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岛静志教授(1957-2019)在上海复旦大学
7月23日中午,笔者得知日本著名佛教语文学研究专家辛岛静志(Seishi Karashima)教授于当天早晨因病去世,享年六十一岁。噩耗传来,震惊之余,深感十分悲痛。就在六月间,笔者承其惠寄书刊三种。此前不久,语言对文化传承的作用,他还通过创价大学和东洋哲学研究所寄赠一本荒川慎太郎(Arakawa Shintaro)先生编著的《西夏文妙法莲华经》(原件藏于普林斯顿大学图书馆,全书包括研究、原文译释及转写和全部原件的影印本,2018年出版,印制非常精美)。仅仅十几天之前,笔者刚拜读了他本月发表在台湾《佛光学报》第五卷第二期的中文论文《试探西晋竺法护译〈正法华经〉的原语面貌》。辛岛先生治学甚勤,笔耕不辍,他曾在电邮中告知笔者,还有不少论著正待刊布,其中有些当已收到清样,不想文字犹在,斯人已逝,遂成绝响,悲夫!
7月23日中午,笔者得知日本著名佛教语文学研究专家辛岛静志(Seishi Karashima)教授于当天早晨因病去世,享年六十一岁。噩耗传来,震惊之余,深感十分悲痛。就在六月间,笔者承其惠寄书刊三种。此前不久,他还通过创价大学和东洋哲学研究所寄赠一本荒川慎太郎(Arakawa Shintaro)先生编著的《西夏文妙法莲华经》(原件藏于普林斯顿大学图书馆,全书包括研究、原文译释及转写和全部原件的影印本,2018年出版,印制非常精美)。仅仅十几天之前,笔者刚拜读了他本月发表在台湾《佛光学报》第五卷第二期的中文论文《试探西晋竺法护译〈正法华经〉的原语面貌》。辛岛先生治学甚勤,笔耕不辍,他曾在电邮中告知笔者,还有不少论著正待刊布,其中有些当已收到清样,不想文字犹在,斯人已逝,遂成绝响,悲夫!
2021泰戈尔《飞鸟集》读书心得和感想1 我喜欢泰戈尔,更喜欢他的作品,尤其《飞鸟集》,不但这首诗中的每一句话,短小而精炼。而且从字与字的空隙里无不揭示着人生的真谛。 我是循序渐进的认识这本书的,我读了很多遍。正所谓“温故而。
辛岛留学的第一站是剑桥,他的指导老师诺曼(K. R. Norman)教授是巴利语、犍陀罗语、古代和中世印度俗语的权威。辛岛在那里接受了古代印度语言的训练。
就在辛岛先生留学北京期间,笔者已听闻其大名,知道他学识渊博,见解独到,中文也很好,只是笔者身在上海,交往甚少,记忆所及,只有一次偶然的简短通话。
1995年,笔者受北京大学荣新江先生之嘱,撰写了一篇书评,刊发在《敦煌吐鲁番研究》创刊号 上。该文是评介已故梵、藏和中古伊朗语大家埃默里克(R. E. Emmerick,1937-2001,出生于澳大利亚)和加拿大著名汉学家蒲立本(E. G. Pulleyblank,1922-2013)1993年合著出版的新书A Chinese Text in Central Asian Brahmi Script: New Evidence for the Pronunciation of Late Middle Chinese and Khotanese。辛岛先生当时已返回日本,看到之后,特地给笔者来信,信中谈及他正在从事的一些研究。不久,他又寄来一本1994年出版、用日语写作的关于汉译《长阿含经》原语的新著,笔者读后,深为佩服。佛教语文学界有一种较普遍的看法,认为犍陀罗语很可能是印度西北部及中亚地区佛教徒的共同语言,其在中亚所起的作用可以与欧洲中世纪拉丁语的作用相比。因此,有一些学者从汉译本中找出一些与犍陀罗语特征相符的音译词之后,就断言汉译本是出于犍陀罗语原本。辛岛在其著作中全面分析了音译词,发现当中大约五百个音译词在梵语、巴利语中有对应词。这些词中有些具有犍陀罗语特征,有些则与印度西北犍陀罗语不同。通过缜密的研究可以发现,这是一个复杂的混合体,除了犍陀罗语之外,还包括其他中世印度语、地域方言、梵语等多种要素。辛岛先生这种细致、精确的研究方法在当时确实令笔者大开眼界。
文中描写的中心人物是一个地下党员的女儿.当时国民党反动派残酷地逮捕屠杀地下党员,白色恐怖笼罩着重庆上空.这姑娘的父亲因党组织遭到破坏而离开了家.母亲也因受到追踪特务的殴打而吐了血,然而,这位小姑娘不像一般孩子那样惊惶。
辛岛静志等日译《长阿含经》
1997年4月,辛岛先生入职创价大学,参与创建该校国际佛教学高等研究所,担任该所助教授,1999年升教授,2011年任所长。他以二十余年如一日的精神,始终全力从事佛教语文学研究,刻苦精进,著作等身,在国际学界也产生了重大影响。
《创价大学国际佛教学高等研究所年报》
为了方便交流,辛岛先生在2016年出版了一部中文论文集《佛典语言及传承》(上海中西书局出版)。该书收录论文二十篇,精义纷呈,充分反映了他在佛教文献学和佛典语文学方面的主要成果和观点,并体现出他的治学精神,即努力将文献学研究和佛教思想史研究相结合。他在书中一再强调,自释尊时代起,佛典就不是通过梵语,而是通过口语传承的。无论是小乘佛典,还是大乘佛典,直到三世纪,大体上都是通过口语流传的。自三世纪起,口语逐渐被梵语取代。四世纪时,梵语化有了较大的推进。从东汉开始,佛典传入中国并被译成汉语。五世纪到达中国的佛典吟诵者及翻译者中不少人来自大夏(吐火罗)、克什米尔等“大犍陀罗文化圈”(包括今天的巴基斯坦西北部、阿富汗东部、乌兹别克斯坦南部等),其母语应该是巴克特里亚语(大夏语)、犍陀罗语等,他们所传承的佛典也应该是与这些语言有关的。但从公元四世纪到五世纪,即鸠摩罗什前后年代,翻译佛典的原语应该是口语(俗语)与梵语混合的一种语言。当然每部经典的情况各有不同,需要研究者有针对性地研究每一部经典,从而得到准确的结论。
十篇中《狗·猫·鼠》《阿长与<山海经>》《二十四孝图》《五猖会》《无常》《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父亲的病》七篇,为回忆童年生活,让读者看到鲁迅先生故乡的民俗风情,也见到当时人心世道。《琐记》《藤野先生》《范爱农》乃人生怀。
辛岛教授编辑的印度所藏《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写卷影印本(2019年)
最后,谨向裘云青女士和辛岛先生的遗属表示最诚挚的慰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