上帝是不相容的。他举儿童不应受的苦难做例子。大人该为自己的罪恶受苦是很合理的，可是无辜的孩童也该受罪可就叫情感和理智都无法接受了。

回第一, 作者的心灵自传。 《卡拉马佐夫兄弟》这部作品是陀斯托耶夫斯基的最后一部长篇小说,而且它的情节与作者本人的家庭经历有很多相似之处。书中的主要情节,是围绕费德尔(老卡拉马佐夫)遇害这一事件展开的。而在实际生。

伊万对于上帝创造人还是人创造上帝不感兴趣，他愿意相信上帝存在，但他无法接受上帝所创造的世界如此残酷。伊万坚持无辜者没有理由为有罪者的罪孽受苦；若是如此——事实也真是如此——那么上帝不是邪恶就是不存在。陀思妥耶夫斯基从未写得比这更有力，可是他写完却对自己做的事感到害怕。论据强而有力，但结论违反他自己心目中“世界尽管有罪恶、有苦难，但仍然很美，因为是上帝所创造”的信念。“一个人若爱世上所有的生命，这份爱将证明吃苦有理，大家将分担彼此的罪过，那么为别人的罪孽受苦将变成每位真基督徒的义务。”陀思妥耶夫斯基愿相信如此。写完《争论的问题》后，他赶快写了一篇反论，他比谁都知道自己写得不太成功，那一段内容冗长乏味，反驳也缺乏说服力。

罪恶问题仍待解决，伊万·卡拉马佐夫的控诉至今还没有解答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