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简介】章清，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兼任文史研究院院长、中外现代化进程研究中心主任；研究方向为中国近现代思想文化史。著有《“胡适派学人群”与现代中国自由主义》、《思想之旅：殷海光的生平与志业》、《学术与社会——近代中国“社会重心”的转移与读书人新的角色》、《清季民国时期的“思想界”》等。

在中国古代政治传统中，“君子不党”是士大夫政治的重要标识。然中国士人却又向有结社之习性，明清时期尤盛。从某种意义上说，士大夫的身份意义，即是依靠从宗族、宗教、学校，到行会、会馆、同乡会等“中间团体”(intermediate) ，构成民间社会的基础；“士”之成为“四民之首”，占据中心社会位置，也意味着“士”形成了具有某种组织意义上的“共同体”。晚清以降，随着科举制的废止，中国读书人通向政治的晋升之路也遭瓦解，相应地需要在新的政治格局中谋求新的力量呈现方式。这不难理解，如政治学者所强调的，政治生活首先应当被看作集团生活，每个人都会以某种方式卷入到政治体系中。在受到变化影响的每一个社会中，新兴的社会集团起而参政，是不可避免的现象；甚至现代化在很大程度上所反映的即是民族、宗教、地域、经济或社会身份的社会集团猛增并多样化的过程。

有关近代中国读书人对新的角色与身份的寻求，不少论著已有所阐述，涉及“学术共同体”及新的社会集团形成等问题。“公共空间”(public sphere)与“公民社会”(civil society)概念的流行，尽管可能落入“自由主义萌芽论”之窠臼 (亦即“资本主义萌芽论”在政治上的翻版) ，却也催生出相关的问题意识，即探讨近代中国各阶层与群体，如何经由地缘的、家族的以及共同利益、共同信仰的关系联结为网络，介入到公众事务中。在稍前一篇文字中，笔者已就科考废除后读书人建构“学术社会”所形成的“权势网络”略作疏理，本文则试图立足近代中国“集团力量”的兴起，就此作进一步申论，主要检讨近代中国读书人如何经由“地缘”因素有了最初的聚集，随之超越地缘的“业界”意识如何构成聚集的基础；进一步地，阶级意识的提升又如何影响到中国集团力量的形成。在我看来，集团力量兴起所涉及的是社会动员方式的转变，是在国家与个人之间建立一种纽带。检讨读书人聚集方式的转变，以及“省界”、“业界”、“阶级”等亚文化圈世界的形成，或有助于揭示读书人在形成集团力量时值得注意的一些特性，尤其有裨于把握近代中国形成政治共同体的难局。

一、国家·社会·个人

内容简介: 社会和政治工程的混搭实验室。全面论述20世纪欧洲的艰难历程。 马克·马佐尔戳穿自由民主的神话,深入探索欧洲有史以来纠结、扭曲、暴力、撕裂和重组并存的100年。一边是接纳异族,一边是种族歧视;一边是帝国主义的野心,一边是民族。

孟子尝谓：“诸侯之宝三：土地、人民、政事。”不可否认，在中国传统资源中，也包含着对政治秩序的安排。只不过古代中国主要“将中国看成一文化体系，而不是一定的政治疆域”，这在顾炎武《日知录》关于“亡国”与“亡天下”的著名论辩中，已有清楚阐述。而在有了西方学理之后，如何安排一个国家的基本秩序才逐渐清晰起来，时间当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围绕梁启超的研究中，不少学者即充分肯定了梁氏对此探索所具有的意义。列文孙(J.Levenson)指出梁启超打通了从文化主义通向国家主义的道路，而据张灏的分析，1890年后的10年间梁的思想发展，可看作儒家经世致用这一古老传统和寻求现代思想新方向之间的重要纽带，涉及两个过程，一是摈弃天下大同思想，承认国家为最高群体；二是把国家的道德目标转变为集体成就和增强活力的政治目标。关于中国具有近代意义的“国家意识”的萌生，以及纠缠其间的民族与民族主义，一向是把握近代中国变革图景的焦点问题。较有代表性的看法是，“近代中国思想史的大部分时期，是一个使‘天下’成为‘国家’的过程”。汤森(J. Townsend)也将支配这一见解的模式称为“从文化主义到民族主义的理论”。就本文所涉及的问题看，对此略作疏理也是必要的。最基本的乃在于，摈弃“天下”观念的潜在意义，是接受对等的政治实体的存在——“以国家对国家”；有了近代意义上的国家意识，也便确立了新的政治边界，如何安排个人与国家、个人与社会等涉及政治生活的问题，才会被重新提上议事日程。

这些问题，在19世纪末期逐渐成为中国思想界关注的热点。严复1895年发表的《原强》，发挥达尔文生存竞争学说，将社会变迁理解为“其始也，种与种争，及其成群成国，则群与群争，国与国争”，尤其强调“群学治，而后能修齐治平，用以持世保民以日进于郅治馨香之极盛也”。康有为也讲道：“中国风气向来散漫，士夫戒于明世社会之禁，不敢相聚讲求，故转移极难。思开风气、开知识，非合大群不可，且必合大群而后力厚也。”他本人也突破“社会之禁”，以“学会”号召于京师。梁启超则看到了西方国家“合群”的基本方式在“议院”、“公司”及“学会”(“国群曰议院，商群曰公司，士群曰学会”) ，他为中国政治变革所寻找的出路，即是学会，“欲兴民权宜先兴绅权，欲兴绅权，宜以学会为之起点。”这或可看作中国思想界一些“先时的人物”摈弃天下大同理想而承认国家为最高政治实体后，为在国家与个人之间建立沟通纽带所做的努力。聚焦于“合群”这个涉及社会动员的中间环节，也属自然，这也正是集团力量的兴起对于中国社会转型具有的突出意义。

书名：犹太文明 作者：[美]S.N.艾森斯塔特(S. N. Eisenstadt)译者：胡浩 豆瓣评分：7.7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出版年份：2019-5-1 页数：360 内容简介：霍尔贝格奖、巴仁奖、以色列国家奖得主代表作。从文明承担者视角。

需要强调的是，如何在国家的框架下来安排个人及其他，对中国读书人来说是一个新问题。黄遵宪《驳革命书》是中国思想界较早涉及“合群之法”的文字，提出了“合群之道，始以独立，继以自治，又继以群治，其中有公德，有实力，有善法”。而从一开始，中国本土资源的匮乏就显露无遗，“前王先圣所以谆谆教人者，于一人一身自修之道尽也，于群学尚阙然其未备也”。在黄看来，中国合群之法“惟族制稍有规模”，然“仁至而义未尽，恩谊明而法制少”。乍看“一唱而十和”的会党，也是“贻害遍天下，其流毒至数世而犹未已”。其他如同乡、同僚、同年，以及相联之姻戚、通谱之弟兄，则不过“势利之场，酬酢之会”。因此，黄提出讲求“合群之道”，“当用族制相维相系之情，会党相友相助之法，再参以西人群学以及伦理学之公理，生计学之两利，政治学之自治，使群治明而民智开、民气昌，然后可进民权之说。”

要理解其中的关键，当紧扣“普遍王权”(universal kingship)之意义，如史华慈(Benjamin Schwartz)指出的，中国人对王权普遍性的绝对信服，或不能完全归于其周边从未出现对中国产生过真正挑战的具有同样文化优越性的“普遍国家”，但这一事实却增强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认知。与此适成对照的是，在中国历史上也没有形成一个强大的精英阶层，能够以各种方式将其权利置于国家之上，从而限制国家行动的范围。因此，当中国知识界面临如何安排与国家密切相关的政治秩序时，立足点不免有差异。1907年杨度在《〈中国新报〉叙》中曾表示，今日中国之言政治者，率多依赖政府之心，日注意于“国民所以被政治之途，而不从事于国民所以自治之道”。言下之意，此不惟不通治体，抑且增长国民之放任心而减少国民之责任心，于国家之进步，必有损而无益。这是将国家之重心置于负责任之“国民”。也不乏文章从分权角度思考此问题。《浙江潮》1903年的一篇文章就提出，近世国家，其行政之机关约分为“官府”与“自治体”，前者为国家直接之行政机关，以直接维持国权为目的，如外交、军事、财政之类，“皆官府所司之政务”；后者为国家间接之行政机关，以地方之人治地方之事，而间接以达国家行政之目的，“如教育、警察及凡关乎地方人民之安宁幸福之事皆是也”。尽管作者并不否认这两种方式近世文明诸国“皆行之有其实例”，但其立场则显在地方自治，“自治之制，盖所以补官治之不足，而与官治相辅而行。是故其国官治不振者，则事无统一；其国自治不备者，则事必废隳。”尤其是“中国之地方自治，真有相沿于自然之势，有自治之实而无自治之名。”

无论立足于“国民”还是“自治体”，中国知识界对安排国家诸要素的意见，无疑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明显的信号，进入20世纪后，由于具有近代意义的国家观念在知识界逐渐萌生，读书人着力于探讨国家权力的分配问题。其中的关键尤在于，中国在逐步形成政治共同体的认识，这也是新的集团力量形成值得关注的地方。艾森斯塔特(S. N. Eisenstadt)在阐述现代化初期的“社会动员”时就指出：“大规模的和多种目标的、专门化的（非生态的和非血缘的)群体和组织的兴起”为基本特征之一。亨廷顿也强调说：在进行现代化的社会里，“建立国家”的部分意义在于创建有效的官僚机构，而更重要的意义是建立一个能组织新集团参政的有效的政党体系。于中国而言，最基本的象征即是欧美式政党制的导入，如论者所说：“面临中国文明、体制危机的中国知识分子的政治活动是一个政党运动的展开过程。”而有关清末民初各类社团的蓬勃发展，学界也进行了多方考察。问题是，当世纪之交中国读书人逐渐将政党问题引入中国，所面临的难局如何？

实际上，这也正是19、20世纪之交中国思想界关注的焦点。举例来说，1901年刊于《国民报》第2—4期的《中国灭亡论》就认为，中国之问题无他，“惟无政党之故”；世界文明之邦，也首在“结成一公党为彼野蛮政府之劲敌”。作者不只看到政党的作用乃“与政府相持不下者”，还检讨了中国各种政治势力，“百年以来有所谓白莲、哥老、三合、大刀、小刀、安清道友、义和拳民等野蛮集会”，皆“聚众而遂其攻掳劫夺之私愿而已”，“党且不可，何况于政党”。同时认为所谓“守旧党”、“维新派”的提法，也只是强加名目，其实质不过是“但闻浮名，未见实际”，“非真有党也”。《新民丛报》第92期刊发的《论中国现在之党派及将来之政党》也提出：“今者中国之存亡，一系于政党之发生与否，是政党问题者，实今日最重要之问题也。”通过区分“在朝之政治家”与“在野之政治家”，文章还谈道：“中国人士夙懔思不出位之诫，以故数千年来，无发生在野之政治家者。历代倚赖之党派，虽有近于各国政党之性质，然大抵不出两派：一则借党势为声援，以为挤排异己之地者；一则召党徒以讲学，而闻言及朝政得失者。”因之，中国数千年之政治社会所以有退化而无进化，就在于“从未有以改良政治为目的，结一有秩序之团体，树立旗帜，申明约束，堂堂正正，以与政府宣战者”。就对政党的关切来说，1903年的《大同日报缘起》也是一篇值得注意的文字。该文表示说：“泰东西名哲之言曰：凡欲兴国强国者，必有会党，必赖会党。无会则无团体，无党则无主义……故其国之无会党者，其民必散漫，必懦弱，国虽大必蹶，一蹶则不可以复振。”创办《大同日报》，其目的就在于，“一曰改良义兴本党之组织，由私会升为公会，由民党进为政党；二曰联合义兴会外之各会，凡有志于救中国者，不论其会之大小，其党之众寡，皆联络之以期收提携之益，响应之功。”

从上述论辩中，明显可以感受到中国思想界对于政党的看法，主要是参照了政党在西方社会变革中所起作用，而纠缠其间的则是“君子不党”的教条，及“朋党”之阴影。梁启超就分析说，学会其实并非起于西方，“中国二千年之成法也”，《易》曰“君子以朋友讲习”，《论语》言“有朋自远方来”，及“君子以文会友”，皆为明证。然“汉亡于党锢，宋亡于伪学，明亡于东林”等陈说，实际导致“疾党如仇，视会为贼”的局面，尤其造成了“佥壬有党，而君子反无党，匪类有会，而正业反无会”。耐人寻味的是，在知识圈内部，对此也有不同的看法，伴随新兴社会集团力量的形成，批评之声不绝于耳。章太炎1908年撰写的《代议然否论》，就将西方政党与中国古代朋党合为一谈，“外观美政，总统更移，自台阁以至抱案之吏，无不随之更调，从其朋党比周为蠹已甚”，总之，“国有政党，非直政事多垢黩，而士大夫之节行亦衰。直令政府转为女闾，国事夷为秘戏。”1911年太炎又发表《诛政党》，对康有为、梁启超、张謇、杨度、严复等当世党人，一一抨击，揭露他们各为朋党，“操术各异，而竞名死利则同；为民蠹害，又一丘之貉也。”同时追溯历代党祸说：“历观史册，凡四代有党，汉明以之亡国，唐宋以之不振，朋党之祸，天下亦彰明矣。”以朋党比之现代政党，固是太炎之误解，然民初组织政党活动的混乱局面，却又表明其担忧并非多余。白鲁恂(LucianW. Pye)用“共和幻像”(phantom republic)描绘革命光辉的式微，也揭示出甫经成立的中华民国在政治认同上陷入的危机。不过，无论是“朋党”政治的阴影，还是政治共同体的认同危机，都还远不足解释其中的缘由。显然，问题既涉及近代中国集团力量的形成，当进一步关心，哪些因素促成或影响到集团力量的形成。如能清楚了解哪些因素影响到知识分子的聚集，则或可换一个侧面探讨近代中国集团力量的形成及其难局。这是本文所要重点讨论的。

二、“省界”意识成为聚集的基础

孙中山关于中国人乡党观念强而国家观念弱的见解，常为学界所征引，然此话实有必要联系“上下左右”来读解。这其中固有孙中山对于中国民众“一盘散沙”之痛切，然如若没有乡党观念，其所领导的革命能否成气候，却也大可怀疑。中国人浓郁的“同乡”观念，也属学界津津乐道的话题。列文孙就曾通过“省区”、“民族”、“世界”检讨近代中国的“认同”问题。施坚雅 (William Skinner)则提出，大部分中国人想到中国的疆域时，是从省、府和县这一行政等级区划出发的，人们往往用行政地域来描述一个人的本籍，以表示其身份的关键因素。何炳棣还分析了中国人(特别是士大夫)“同乡”观念很强的缘由：在习俗上甚至法律上的极重孝道，加强了人们与籍贯地的联系；以地区为基础的考试制度，官员要回避到原籍所在省份任职的法规等因素，也时时提醒人们个人的依靠牢牢根植于出生之地。

《犹太文明：比较视野下的犹太历史》[以色列]S.N.艾森斯塔特 《奥斯曼帝国的终结：战争、革命和现代中东的诞生》[美] 西恩•麦克米金 《从黎明到衰落：西方文化生活五百年，1500年至今》[美]雅克·巴尔赞 《科学的。

实际上，正是“乡党”观念(即这里所说的“省界”)成为近代中国集团力量形成的最初诱因。其所依托的，即是分布于各城市的商业类会馆和士人会馆。会馆之设，是便于同乡人士投宿。以清末民初为例，在全国除北京以外300多城镇中，约有1800多座会馆。北京会馆数量之多，在全国各城市之中首屈一指，鼎盛时期多达400余所。这些会馆的共性即是同乡性，同时悠久的会馆历史，产生了卓有影响的会馆文化，往往成为同乡聚会、串联、发表政见、传播信息之地。最近即有研究者指出，作为北京会馆集中地的宣南，在戊戌维新期间实际发挥了“借助会馆而立会，依托学会而聚众”的功能。无独有偶，在近代中国读书人形成集团力量的另一重要渠道——日本，也印证了这一点。实藤惠秀注意到，留日学生生活也是中国国内的缩影，他们赴日留学，是以省为单位被派遣的(并由各省在日本设立留日学生监督)；抵达日本后所去第一个公共场所，差不多都是各地的同乡组织。关于“省界”意识成为读书人聚集基础的形象说明，无过于聚集于章太炎门下的众多浙籍弟子。从1908年4月起，章太炎每周日在寓所为朱蓬仙、朱希祖、龚未生、钱玄同、周豫才、周启明、钱均夫、许寿裳等弟子授课。某日陈独秀前往拜访章太炎，逢钱玄同、黄侃在座。谈起清代汉学的发达，所列举戴、段、王诸人，多出于安徽江苏，故陈提起湖北没出过什么大学者，结果引起黄侃的不满，“湖北固然没有学者，然而这不就是区区，安徽固然多有学者，然而这未必就是足下。”

简介：由S.N.艾森斯塔特所著，副标题为：“比较视野下的犹太历史”，作用用文明的角度去看待犹太，详细叙述了19世纪犹太人的名族运动，并与其他同时代文明做比较。

“省界”意识的影响如此广泛，以致于诱发出了破除“省界”之声。因为内地一位读者致书浙江同乡会，“忧省界之日厉”，《浙江潮》1903年即提出“非省界”问题，表达了对斯时弥漫知识圈“省界”意识的忧虑。文章指出：“省界”意识脱胎于庚辛之间，《新广东》出世，省界问题遂“如花初萌”，各省同乡恳亲会后先成立，“承流附风，遂遗其始，至今日而省界之名词已定矣”。于是“人人心中，遂横一大梗蒂，闻一议，接一人，遇一事，谈一语，必首相叩曰，是何处人。”在作者看来，“省界”之起，实流弊众多，如今之际，青年原本当以“国界”、“种界”为中国之大防，然自“省界”之说起，“国界”、“种界”反退处于若隐若现、似有似无之间。因此力主成立“中国本部统一会”，“集留东各省人，以共除省界为目的”，“吾颇闻今人有一二喜言破坏者，我独谓，欲破坏法律界、政治界、教育界，要不可不先破坏省界。”

由《浙江潮》提出破除“省界”的问题，本身便是饶有趣味的事，“省界”意识之泛滥，浙江同乡会虽非始作俑者，却也是厉行者之一，可见问题已到十分严重的程度。而真正对突破“省界”有所助益的，则是差不多同时兴起的“业界”意识。如《洞庭波》刊发的一篇文章，先是竭力赞扬一番湖南，继则表示湖南受各省人排斥，“江南之将备学堂，以嫉湖南人几于解散矣。老湘营见忌于广西；武备生受沮于湖北。各省政界之排湘者，曰：‘湖南人喜生事端也。’军界之排湘者，曰：‘湖南人最占势利也。’学界之排湘者，曰：‘湖南人太无程度也。’商界工界乃至妓界之排湘者，曰：‘湖南人性太野蛮也。’”这是将“省界”与“政界”、“军界”、“学界”等业界对举，显示出近代中国集团力量形成过程中另一值得注意的趋向。

三、“业界”所表征的“亚文化圈”

所谓“三千年来未有之变局”，其中最显著的变化之一，当是作为传统社会精英的“绅”的特殊地位走向没落，精英从此不再来自较为单一的社会阶层，表达社会身份的新方式随之出现。论者注意到，通常被翻译成集团或团体的汉语新词汇“界”，如“政界”、“商界”等等，在清末民初的报刊和其他事务性报道中不断出现，显示出参与公共事务和集会的“界”，已成为普遍的认知。而当以此表示广泛涌现的社会群体时，表明一个易于识别但外表相当松散的多中心的亚文化圈世界 (界) 的形成。这称得上见道之论。事实上，除仰赖同乡之谊，共同的职业也构成清末民初读书人聚集的基础。

梁启超1901年刊于《清议报》 (第83期) 的《过渡时代论》，就提到“界”的问题，“凡国民所贵乎过渡者，不徒在能去所厌离之旧界而已，而更在能达所希望之新界焉。”所谓“新界”、“旧界”，或可看作梁已敏锐感受到“过渡时代”来临，也将面临社会力量的重组，只是尚不清楚这其中的转变究竟预示着什么，故而用含混的“新”、“旧”来区分。然梁的个人经历，即为我们呈现出“业界”意识是如何萌生的。他在1902年所写《敬告我同业诸君》就指出：“报馆者非政府之臣属，而与政府立于平等之地位者也。不宁惟是，政府受国民之委托，是国民之雇佣也，而报馆则代表国民发公意以为公言者也。”他甚至还说：“故报馆之视政府，当如父兄之视子弟，其不解事也，则教导之，其有过失也，则扑责之，而岂以主文谲谏毕乃事也。”作为近代中国舆论界的“急先锋”，梁强调报馆的作用也属自然。值得注意的是，在此过程中其身份的确证明显有“业界”的因素，而且是试图在中国的政治格局中寻求相应的位置。文章这样写道：“我国之百事未举，惟恃报馆为独一无二之政监者乎！故今日吾国政治之或进化，或堕落，其功罪不可不专属诸报馆。我同业诸君，其知此乎？其念此乎？当必有瞿然于吾侪之地位如此其居要，吾侪之责任如此其重大者，其尚忍以文字为儿戏也！”无独有偶，周作人在回忆中也揭示了他与鲁迅如何跨越同乡樊笼，形成“业界”意识。周氏兄弟最初也是在同乡所办《浙江潮》写些文章，到后来逐渐形成对文学重要性的看法，“以为文艺是可以转移性情，改造社会的”，遂决定发刊《新生》杂志。鲁迅计划刊行文艺杂志，未能成功，但在后来的几年里，得到在《河南》发表理论的机会。周作人也将《河南》称作《新生》甲编，《域外小说集》称作《新生》乙编，并揭示出《河南》虽系河南同乡会所出，实已跨越了省界，约写文章的“乃是安徽寿州的朋友孙竹丹；而《河南》的总编辑，则是江苏仪征的刘申叔”。

1903年创刊的《湖北学生界》，单从名称即可看作由“省界”向“业界”过渡的产物。从首期所刊文章看，所彰显其实仍是“省界”意识，认为“湖北者，湖北学生演其输入之文明之舞台也”，而“吾辈既为湖北人，则以湖北人谋湖北，亦自有说”。但从中可看出逐渐提升的“业界”意识已在发挥作用，认为以湖北立言，“非敢自相畛域也，实智力之小，尚未足以谋远大也”，“故不得已而援由乡及国之义，暂以湖北一省为初点”。进一步的，作为学生刊物，该刊也试图谋求学生的位置。张继熙这样写道：“同人为是学报也，以为今日言兵战，言商战，而不归之于学战，是谓导水不自其本源，必终处于不胜之势。且吾侪学生也，输入文明与有责焉。”由以某省为希望，转向以学生为希望，或可作为由“省界”向“业界”过渡的某种象征，也成为亚文化圈形成的标志。该刊第2期发表的《学生之竞争》，即是这方面的代表作。文章提出，能够帮助中国挽此劫运的，可断言之曰“学生哉”。同时特别提到学生的位置问题，认为“学生介于上等社会、下等社会之中间，为过渡最不可少之人”，甚至说，“二十世纪之中国，学生之中国也。”在学生的具体活动中，也可看到学生在谋求形成团体力量，1904年《警钟日报》的一则消息即称：“杭垣各学堂学生以工商社会皆有会馆公所以为集合团体之地，惟士社会散漫无纪，故创议欲于省城建立全浙学生会馆。”

要明确给出“业界”形成的标志无疑是困难的，但“业界”逐渐成为舆论界相号召的标志却有据可寻。如1910年《云南》杂志发表的一篇文字，就明显把社会各阶层区分为各个界别。该文为滇越铁路事向全滇同胞发出警告：“谁非滇人？谁无责任？……惟统一吾滇议员、学界、绅界、商界、军界、实业界千万人为一心，目光所射，射在赎路，心血所注，注在赎路，口所谈者，谈赎路策。以赎路为职业，以赎路为生活。精神所贯，何事不成？”更说明问题的是，“界”已被收到词典中，1913年出版的《中国新术语》，在“界”一栏下，就收有“警界”、“权界”、“军界”、“法界”、“学界”、“官界”、“工界”、“空界”、“伶界”、“男界”、“女界”、“报界”、“色界”、“商界”、“绅界”、“省界”。以此而言，我们似可说中国实形成一个以“业界”相号召的社会。

四、“中等社会”及其阶级意识的萌芽

“革命事业之起也，必有中坚”，1903年《游学译编》的一篇文字明确提出了这个问题。文章指出，如同法国革命、英国革命分别有“平民党”与“圆颅党”为“中坚”力量，“支那民族经营革命事业者，必以下等社会为根据地，而以中等社会为运动场。是故下等社会者，革命事业之中坚也，中等社会者，革命事业之前列也。”同年杨笃生所做《新湖南》，也意在“遍告湖南中等社会”：“诸君在于湖南之位置，实下等社会之所托命而上等社会之替人也。提挈下等社会以矫正上等社会者，惟诸君之责；破坏上等社会以卵翼下等社会者，亦为诸君之责。”

“中等社会”与“下等社会”之议，很容易让人联想到“社会分层论”，这当可看作思想界普遍关心在国家与社会之间寻找一种平衡力量。个人之无助，因而转换为对社会团体力量的关注。我们也看到，在业界意识萌生的同时，与“社会分层论”息息相关的阶级意识也有所显露。1904年林懈在讨论合群问题时，就这样讲到，现在明白的人，没有一个不说合群，没有一个不讲团体，但讲了大半天，群力还是不能合，团体还是不能结，这是什么缘故呢？他的答案是：“上流社会与下流社会不联络”，“中国的人，同是汉族，同是黄帝的子孙，有什么上流、下流的分别，可不是个顶不平等的么！但现在中国的读书人，都是以上流社会自命的，凡不读书的人，如工、农、商、兵，共会党里面的人，都说他是下流社会。这种意见，并不是从现在才有的，但既然有了这意见，群力的团结，自然不能够坚固了。” 1905年孙中山也曾谈道：“鄙人往年提倡民族主义，应而和之者，特会党耳，至于中流社会以上之人，实为寥寥。”

有关这一问题，不能不提到章太炎1906年联系职业与道德所作的社会分层工作。在太炎看来，“今之道德，大率从于职业而变。都计其业，则有十六种人。” (即农人、工人、裨贩、坐贾、学究、艺士、通人、行伍、胥徒、幕客、职商、京朝官、方面官、军官、差除官、雇译人) 关键在于，“其职业凡十六等，其道德之第次亦十六等”，“艺士下，率在道德之域，而通人以上，则多不道德者”。事实上，伴随“革命”话语的滥觞，社会分层的观点也渐渐流行，最突出的即是提出了“贵贱界”与“贫富界”的问题(仍然是“界”)。如1906年第4期《复报》的文章就提出“贫富革命”的话题，认为但破贵贱界，不破贫富界，尚远不能解决平等问题，因之“贵贱界之革命，甫告厥成功，而贫富界之革命，又已胚胎萌蘖，非人性之好乱也。正所谓危崖转巨石，非达其终点，决不能中止。”《东方杂志》1910年的文章也分析说，按社会阶级而论，上中下三等人民，以下等为最多。而下等人民分属于农工两界，各谋生活。农业有荒歉，则农民滋事可虑；工业不振兴，则工人闯祸堪虞。“是故欲图国家之长治久安，必于农工两业加意提倡而维持之，以冀富裕下等人民之生计。”

这些言论，不只是对下层民众寄予深深同情，也看到在民众中可能蕴藏的革命热情。如黄侃 (署名运甓) 1907年10月发表于《民报》的《哀贫民》就表示：“民生之穷，未有甚于中国之今日也”。关键是，贫民当明白何以而贫，更当坚持“宁以求平等而死，毋汶汶以生也”。即便事之不济，也“当以神州为巨冢，而牵率富人与之共瘗于其下”。进一步的，“革命”话语也在这种阶级论中有了充分的依托。1908年《河南》杂志就有“绅士为平民之公敌”的言论出现，认为“前日之流寇外患，不过关一姓兴废之结局，今日之绅士实可使种灭国绝”。原因在于，绅士自命为国民代表，实际上却与政府相勾结，“盖政府既利用彼，彼又利用政府，同恶相济。”“故今日犹任其盘踞下去，则改良社会真无望矣……立宪乎，地方自治乎，利多数之平民乎？利少数之政府于绅士乎？”1908年《新世纪》的一篇文章，更是明确指出，回观往迹，在“驱逐胡元”和“反抗满清”上已显现会党之能力；即若今日，“会党之势力仍足以左右中国之社会”。故今日论中国革命，不管是政治之改革，还是社会之更新，“事之前驱，舍平民揭竿斩木之外，更无他道。”在作者看来，“当十九世纪之七十年代，俄国革命以‘去矣，与人民为伍！’为标的，游说全国，革命风潮方能致今日之盛。近年欧西各国，盛主张工会主义，以团结劳力之民，推为社会革命之急务。”因此，“吾效昔日俄人之口吻，而亦大呼于众曰：去矣，与会党为伍！”

正如1910年汪精卫在《论革命之趋势》中谈到的，“盖自庚子以来，革命之说，日炽于神州，有志者仓皇奔走，于外为鼓吹，于内为秘密之组织，所惟日孜孜者，革命之进行而已。”值得注意的是文章为革命所作定位，“吾以为欲答此问，不可不先知革命党之性质。革命党者，民党也。同为平民，其地位同，感觉同，心事同，身受之疾苦同，惟于平民之中，合肯负责任之人以为团体，遂从而名之曰党尔。是故革命之主义，非党人所能造也，由平民所身受之疾苦而发生者也。欲去革命党，不可不先去革命之主义；欲去革命之主义，不可不先去平民身受之疾苦。使平民之疾苦日深一日，则革命之主义日炽一日，而革命党之实力亦日盛一日。”以平民的名义，成为革命的基本落脚点。显然，当阶级意识催生出对下层民众的肯定，是影响巨大的转变。如果说业界的形成仍是精英观念的写照，那么有了阶级视野，则集团力量便可能依托于大众层面展开。

五、五四的参照意义

颇有学者倾向于这样的看法，晚清时期所发生的思想变化，应被看成是一个比五四时代更为重要的分水岭。从儒家经世致用思想传统趋于告终，以及寻求今天仍在摸索的思想新方向的提出，19、20世纪之交的10年确实构成一个重要年代。不过，依我之见，将晚清与五四联系起来，其意义不止是表明“没有晚清，何来五四”。打通这两个时段，还可以从一个更为长程的时段来考虑近代中国的问题 (自然此还远谈不上“长时段”)。应该说，近代中国集团力量形成所可能涉及的诸方面，在晚清都有不同程度的表现。“普遍王权”之崩溃，很大程度即得益于近代中国集团力量的兴起，换言之，是各种新兴社会力量直接导致了这场变革。因此，检讨五四时期知识分子的聚集方式，对于思考近代中国集团力量的形成，可以获得一个参照点，更有助于了解中国形成集团力量时所仰赖的因素。

对比晚清与五四，有一点是清楚的，从知识分子的聚集场所看，刊物之外增加了大学这一重要载体。而大学之设，本身为突破省界的樊笼创造了条件。那么在新的条件下读书人的聚集又有怎样的情形呢1922年4月丁文江与胡适的通信，或能提供一个值得注意的角度。信中提及筹建“文化研究所”一事，拟定由北大、高师的理科教育以及地质学会、天文学会等多个机构的人员组成，而丁在信中力主“用人应该绝对破除留学国界、政治党派、省界”。显然，这里要“破除”的，实是既成的“有”，恰反证出“留学国界”、“政治党派”与“省界”构成了当时知识圈聚集的重要因素。五四时期知识分子的聚集方式不是这里所能展开的，不妨以“省界”为例，略作检讨。

本书的翻译堪称锦上添花,除了专业准确顺畅以外,富有中国文化背景以及现代生活气息的文字,往往能让中国读者会心一笑,好像是一位深受传统文化熏陶而又特接地气的中国学者,给你娓娓诉说人类600万年的历史以及他一辈子的感悟和思索。 ——郭。

作为当时学术重镇的北京大学，同样显示了乡情对于知识分子聚集所产生的影响。从《北京大学日刊》所刊登的各种启事看，固然多为各种专业或兴趣性质的协会告示，如“数理学会”、“书法研究会”之类，但也不乏浓厚乡情气息的各省同乡会的启事。这多少说明在读书人的流动中，家乡仍是重要的联系管道，同时表明来自故乡的关切无所不在。北京大学早期学生的回忆录，也揭示了来自同省份同学之间的相互影响大大超过来自不同省份的同学，由于方言不同还导致不同省份学生交流的困难。康白情就曾撰文批评同乡会实阻碍了学生之间的交流。学生如此，教员更不例外。蔡元培通往北大之路，差不多每个环节均有浙江关系在起作用，“先后在北大工作的教授沈尹默、马叙伦、夏元瑮 、陈黻宸都极力支持蔡担任此职，这些人全是浙江人，而且都跟章太炎的弟子关系密切，这些弟子大多也是浙江人。”时人也“深以浙人盘踞”为恨，甚至提出，“欲办好北大，非尽去浙人不可。”

这种地缘因素对知识分子聚集的影响，同样典型地表现在《新青年》杂志的创办上。对该杂志卷首作者的简单疏解，可清楚其作者几乎全为安徽籍或与皖政界和文化界关系密切者，实际是以陈独秀为首的皖籍知识分子创办的同人杂志。一向作为《新青年》“子杂志”的《新潮》杂志，也呈现出这种相似性。1918年12月3日《北京大学日刊》刊载的“新潮社”核心成员六人名单中，傅斯年、杨振声、徐彦之、汪敬熙均来自山东省，此说明作为新文化运动学生辈的聚集，最初的根源同样是省籍。

无可否认，无论大学的创办，还是如《新青年》与《新潮》等杂志的流行，都预示着中国读书人的聚集发生着由“地缘”向“共同体”转移的趋向，《新青年》作者群的拓展以及《新潮》社的成立，无疑成为一种象征，显示中国知识分子的聚集方式逐渐突破地缘因素，发生着由“地缘因素”向“思想认同”的转型。这种转型的明显标志，即是思想界明显区分为“新”、“旧”阵营。然而发生于五四时期这一幕，同样给人以深刻的印象，似乎“省界”意识仍是中国读书人寻求集团力量最初的源泉。

六、余论

略为疏理知识分子的聚集方式，检讨近代中国集团力量的形成，便有了相关的基础。我们知道，在现代社会，由家族、村落、部族所构成的“自然共同体”已逐渐式微，所形成的政治共同体，是要把各种社会力量结合成单一的全民政治共同体。政治共同体既是衡量社会动员的基本维度，也当构成检讨集团力量的着眼点。需要说明的是，这里笔者并无意将问题落于有效性来展开，毕竟近代中国集团力量的兴起，并非仅仅是否具有有效性的问题。

显然，在“国家与社会”、“国家与个人”之间，近代中国集团力量的形成，其表征明显是“省界”、“业界”及“阶级”等亚文化圈，亦即是社会动员主要是在这些环节展开。然而，无论是省籍意识的提升，还是业界的形成，所确立的认同基础，都还只是形成集团力量初级阶段的产物，距离政治共同体的形成尚有相当的距离。而当一个政治体系的全体人民是由地方集团、种族集团或社会各阶级构成，而且又各有特殊的倾向或趋势，这种政治亚文化圈的形成往往给政治建设带来很多问题。因之，构成近代中国集团力量基础的“省界”、“业界”以及阶级意识的凸显，也成为中国形成政治共同体的难局。

不必讳言，无论是近代意义上的国家意识的产生，还是政治共同体在近代中国的建构，都是“援西入中”的产物。因此对照西方的经验加以检讨也是必要的。如所周知，政治哲学中最基本的议题是为国家的成立寻求理由及根据，就西方国家而言，这个依据，大致说来即是“个人权利”。简言之，作为西方社会主导意识形态的自由主义，主要是立足于个人自由的优先性来思考国家的问题，所强调的是制度认同而非文化认同，即鼓励自由民主体制中的公民多想想自己所要认同的国家，在政治经济社会制度方面是否具备足够合理的设计，而不是思索自己认同的国家是不是由一个同质性的族群所构成。因此所谓关切“个人自由”，只是自由主义学理立场一个粗浅的总结。与此同时，自由主义还提供了一个实效理论，阐明尊重个人自由的社会能够带给个人、社会以及整个文明哪些裨益。这也如哈贝马斯 (Juergrn Habermas) 所强调的，公共领域首先可以理解为由私人集合而成的领域，“资产阶级公共领域是在国家和社会间的张力场中发展起来的，但它本身一直都是私人领域的一部分。作为公共领域的基础，国家和社会的彻底分离，首先是指社会再生产和政治权力分离开来。”

由此而言，中国形成政治共同体的障碍，首先便在于个人优先性意识的匮乏。中国思想界也曾表达出对如何建立一个保障个人价值的社会与政治制度的关切，但其中却没有更多强调与此相应的基本预设：任何国家的主要目的之一，应该是对每个个人身体与精神完整的保护与维持。个人自由所以引起知识分子的强烈反响，主要是看到其作为寻求富强重建民族国家尊严的直接价值。关键在于，面对这一难局，中国思想家缺乏必要的认识，对于西方社会由个人出发所做的政治安排，像孙中山就作了负面的评价。如其所言，恢复民族主义中国比较外国要容易得多，因为外国是以个人为单位，再由个人放大便是国家，在个人和国家之间，再没有很坚固很普遍的中间社会，“中国国民和国家结构的关系，先有家族，再推到宗族，再然后才是国族，这种组织一级一级的放大，有条不紊，大小结构的关系当中是很实在的。”

然而将问题悉归于个人主义传统的匮乏，却只是看到了问题的一方面。影响近代中国政治共同体形成的，还在于中国的社会革命一开始就蕴藏着全能主义 (totalism) 政治的因素。在分析中国20世纪政治发展时，邹谠曾提出20世纪初期面临的全面危机是中国社会革命与全能主义政治的共同渊源，它所意味的是，只有先建立一个强有力的政治机构或政党，然后用它的政治力量、组织方法，深入和控制每一个阶层、每一个领域，才能改造或重建社会国家和各领域中的组织与制度，从而克服全面危机。这表明，检讨近代中国政治共同体的形成，不能忽视中国面临的“国家政权建设”的巨大压力。事实上，近代中国集团力量依托“省界”、“业界”展开，即是这一压力的集中体现；而近代中国两大势力集团——国共两党的壮大，也说明了立足于阶级进行广泛的社会动员，似乎是难以避免的。如费正清就充分肯定了将无产阶级创造性地转换为“无财产阶级”对于中国革命所具有的意义。而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与1924年国民党的改组，其突出的意义即是列宁主义式政党组织模式的引进，解决了在思想日趋多元化的社会如何保持一个团体的意识形态信仰的问题。当然，其富于“有效性”，也无须多言。

因此，纠缠于“个人”与“国家”之间的这些因素，正是近代中国政治共同体形成的难局。而中国社会形成以“省界”、“业界”及阶级为基础的亚文化圈，社会动员主要在这些环节展开，似乎也容易理解。一方面，个人空间的匮乏，已预示着在个人基础上形成的政治共同体往往只是昙花一现；而在全能主义政治的作用下，更表明，即便知识分子的聚集突破了“省界”、“业界”的樊笼，通向政治共同体的阶梯仍不乐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