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东亚史研究在我国正处在初步发展阶段，虽然有一些成果推出，但仍然不是很成熟，东方民族的思维方法，许多方面还没有做认真的探讨，无论从学科建设还是从总结历史经验，都应该做一番细致的规划与布局。学术发展必须不断地总结前人成果和开辟新的研究领域。从学科建设而言，把东亚史作为历史学的一个分支学科加以重点建设，是我国历史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与话语体系建设的具体展开。在当前东方国家整体崛起的新形势下，建立我国自成一体、缜密开阔的东亚史认知体系，加强国家崛起中的文化建设，已经成为我国社会科学理论工作者的当务之急。

东亚史作为历史学的一个重要分支学科，日益受到国内外学界的关注，引起探索者的浓厚兴趣。东亚史研究(包括中国史、朝鲜史、日本史、蒙古史和东南亚史)在每个历史时期都有不同程度的进展，涉及政治、经济、科技、文化、宗教、哲学、考古与艺术等诸多方面，可以说现在正处于需要全面总结与深化的关键阶段。从战前第一批东亚史问世到现在已经有四分之三世纪了，这期间东亚的形势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理论思维、治史方法、材料的发掘、整理与利用以及语言工具等都已今非昔比。战后的美国和日本都出版过多种东亚史著作，近年我国也有这方面的研究，取得了不小的成就。因此，我们认为在东方国家整体崛起的趋势下构建以本土资源为材料支撑，以全球眼光为视野的东亚史学科十分迫切。

一、东方历史中具有丰富的东亚史构建材料

开展任何一个区域史研究，都必须从本区域的历史中寻找构建的素材，找到历史发展的联系，东亚史的研究也是如此。美国和日本是比较早地开展东亚史研究的国家，编写了直接以东亚命名的若干历史学著作，取得了一定的成就①。如果从战前的东亚史研究算起，至今已经走过了半个多世纪的历程，积累的成果相当丰富。我国最近几十年也有相关的著作出版，但是至今还不能说国内的东亚史研究已经很丰富了，更不能说已经成熟了。我说的东亚史是指专门的以“东亚”冠名的著作，不包括国别史和专门史。虽然国别史、专门史也是东亚史，但是我们还是主张以区域史的视角来分析和看待问题更有意义。以今天的观点来看，既有成果不仅数量少，取材范围、材料运用与体系上存在问题，更为重要的是不能反映东亚历史的整体结构、面貌与进程，更不能反映东方国家整体崛起趋势下对东亚史学科建设的重大需求。因此，编写新的东亚历史，推进中国的文化建设是中国社会科学理论工作者的艰巨任务。对于大变革时代的历史书写，我们已经看到由西方人长期主导的亚洲历史观已经过时，亚洲社会的停滞性与落后性的历史定论应予彻底肃清。

东方历史中具有丰富的东亚史构建材料，需要我们进一步探索和发掘。我们所说的东亚，是指亚洲的东部地区，既包括东北亚也包括东南亚。把东南亚纳入东亚史研究的视野与范畴，符合长期以来东南亚与东亚存在密切的政治、经济、文化与外交联系的历史传统。东亚地区是世界古典文明的重要区域，较早地建立了相对稳定的国家关系形态以及经济、文化上的联系。秦汉帝国的建立，使中国对外联系进一步扩大，对整个东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从对外交通而言，它开辟了自中国至朝鲜半岛、日本列岛、南洋各国、印度、中亚以及西亚的贸易交流。秦汉帝国的建立影响巨大，作为区域性大国已经对周边国家文明发展发挥了巨大影响力。美国学者罗兹·墨菲在《亚洲史》中谈到东方国家悠久的文明时写道：“印度和中国远早于欧洲就有了高度发达的文化和技术，它们在经济、政治、文化和技术上都曾领先世界长达2000多年。在罗马帝国消亡后的几个世纪内，朝鲜、日本和东南亚发展了各自的高度文明，而这时欧洲却仍在忍受异族的入侵，随后是漫长的中世纪。”②罗兹·墨菲在另一部脍炙人口的《东亚史》中也有同样的论述：“中国人创造了世界上最高产的农业体系。这个体系的生产力是中国繁荣的重要基础。直到19世纪，中国人所享有的物质福利和相应的文化技术的水平，远远超过世界其他地区。”③

海上和陆上丝绸之路把东亚与世界紧密地联系起来。在这条古道上，不仅有后来的中国高僧法显、玄奘等人的西去，而且有域外文明的滚滚流入，经过几代人的引进、翻译、研究与消化，使其融入中华民族社会文化生活的许多方面，包括衣、食、住、行、音乐、舞蹈、杂技与体育等若干方面，极大地丰富了中国人的社会物质文化生活。“由于古代中华文明的博大包容的特征，对外来精神层面的文化、文明，一般都能勇于吸取、善于消化。遂使中华文明能不断充实和丰富自己”④。中国社会并非西方政治家、社会学家和哲学家所说的是一个充满了惰性的封闭系统，而是有着自己独特的运行与发展机制，在吸收域外文明后显现出相当的活力。东亚很早就与印度、地中海地区有了丝绸贸易往来⑤，有学者提出，在考察和认识吸收外国文化问题时，一定要以商路的开通和商业行为的存在为前提⑥。如果把东亚史纳入全球整体史的宏观视野，就会看到东方人的对外交往不会晚于西方对东方的交往，强调各地区、各文明和各国家间的横向互动联系，对于构建东亚史的意义重大。

中村元（1912-1999）文学博士，日本国立东京大学名誉教授，曾任日本东方学会评议员、东洋研究会理事长、东方学院院长、比较思想学会会长等，日本著名东方学家、佛教史学家、东亚哲学研究家和藏学家。1936年东京帝国大学印度哲学。

隋唐时代是中国对外交往最为活跃、最有生气的时代，与世界交往的国家达到70余个，海陆交通把中国与世界密切联系起来，形成中国对外交流的第二个高峰。在东亚，朝鲜、日本和东南亚各国来唐都长安的使者、商贾、学者、僧人和旅行家络绎于途，真正实现了国家间的联系与互动。隋唐帝国实现了由中国主导的东亚世界长期的和平与稳定，创造出古代国家外交关系之新形态。从其在东方乃至世界历史地位而言，它已经具有了世界帝国的性质，带有世界主义的色彩⑦。许多研究表明，隋唐时代构成东亚世界的主客观条件已经成熟，这一显著特征是与这一时代政治、经济的成熟同步的。《撒马尔罕的金桃》这样说，几乎亚洲的每个国家都有人曾经进入唐朝这片神奇的土地，在政治、经济与商业方面表现出对唐朝的浓厚兴趣⑧。他们是以求知者的渴望心情来中国学习的，表现出相当的热情。内藤湖南看到唐宋社会政治、经济发生的变化，进而提出“唐宋社会变革论”的著名观点⑨。

从海洋向西发展，与印度、阿拉伯国家交往是东亚对外交往中极为重要的内容，中外史书已经留下十分详细的记载，对于了解那段历史非常重要。中国史书《旧唐书·大食传》记载了大食王奥斯曼遣使中国的情况；《广州通海夷道》记载了中国与阿拉伯海上交通线，成为研究中国对外关系的珍贵史料；成书于10世纪、由阿拉伯作家所撰的《中国印度见闻录》，对唐代东西方海上交通与贸易状况、中国政府对海外来华商人的开放态度多有介绍。唐朝对各国来华贸易持相当宽容与开放的态度，鼓励各国来华从事商贸活动，在商人云集的广州，中国官员委任一个穆斯林，授权他解决这个地区穆斯林之间的纠纷⑩。关于运送货物的商船，《中国印度见闻录》提到这些商船把货物从巴士拉、阿曼以及其他地方运到尸罗夫(波斯湾沿岸港口)，它们大部分是中国商船(11)。也有大批阿拉伯和波斯商船来到东南亚和中国南方各个港口，许多城市因从事贸易而出现繁荣。各国商船从中国南部港口经由东南亚到印度、再到西方，运载货物与商人的商船相当活跃(12)。各国看到海外贸易对于国家致富致强的作用，对海外贸易采取积极的支持政策，促使数量庞大的国际商人沿着联结亚洲东部和西部的航线，参与到东西方贸易中来(13)。许多研究表明，在近代以前的西太平洋地区已经形成比较完整的亚洲市场，内部交易网络成熟，联系紧密，构成东亚史、东方史的重要环节。

宋元时期东亚的对外交往已经有了重大发展，中国商人大规模地走出国门参与到西太平洋贸易网络当中，东南亚城市出现大量的外国商人。据成书于宋代的《岭外代答》和《诸蕃志》记载，当时中国对外交往的国家达50多个，对外贸易种类繁多，应有尽有。宋代已经掌握了使用罗盘指示航海方向，使航行于茫茫大海的航船不致迷失方向的航海技术。宋代的商船不仅吨位大，更为重要的是结束了循岸航行状态，实现了远距离和长时间航行。北宋的沈括在《梦溪笔谈》中说：“国初，两浙献龙船，长二十余丈，上为宫室层楼，设御榻，以备游幸。”(14)“长二十余丈”并非夸张，当时已经具备这种能力。宋代收入的五分之一来自海上贸易；长江三角洲和东南沿海出现了众多发达的商业城市，农业生产、制造业以及交通运输都有新式工具出现，交子、汇票以及纸币的发行，促进了工商业发展；中国、日本、琉球与东南亚间出现的密切的商贸交流对于促进区域整体发展意义重大，贸易范围覆盖从吕宋到苏门答腊、从安南到暹罗的广大区域(15)。贸易交流的种类繁多，主要包括硫黄、丝绸、瓷器、明矾、谷物、宝剑、长矛、盔甲、马具、漆器、丁香、豆蔻、象牙、樟脑、檀香、水银、犀角、木材等(16)。大量的交易商品为我们了解古代活跃的西太平洋贸易网提供了清晰的历史图景。

必须指出，中国正史记载的多是王朝兴替的历史，正统意识长期支配史书的记载，对于华人在海外的贸易活动几乎没有什么反映。事实上，华人在古代西太平洋贸易网中发挥的作用十分重要，取得的成就卓著。自明代以来，中国人为谋生下南洋者不断增多，在当地从事各种职业，成为东亚历史上的一道独特风景。他们每到一处，既要面对荒蛮的自然环境，也要为改变这种荒蛮的自然环境而进行原始开发，促进了当地社会发展与文明进步。有充分的材料表明，17世纪以后亚洲的贸易网络从东部的日本延伸到了西部的波斯，中国人、东南亚人和欧洲人参与其中，从事着瓷器、盐、茶叶、贵金属(银和铜)、丁香和胡菽等项贸易(17)。19世纪80年代，仅菲律宾宿务一地就有华侨983人，宿务与东南亚其他地区的城市一样，是贸易和移民共同促进发展起来的(18)。强调华侨在东南亚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并非轻视或贬低其他国家的作用，而是强调华人与其他国家人民一起缔造了东南亚的区域文明。美国著名历史学家孔飞力对此有精到的评论：“在1400年后的两个世纪内，中华帝国的政策和商业经营改变了东南亚的历史进程。”(19)西太平洋贸易网与印度洋贸易网相互联系贯通，构成具有极大国际影响力的东亚—印度洋体系。围绕着印度洋、爪哇海、南中国海的地区自古以来通过海洋结成密切关系，形成印度洋世界或称“印度洋贸易圈”(20)。把这两个体系联系起来进行考察，有助于从更为广阔的视角看待东方国家的历史发展进程，也有助于从根本上思考世界各地区的隔绝状态是地理大发现后打破的这一陈旧命题。“西方中心”论的观点已经受到越来越多人的质疑与批判。

法国年鉴派历史学家费尔南·布罗代尔在《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一书中以地中海为空间，专门讨论了16世纪后半期地中海区域的整体历史，给我们以诸多启示。确实，把东亚海路交通作为纽带，把各国间的多边经济、文化交流作为各国联系的动力，可以在传统的历史图像之外看到一幅全新的东亚历史图像。各国间经济联系的动力真正能把国家对外交往带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东亚国家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一点，归根到底，强大的经济力是至关重要的。它对周边各国发生影响，朝鲜、日本、越南、印尼、缅甸、印度等东亚与南亚各国被带到中国对外交往的国家关系当中。到18世纪后半期，有大量的白银从墨西哥流向了中国，通过新大陆及东南亚的通商口岸，将中国与欧洲市场连结在一起(25)。新大陆的大量物种与白银流向东方市场，加速了中国、东南亚和印度市场化进程。显然，传统的东亚史是无法提供清晰的历史图像的。

二、东方国家崛起趋势下东亚史研究需要有突破性的进展

东亚的历史与文化传统不同于欧洲，也有别于世界其他文明区域，有着自己独特的发展逻辑。中国的历史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东亚史的展开，影响其整个进程。对于这一点国内外学者有比较一致的看法。作为日本战前东洋史开拓者之一的内藤湖南是这样评论中国文化影响的，他说：“从东亚整体考虑，存在中国这样一个巨大的文化中心，其文化向四周传播，催生了周围各国的文化，形成新的文化。”(26)堀敏一的看法是：“在东亚，最初使高度文明发生的是中国。在中国发生的文明促进了中国周边地区和民族的勃兴，它包括诸民族和形成东亚世界。因此，东亚世界是以中国为中心发挥作用的。”(27)美国学者费正清指出：“我们把研究集中于中国、日本、朝鲜和越南的历史，这些地区高度发达的文明及基本的文字体系都渊源于古代中国，从这种意义上，可以说东亚就是‘中华文化区’。”(28)早在20世纪初期，日本历史学家辻善之助就已经提出日本文明的发达是由于与外国交往的刺激、交际并行和储藏大陆文明结果的著名观点(29)。我们强调中国在东亚历史上的作用，只是想探讨古典文明的意义和在当今变革时代面临的一些问题。要使中国的东亚史研究有突破性的进展，就必须重新思考几个重大历史理论问题，回归历史的理性，从根本上建立新的史观。

第一，东亚社会(特别是中国古代社会)长期以来是否停滞。这是涉及认识东亚历史的根本性的史观问题，也是必须说清楚的问题。认为东亚社会、特别是中国古代社会长期停滞的观点无论在国内还是在国外都有很大市场，不破除这样的观点，东亚史研究就不会有长足的发展。20世纪30年代，国内开展过关于“中国社会长期停滞”的讨论，讨论本身就是从承认“中国社会长期停滞”出发的，试图从多方面去寻找和解释造成这个结果的原因；50年代开展的中国封建社会为什么长期延续的讨论在许多方面与30年代的讨论在实质上有某些相投之处。从1949年后的国内史学界的情况看，都是认为明清500年是中国封建社会的晚期，是腐朽没落的时代，基本处于停滞状态，低下的农业、手工业为社会提供有限的剩余产品，生产力在很低的水平上徘徊，无法带动社会政治、经济、科技与文化发展；思想、文化、科技都表现出衰败之势，甚至文化也是落后的。中国社会长期停滞的观念影响了几代人。近代以前中国社会长期停滞与封闭的观点只是在改革开放后才逐渐得到修正，但远没有廓清东亚史研究中的若干迷雾，要想彻底扭转这种认识还须做长期的艰辛的努力。

在国外方面，认为中国社会长期停滞的人一般都追溯到18世纪手工工场时期的英国经济学家亚当·斯密。他在《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一书中写道：“中国一向是世界上最富的国家，就是说，土地最肥沃，耕地最精细，人民最多而且最勤勉的国家。然而，许久以来，它似乎就停滞于静止状态了。今日旅行家关于中国耕作、勤劳及人口稠密状况的报告，与五百年前视察该国的马哥孛罗的记述比较，几乎没有什么区别。……中国虽可能处于静止状态，但似乎还未曾退步。”(30)平心而论，世界上不会有任何一个国家五百年间不曾发生变化。显然，亚当·斯密所说的“几乎没有什么区别”并不符合中国社会的实际情况。德国近代哲学大师黑格尔是这样看待东方古典文明的：“历史必须从中华帝国说起，因为根据史书的记载，中国实在是最古老的国家……但是因为它客观的存在和主观运动之间仍然缺少一个对峙，所以无从发生任何变化，一种终古如此的固定的东西代替了一种真正的历史的东西。中国和印度可以说还在世界历史的局外，而只是预期着、等待着若干因素的结合，然后才能够得到活泼生动的进步。”(31)这是流行于西方经济学家、哲学家和社会学家中典型的东方社会“停滞”论的观点，也是外因决定论的典型表现。20世纪50年代美国学者费正清等人提出的东方社会、特别是中国社会“冲击—反应”论大体沿袭了亚当·斯密和黑格尔等人的观点。当然，他们的形而上学观点日益受到国内外学者的质疑与批判(32)。

苏联和日本学界也有中国社会“停滞”的理论。苏联学者沙发诺夫的《中国社会发展史》有一定的代表性。这部著作于20个世纪30年代被译成中文后在中国出版，代表了一部分苏联学者的看法，反映的是苏联学界对东方历史的认识水平，作为学术探讨恐怕没有什么明显的政治目的。他的基本分析框架是在“五种社会形态”论内兜圈子，没有触及经济力、科技力和交往力这些历史发展的动力问题。相比之下，日本哲学家秋泽修二于1937年出版的《东洋哲学史》提出的“中国社会长期停滞”的理论就完全不同了，深深打上为日本军国主义对外侵略扩张目的烙印。他把中国社会某一时期的落后现象上升到哲学的高度，试图从根本上否定中国社会的进步性。他认为，中国社会即使发生了运动、王朝交替，但由于具有亚洲的停滞性格社会构造也不会发生根本性的改变(33)。30年代日本国内关于东亚社会“停滞”的理论是19世纪末以来欧美殖民主义扩张加剧、西方对东方冲击加深在思想界的反映，因此近代以来的东方学具有为资本主义列强侵略服务的显明特征。每到历史转折的关头，日本的东亚史研究总是与国内紧迫的形势联系在一起，关注现实的重大需求。

第二，东亚社会是否属于自我循环的封闭系统。长期以来，中国的历史研究关注的是王朝兴替，为国家提供资治的经验，很少探讨历史发展规律和社会的重大变迁问题，因此容易把历史看作王朝兴替的历史，把社会的发展规律与王朝兴替混为一谈。国外的研究也存在这一情况。罗兹·墨菲认为：“中国的历史很容易按照王朝和王朝更迭周期来断代。大多数王朝持续约300年，有些王朝之前有一个昙花一现的帝国创建时期，如秦和隋。新王朝的第一个百年往往在政治上、经济上和文化上都呈现出活力、发展、高效和自信；第二个王朝则是维持或巩固第一个百年取得的成果；而在第三个百年，活力和效能开始衰退，腐败增多，盗匪活动和反叛频起，王朝亦终于崩溃。”(34)罗兹·墨菲的观点在西方学术界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反映的是西方人的历史观与亚洲史观。他进而认为：“两千多年来，东亚社会很少发生大变化。东亚人不喜欢变化，因为他们倾向于认为变化是破坏性的(很显然，的确如此)，是某种并不一定能够改善事情的东西。……人们往往容易重视过去，确认过去的价值，而不是往前展望未来。”(35)历史是在多种力量的作用下按照某种规律向前发展的，现象容易看到，而规律则不易把握。历史规律总是有某些不易被认识之处，需要探索者不断地去观察和思考。

任何区域的发展一般都依托于自身所处的自然地理环境和对外交往，无视自然地理环境对社会发展的影响是不现实的，但是过分强调地理环境的因素而忽视制度、生产力水平以及对外交往的作用也是非正确的态度。在西方的研究中，长期以来把东南亚作为亚洲的边缘地区来看待，因此他们对东南亚在东西交流作用的研究上几乎没有留下多少有价值的东西，即便留下一些历史记载，也是把东南亚的历史看作是西方文明传播的历史，是在西方文明的影响下走向近代的历史。不仅如此，西方学者对中国与东南亚经济、文化交流的研究也不多。根据近年的研究，东南亚印度尼西亚人很早就到达非洲东岸的马达加斯加，与非洲东岸和印度洋地区建立了海上商业贸易联系，往来非洲、印度与东南亚各岛之间(36)，许多城市因从事贸易出现了繁荣。据16世纪葡萄牙第一位来中国的使者多默·皮列士记载，仅在马六甲一城从事贸易的就有摩尔人、阿比西尼亚人、忽鲁模斯人、波斯人、土耳其人、古吉拉特人、果阿人、锡兰人、孟加拉人、暹罗人、马来人、占婆人、交趾人、中国人和吕宋人等(37)。马六甲自15世纪以来就是一个重要的贸易港，在葡萄牙人占领之前，已经有1000名古吉拉特商人，还有经常往来的水手4000-5000人之多(38)。不仅如此，东南亚还有发达的古典文明。在近代以前，东南亚是世界市场的重大输出源，对外输出一直处于出超地位。显然，以循环与封闭的观点看待东南亚的历史是不可取的，或者说是相当有害的，因为任何一个国家或地区都不可能在封闭的状态下求得生存和发展，总是要与外部世界发生千丝万缕的联系。

日本学者中村元在其《东方民族的思维方法》一书中即指出，日本人的思维方式有"非合理主义"倾向，其表现之一是，拙于思辨的、逻辑的思维，缺乏以抽象的普遍形式进行的空想性。较之中国儒学，日本儒学的认识论更为重视感觉经。

第三，东亚社会发展的程度问题。从社会发展的连续性与文明发展程度来说，古代东亚地区是高于世界其他地区的，社会组织、生产技术、语言、文字、哲学、文化以及国际地位等方面均已构成世界古典文明的重要区域。关于古代东亚社会的发展程度问题，可见之于不同时期的历史著作，从中可看到东亚社会的大体轮廓。13世纪，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写的旅行记足以看到中国、东南亚地区的整体发展状况，特别是中国南方南京、苏州、杭州、泉州的富庶情况。关于元大都汗八里的人户繁盛情况，他是这样记述的：“应知汗八里城内外人户繁多，有若干城门即有若干附郭。此十二大郭之中，人户较之城内更众。郭中所居者，有各地来往之外国人，或来入贡方物，或来售货宫中。所以城内外皆有华屋巨室，而数众之显贵邸舍，尚未计焉。”(39)当时元大都的贸易情况是：“外国巨价异物及百物之输入此城者，世界诸城无能与比。”(40)人口与贸易繁盛是一个国家文明发展程度的反映。16世纪，西班牙人门多萨在《中华大帝国史》中对中国的火炮技术表现出相当的赞誉：没有比在中国发明火炮更令葡萄牙人惊讶，也令我们西班牙人觉得惊讶，他们使用的火炮远早于欧洲(41)。美国学者杰克·戈德斯通认为在1500年以前的许个世纪里世界的财富主要集中在东方，由于发达的农业和更为先进的技术，大部分亚洲国家都要比欧洲国家富有。甚至到1750年欧洲人也惊奇于东方的财富、技术与手工业方面的成就(42)。

在近代以前，东亚地区是世界经济的重要区域，一般称为古代西太平洋贸易网或前近代亚洲市场，与印度洋贸易网和地中海贸易网遥相呼应，对外输出长期占压倒性的优势，这一态势一直到18世纪相当晚的时候才发生彻底改变。在技术领域，直到15世纪欧洲在很多领域中的进步都依赖于来自亚洲和阿拉伯世界的技术，特别是建造大型远洋航行的商船方面中国人保持了领先地位(43)。从持续的时间来看，自公元前1500年前至1850年代东亚始终是作为世界文明的一个重要中心存在的，不像世界其他地区的文明中心那样不断地转移。按照英国著名经济史家安格斯·麦迪森的统计，在公元1000年时，亚洲(除日本外)收入占世界GDP的三分之二以上，西欧不到9％；1820年时，它们的相对比重分别是56％和24％(44)。安格斯·麦迪森还指出，19世纪之前，中国比欧洲或亚洲任何一个国家都要强大，较早发展起来的技术和以精英为基础的统治所创造的收入都要高于欧洲的水平，1820年中国的GDP比西欧和衍生国的总和还要高出将近30％(45)。在农业文明时代这个数字是异常重要的。可见，在19世纪以前东亚社会的文明发展程度高于世界任何其他地区是无疑的。国内外历史学家在探讨东亚历史时，也注意到了两个重大理论问题：一个是东亚为什么没有发展到更高的梯级——资本主义，另一个是为什么东亚能够在战后世界各地区当中脱颖而出，实现快速崛起。东亚历史与现实必须在区域关系内加以理解。滨下武志强调亚洲的历史不是根据西方现代化理论的发展阶段，而是根据亚洲内部的复杂、自我意识以及亚洲历史的社会体系的本质来定义的(46)。脱离亚洲具体的条件，是无法认清东亚历史的。

第四，东亚社会发展的评价标准问题。社会发展的评价标准问题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选择的标准不同自然也就得出不同的结论，尤其是近代以来西方对东方社会的评价。人类社会进入近代以后，生物学、文化人类学、社会学、地质学各个学科都不同程度地提出了进化论的概念，以生物进化的观点看待人类社会进步，把物质经济的进步作为衡量一个社会的先进与落后的唯一标准，甚至以西方近代社会发展的标准去评判东方社会的发展已成为一种新的时尚。不可否认，进化论作为一种全新的理论，确实开拓了东亚人的思维空间，超越了传统的思维，看到自然界的残酷竞争，带来了危机感与紧迫感。把人类社会看成是一个从低级到高级、从简单到复杂的发展过程无疑是历史观的进步，符合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但是如果以单纯的社会进化论的观点看待社会进步，就容易把人类历史发展简单地理解为直线发展，看不到制约历史发展进程中的若干复杂因素，尤其像中国、印度这样既有悠久历史文化传统、又有现代性的国家，单纯的经济学观点是很难解释清楚的。世界各地区、各民族历史传统与文化背景不同，也不可能有一个统一的社会评价标准，否则就容易忽视各国的差异性。人类历史的大部分时间是以区域为单位的分散状态下发展的，发展有早有晚，也不是按照一个模式向前发展，每个文明都有自己区域文明的鲜明烙印。在这个分散状态中也有与域外世界偶尔的或经常的交流交汇，从事着文明的构建。

应该指出，西方学者对东方社会发展的探讨基本上是以近代欧美发展理论作为参照系，以进化论的发展模式作为分析框架的，形成了一套单线的社会变迁理论，忽视了对东方社会发展机制、动力源泉、联系纽带和历史文化传统的探讨，也就是说他们是以形而上学的分析方法看待东方社会发展进程的。这恐怕是近代西方进化论分析模式的最大弱点。研究历史必须尽可能地、最大限度地接近历史的真实，反映历史的本质与规律，把一些后人强加给历史的东西去掉，回到东亚历史本身。相对于欧洲社会，东亚社会稳定的时间较长，出现大动荡之后社会本身具有强大的社会修复功能，又很快恢复稳定。我国学者已经明确地指出西方学者对东亚研究的两大缺陷：“一是单纯经济观点，忽视了后进现代化的启动是非经济因素重于经济因素；一是历史观点很薄弱，忽视地区性的悠久历史联系与文化资源。”(47)确实，东亚史研究作为大规模的文化总结与建设，它的基本理论、精品意识与本土观念仍应加以继承和发展，应用于今天的治史实践。

三、我国东亚史编纂需要解决的几个重大问题

对于如何开展东亚史研究，我在《日本的东亚史研究及其启示》一文中，初步探讨了日本既有的东亚史成就对我国的东亚史学科建设的启示(48)。日本的东亚史研究对我们的启发很大，有许多可借鉴之处，我觉得有必要集中力量再深入探讨一下我国的东亚史学科建设问题。现在的当务之急是通过引进、借鉴、吸收外来成果与本土资源来创立我国的东亚史学科，把中国的东亚史研究提高到世界的先进水平，跟上日新月异的形势发展。为了推进这一研究，构建一个科学严谨的东亚史框架。我们必须对几个重大问题予以关注，加以妥善解决。如果说，以前的东亚史研究存在一些不足的话，其中的重大不足可能就是对主线、体系、编纂原则以及域内与域外关系方面探讨的不足。

第一，关于东亚史的主线。构建任何一个历史学科体系都必须明确贯穿其中的主线，笼而统之或大而化之，是学术研究之大忌。以具体的东亚史学科建设而言，贯穿其中的主线应该是国家、民族间的交往、交流与互动，应该着重突出文明交往交汇这一主题。自秦汉帝国以来，东亚地区就形成了比较稳定的国际关系体系，出现了区域性的大国，形成明显的区域性国家关系体系和国际关系的核心力量。无论秦汉帝国还是隋唐帝国，都是国际关系的主导力量，可以肯定地说，不论古代、近代和现代，这里发生的任何重大事件都具有国际性影响，这样的国际性特征在世界其他地区绝对是少见的。我们之所以提出以国家间重大的交往作为主线，是考虑到区域史不同于国别史，不能以处理国别史的方式处理区域史的主线问题。推动社会发展的动力来自科技的、制度的和社会的许多方面，对外交流交往活动无疑是重要的因素。这个观点符合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基本观点。对于区域交往之于历史发展的意义，我国已有学者指出：“文明交往的意义，不但表现于交往的内容和形式在新陈代谢中由低级向高级演进、由野蛮状态向文明化上升；而且也使历史交往由地域的、民族的交往，走向世界性的普遍交往，使历史逐步转变为整体性的全世界历史。……文明交往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动力，是人类历史变革和社会进步的标尺，是人类文明发展的里程碑。”(49)

关于如何确立历史编纂的主线问题，国内学术界也曾开展过热烈讨论，有的主张以生产方式的变革为主线，也有的主张以现代化为主线构建世界近现代史学科体系，在极端的年代又以阶级斗争作为历史发展的主线，写出的文学作品、历史学著作几乎都是围绕阶级斗争这一中心来展开的。在最近500年东西方联系空前大发展的时代，历史的主线是什么？至今还没有一个比较一致的看法。过去学术界对历史主线的理解非常狭窄，把它看作西方对东方国家侵略，东方国家在西方武力压迫下进行反抗和斗争。这种历史主线观的弊端也是显而易见的，无法说明生产力提高、经济发展与政治进步的作用。至于如何确定东亚史的主线，似乎没有人认真地提出过，更没有人认真地探讨过。区域史不同于国别史，强调的是国家间的联系、影响与互动。只有如此，才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区域史。从宏观历史来看，正是跨国家、跨民族和跨区域的交往带来各国的整体发展，实现了资源共享，使落后国家在短时间内跟上时代发展的步伐。在人类历史上，和平交往和暴力交往不时地交替出现，这两种交往都给世界带来重大影响，但和平的交往总是处于常态。有学者对东西方历史经验做出了对比，得出的结论是：欧洲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强调国家间的平等与均势，却充满持续不断的冲突与战争；东亚的国际体系虽然形式上不平等却塑造了长期的稳定与和平(50)。通过对比，可以看到东西方历史进程的判然之别。

第二，关于东亚史的体系。如何建立严谨、科学的东亚史体系，是首先应该加以认真探讨的问题，如果这个问题说不清楚，东亚史学科就无从建立和发展。我有这样的一个看法：“不解决体系问题就容易陷入把历史写成零碎材料堆积的窠臼，把历史看作杂乱无章和令人眼花缭乱的发展过程，找不到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与总规律。就外交史而言，构成人类历史的主要内容就是各民族、各国家和各地区间的相互联系交流，因此只有在对世界历史进程整体把握上开展研究才不致于陷入表面化。才能构成严谨、周密的编写体系。”(51)这个研究方法对于今天的东亚史学科建设也同样适用。看来，体系问题的确是历史研究的大问题，也曾使许多历史学家感到困惑。

在以往推出的世界史著作中，真正建立起体系严谨、完整而严密的并不多，都或多或少地存在一些问题。这个问题之所以不能得到很好解决，一个重要原因是治史者本人由于治史基础、兴趣、爱好、套路以及关注点不同，对素材的选择与解读也往往因人而异：他能写出包罗万象、内容宏阔的巨著，却不能很好地解决体系问题；他或许有能力去构建一个体系严谨、立论正大的体系，但是由于多种原因可能使他不能完成这个任务。因此，体系存在缺陷的著作并不少见。例如上个世纪50年代我国引进的苏联学者阿甫基耶夫的《古代东方史》在体系上就存在明显的缺陷，关注了各国历史的纵向发展而忽视了东方历史的横向发展与联系(52)。1949年后很长一段时间里的历史著作一般都受苏联史学体系与框架的影响，当时也很少有人认为这是一个问题。如果从历史纵向发展的角度来看的话这是不成问题的，但是如果深入到历史整体发展的话，就必须解决好这个体系问题。再如，罗兹·墨菲的《亚洲史》也存在体系上的问题，即没有把面积广阔、历史悠久、在世界历史与现实中有重大影响的西亚地区纳入研究的视野。西亚地区自古以来都是人类文明的重要区域，书写真正意义上的世界历史不能没有这些内容。

第三，关于东亚史的编纂原则。确立什么样的编写原则，是关系到东亚史学科建立与发展的根本性问题，也是长期以来困扰历史学家的问题。20世纪50年代以来，美国、日本学者推出的东亚史著作有的较好地提取了历史上那些对人类社会有重大意义的问题，关注了各国的相互联系与互动，既关注了历史的纵向发展，也对东亚史的横向发展予以较多的关注，特别是在历史发展的重要关头参与对重大问题的讨论，发挥出历史学的社会功能，写出有筋有骨、有血有肉的著作，突破长期以来僵化的编写体系，在史学园地树起了旗帜。东亚史始终是与区域的整体发展相伴随的，如果离开了战后以来的整体发展，东亚史不可能在国内外产生重大的影响。

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在美国和日本出现了许多东亚史著作，既有成熟之处，也有不成熟之处，但它们作为前人的研究成果应该加以认真的总结研究。对于这些既有成果，我觉得有这几个方面至关重要：一是东亚史研究的视角与方法。把东亚史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研究，关注历史上的各个环节，注意历史文化的特殊性问题；二是在时间和空间上，确立东亚史的时空范围，以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作为指导思想，以本土资源为构建素材，合理地吸收西方学者的有益成果，以东方人的史观构建东亚史；三是关注东亚内部的联系纽带与动力源泉。由于东亚相对特殊的地理环境，各国间开展了多种多样的经济文化交流。相对于分裂、动荡和战争频仍的欧洲，东亚国家关系比较稳定，中国长期处于主导东亚国际关系的中心位置，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世界在公元1世纪就已开始，4-5世纪大体完成(53)。中心与边缘的关系十分明显，其他国家也愿意加入到以中国为首的东亚国际秩序中来，找到各自的恰当位置，到13-14世纪，东亚和东南亚已经形成一个范围广阔的交流圈，构成一种开放性的体制(54)。从更为广阔的视野来看，这是一个面积广阔的经济体，足以与世界任何一个经济体相媲美。四是打破政治史的框架，突出经济与文化交流对于促进东亚社会发展的作用。

研究区域史必须从本区域的立场出发，寻找各国间联系的纽带与动力源泉。国别史的简单叠加算不上区域史，缺乏一个整体的、全球性的眼光也写不出区域史。全球史的出现对于思考和构建东亚史极有帮助，至少可以帮助我们用比较宽阔的视角来看待东亚问题，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研究问题的方法论，为思考东亚史提供了一个参照系。东方社会变迁始终与世界市场发生联系，从世界市场获得自己所需要的东西。视野狭窄和方法单一，是无法观察东方社会的整体变迁的。随着唐朝中后期阿拉伯人大举东来，中国南部诸港船舶贸易更加兴盛，往返于中国和印度之间的商船众多，南海贸易东起中国、朝鲜、日本，西至印度、阿拉伯与非洲东部地区(55)。确立什么样的编纂原则，实际上是给历史学家提出了一个根本性任务，促使他们去不断关注变化中的研究对象。历史学的兴衰归根到底取决于社会需要的程度和为社会提供服务的程度。

第四，关于区域内部与外部的关系。按说这不应该成为一个问题，但是人们往往在这个问题上总是存在疑惑，产生不同的看法。东亚地区独特的地理环境对于对外交流是有一定影响的，广阔的腹地，与外部普遍的、经常的联系，形成本地区有特色的东亚文明。

自汉代开辟与东南亚、南亚的海上交通以来，到隋唐时期，东亚与外部世界的交流又获得了新的动力。但是，长期以来东亚与西方的交流总是处于被严重低估的地位，法国年鉴派历史学家费尔南·布罗代尔认为，中国的帆船虽然有许多优点，却只开往日本，朝南不超过北部湾(56)。这个估计是与历史的真实情况相去甚远，也与史籍的记载大相径庭的。研究东亚史必须从本土材料中发现问题，任何偏离本土材料的研究都不能反映历史的真实情况。我们承认地理环境对于对外交往的影响，尤其在生产力技术水平不甚发达的时代是如此；但是在技术进步以后，人类受自然环境的影响大大减少，有条件去开展对外贸易交流。有材料表明，15世纪东南亚出现许多载重量达到200-500吨的巨型船只，从事日本、中国和东南亚间的贸易活动(57)。持有朱印状的日本商船遍及南洋交趾、占婆、柬埔寨、暹罗、菲律宾、北大年等地。据说得到朱印状贸易权的不仅是日本人，侨居日本的华商、在平户开设商馆的英国人、荷兰人等都得到了朱印状，参加东亚区域的贸易(58)。在货币支付与决算方面，中国的铜钱被广泛使用，桑原骘藏在《蒲寿庚考》中记载了宋代铜钱在东南亚流通的情况：“贸易既盛，钱货遂湧湧外溢。当时宋之铜钱，东自日本西至伊士兰教国，散布至广。”(59)18世纪20年代，中国铜钱也流行于东亚朝贡贸易圈内，有助于商品流通和发展。

对外交往是伴随着人类活动空间的不断拓展和生产力水平的提高而逐渐扩大的，因此以获得最基本的生产和生活资料为目的的商品交换带来越来越频繁的交融交汇，这样东亚就与印度洋贸易网、地中海贸易网发生千丝万缕的联系。海陆交流带来的是东西方社会的整体发展，融入世界进步的大潮。从陆路贸易而言，中国的丝绸早在公元前2世纪张骞出使西域前就已经输出到地中海沿岸国家，希腊雕刻家塑造的作品在衣服上就反映出公元前5世纪希腊已经穿戴丝绸了(60)。据说，多为后世历史学家所粉饰的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东侵，真正的目的是探寻丝绸(61)。中国既是对欧贸易的输出者，也是受惠者。以貂皮贸易为例，1672年大约有13000张、1673年有16000张貂皮从西伯利亚运入北京(62)。中国与欧洲市场的贸易远不止是貂皮，还有许多大宗的商品。从海路而言，在造船技术提高、建造出远洋航船之后，东西方的贸易更为直接有力。相对于陆路交通，海上交通的成本较低，大体为陆路成本的二十分之一。有材料统计，17世纪70年代被运往西方的香料每年高达6000吨，运往中国的香料也有2000吨左右(63)。18世纪，东亚海域上的主角是华人海商和欧洲商人，最为活跃的是驾驶着戎克船穿梭在大海上的清商(64)。正如日本学者所说，在中日贸易方面，清商积极远航海外，担负着对日贸易的重任(65)。安东尼·瑞德在《东南亚的贸易时代》一书中开宗明义地写道，“贸易对东南亚地区一向都是生死攸关”(66)，可见贸易在东南亚国家生活中的地位。

长期以来，国际上对东亚参与世界市场多有估计不足，美国学者在谈到中国与世界市场的关系时写道：“一般来说，19世纪以前对外贸易对清代国家和经济的重要性可能被大大低估了。海运贸易在17世纪的萎缩之后得以复苏，在18世纪和19世纪前期发展到从未有过的程度，中国和欧洲的商人以更为严密的组织方式来应对国内经济的发展和世界范围贸易网的形成。尽管清代国家没有积极地促进这一贸易，但也在总是有利于中国的贸易顺差中受益匪浅。结果，中国逐渐被纳入世界市场；沿海的商人越来越多地与外国人打交道，中国的生产者使他们的商品适宜于外销。”(67)从上面的几点讨论中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些共识：在东方国家整体崛起的崭新形势下，多层面、多角度地开展东亚史研究并把中国的东亚史研究提高到世界先进者的地位，对既有材料的时间与空间、人间与世间的关联做出探索，是摆在我们社会科学理论工作者面前的紧迫任务。当前东亚国家的崛起更多的还是经济的崛起，文化的崛起还有一段很长的路要走。国家崛起需要新的理论构建与支持，而历史的重构与书写正是理论建设的具体展开。历史学是一切人文社会科学的基础，在建设上来不得半点疏忽和麻痹。就目前的学术建设而言，训诂章句、搜罗逸遗的纯学术要做，自觉地与如火如荼的社会变革相结合的大学问更要做，东亚史学科是在不断的社会需求中寻找自己的发展出路的。在当前形势下，强调文明的多元性的同时也要强调文明的互补性和发展的整体性，只有如此，才能推进本区域向更高的层次发展。

四、中国学者对东亚史学科构建的思考

东亚史学科是我国世界史学科整体建设中的一个极为重要的方面，可以说具有强烈的现实感和巨大的社会服务功能。它涉及面广，直接与现实联系，问题也极为复杂，比任何其他学科都更具有现实的关怀。说它复杂，是因为涉及对具体历史问题的阐释与评价，如地理大发现以前东亚国家就已经实现了跨国家、跨地区的交流，与印度洋地区、地中海地区建立了商业联系，有了前近代时期的东西方互动。当我们需要正确把握自己社会发展客观进程的时候，必须清除欧洲中心主义观点，强调伟大而深沉的历史感。东亚史学科建设要想做大、做强，除了吸收、借鉴本学科的既有成果外，也要适当吸收其他学科的研究成果与方法，扩大视野，敞开胸怀，充分采用跨学科的研究方法，关注历史和现实中那些对东亚历史进程有重大影响的问题，从对重大问题的参与和关注中寻找自己的学术生长点。我们强调把东亚作为一个整体来把握，不仅符合东方哲学的思维特点，更为重要的是适应了当前国际社会发展的大趋势与总体要求，符合本地区的长远利益。

战后东亚国家重新崛起，发生有史以来最为深刻、最为广泛的社会变革，对世界的影响也是全方位的。传统的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政治学理论、现代化理论以及世界体系论等都不能科学地解释当前东亚社会发生的社会变迁，西方解释东方历史的亚洲历史观已经过时，正如一位日本学者所指出：“迄今为止，亚洲的近代史都是作为近代西方列强对亚洲的冲击来进行说明的，对这种分析视角在方法上的反思，应当是现在需要寻求的课题。”(68)战后以来东亚国家发生的历史巨变不仅使西方研究者始料不及，也给我国社会科学工作者提出了艰巨课题。以西方社会发展标准评判东方的历史太久了，对东方社会认识扭曲的地方也太多了。我们所做的工作，就是在反思西方主流理论基础上进行新的理论构建。因此，重新认识、书写与构建东亚历史比任何时候都显得更为迫切和重要。在今天这个东西关系的转折点上，经济经过快速发展与崛起之后必然要求文化建设除旧布新，回归历史的本真，着眼于现实的人事，摒弃过时的史观与思维。编写体系完整、主线鲜明的东亚区域史，完全取决于我们的努力和理性觉悟、理性成熟发展的程度。

根据东亚国家的历史行程以及东亚国家丰富的本土资源，可以从南北两个方面做些探索性的工作。从北方而言，把东亚与欧亚大陆互动作为研究的一个课题。目前，在国别史方面有一定的成果，专门史也有新的进展，形成东亚史的研究系列。现在的问题是在这些前期研究成果方面再扩大研究的视野，草原丝绸之路、俄国东方意识的形成与发展，中俄关系的演变以及草原民族推动的欧亚大陆交流等等，都应该成为新形势下重点关注的内容。在这方面俄罗斯学者已经走在了前面，取得了显著的成就(69)。这些重大问题，在我国的东亚史著作中至今未能得到充分的展现与解释，加之我国的研究相对较少，没有形成一套完整的构建与梳理，特别是在理论与方法、体系、物质文明、制度模式、国际体系、域内与域外关系的分析与论述上还有进一步提升的空间，因而写出的东亚史还不能算真正意义上的东亚史，只能说是准东亚史。

从南方而言，关注西太平洋贸易网的兴衰以及历史经验研究。把欧亚大陆南端的西太平洋贸易网与印度洋贸易网联系贯通起来研究，可以形成新的学术生长点。西太平洋地区自17世纪后半期开始的大体经过两个世纪的毛皮交易也应该得到研究。它与西太平洋市场密切联系。通过向欧洲、加拿大、阿拉斯加、夏威夷、中国延伸的“毛皮创造的世界”，英国、法国、美国和俄国事实上完成了北美大陆、西伯利亚、夏威夷的领土分割(70)。若干迹象表明，地缘政治重心的大锤已经向欧亚大陆南侧的中国—印度倾斜。东亚史之所以富有生命力，是因为它不仅从整个区域中寻找历史发展的逻辑，同时也强调整体与局部、域内与域外的互动关系，历史与现实的结合。无论从过去还是从现在的发展势头来看，西太平洋地区都是人类文明发展的中心之一，区域史研究应该参与到国际重大问题的研究当中，不断在历史的探索中开辟自己的发展道路。

注释：

①这些开创性的著作有：美国学者费正清、赖肖尔：《东亚：伟大的传统》(1958年)、《东亚：现代变迁》(1965年)、《东亚：传统与变革》(1989年)等；日本学者前田直典：《古代东亚的终结》，《元朝史研究》，东京：东京大学出版会，1973年；藤间生大：《近代东亚世界的形成》，东京：春秋社，1977年；《对东亚世界研究的摸索》，东京：校仓书房，1982年；佐伯有清：《古代东亚与日本》，东京：教育社，1977年；唐代史研究会编：《隋唐帝国与东亚》，东京：汲古书院，1979年；鬼头清明：《日本古代国家的形成与东亚》，东京：校仓书房，1976年；坂元义种：《古代东亚的日本与朝鲜》，东京：吉川弘文馆，1978年；西嵨定生：《中国古代国家与东亚世界》，东京：东京大学出版会，1983年；《古代东亚世界与日本》，东京：岩波书店，2000年；《东亚世界与册封体制》，东京：岩波书店，2007年；荒野泰典：《近世日本与东亚》，东京：东京大学出版会，1989年；中村哲：《东亚专制国家与社会、经济》，东京：青木书店，1993年；堀敏一：《中国与古代东亚世界：中华帝国与诸民族》，东京：岩波书店，1993年；《律令制与东亚世界》，东京：汲古书院，1994年；《东亚世界的形成：中国与周边国家》，东京：汲古书院，2006年；滨下武志：《朝贡体系与近代亚洲》，东京：岩波书店，1997年；田中健夫：《前近代的日本与东亚》，东京：吉川弘文馆，1995年。

②③(21)(34)(35)罗兹·墨菲：《亚洲史》，黄磷译：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1年，第2页，第4页，第301页，第181页，第13页。

④何芳川：《中外文明的交汇》，香港：香港城市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17页。

⑤赫德逊著，何兆武校：《欧洲与中国》，李申、王遵仲、张毅译，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39页。

⑥⑨刘俊文主编：《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9卷，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第423页；内藤湖南：《概括的唐宋时代观》，见刘俊文主编：《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1卷，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

⑦黄仁宇：《中国大历史》，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第208页。

⑧薛爱华：《撒马尔罕的金桃：唐代舶来品研究》，吴玉贵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第49页。

⑩(11)《中国印度见闻录》，穆根来、汶江、黄倬汉译，北京：中华书局，2001年，第7页。

(12)(36)岩波历史讲座世界历史6：《南亚世界·东南亚世界的形成与展开》，东京：岩波书店，1999年，第85页，第71页。

(13)珍妮特·L.阿布—卢格霍德：《欧洲霸权之前：1250-1350年前的世纪体系》，杜宪兵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年，第260页。

(14)沈括：《梦溪笔谈》，张富祥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316页。

(17)司徒琳主编：《世界时间与东亚时间中的明清变迁》下卷，赵世瑜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第261页。

(18)袁丁主编：《近代以来亚洲移民与海洋社会》，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23-24页。

(19)(25)孔飞力：《他者中的华人：中国近现代移民史》，李明欢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2页，第5页。

(20)(38)岩波讲座世界历史14：《伊斯兰·环印度洋世界》，东京：岩波书店，2000年，第141页，第155页。

(22)川胜平太编：《亚洲太平洋经济圈史1500-2000》，东京：藤原书店，2003年，第340页。

(23)森正夫、野口铁郎等编：《明清时代史的基本问题》，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年，第123页。

(24)余英时：《汉代贸易与扩张》，邬文玲等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101页。

(26)内藤湖南：《日本历史与日本文化》，刘克申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年，第170页。

(27)堀敏一：《中国与古代东亚世界》，东京：岩波书店，1993年，“前言”。

(28)费正清、赖肖尔、克雷格：《东亚文明：传统与变革》，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1页。

(29)田中健夫：《东亚通交圈与国际认识》，东京：吉川弘文馆，1997年，第81页。

(30)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卷，郭大力、王亚南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2年，第65-66页。

(31)黑格尔：《历史哲学》，王造时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6年，第160-161页。

中村元指出“日本佛教是在中国佛教的支配之下发展起来的。日本佛教徒总是有意识地努力使他们自己的宗教与中国佛教相一致。”(注:中村元:《东方民族的思维方法》,浙江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239-240页。)天平时期之末,最澄和尚和空海和尚。

(32)(62)上田信：《海与帝国：明清时代》，高莹莹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464页，第292页。

(33)秋泽修二：《东洋哲学史》，东京：白扬社，1937年，第229页。

(37)多默·皮列士：《东方志——从红海到中国》，何高济译，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第209页。

(39)(40)马可波罗：《马可波罗行纪》，冯承钧译，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2年，第237页，第238页。

(41)门多萨：《中华大帝国史》，何高济译，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118页。

(42)杰克·戈德斯通：《为什么是欧洲？世界史视角下的西方崛起(1500-1850)》，关永强译，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17页。

(43)(44)(45)安格斯·麦迪森：《世界经济千年史》，伍晓鹰、许宪春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10页，第15页，第109页。

(46)滨下武志：《中国、东亚与全球经济：区域和历史的视角》，王玉茹、赵劲松、张玮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第17页。

(47)罗荣渠：《现代化新论——世界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年，第453页。

(48)陈奉林：《日本的东亚史研究及其启示》，《世界历史》2018年第1期。

(49)彭树智：《文明交往论》，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7页。

(50)(57)康灿雄：《西方之前的东亚》，陈昌煦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第3页，第166页。

(51)陈奉林：《东方外交史研究初探》，《世界历史》，2010年第3期。

(52)陈奉林：《古代西太平洋贸易网与东方历史研究》，《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2期。

(53)佐伯有清：《古代的东亚与日本》，东京：教育社，1977年，第23页。

(54)加藤祐三：《东亚近代史》，蒋丰译，北京：东方出版社，2015年，第12页。

(55)堀敏一：《律令制与东亚世界》，东京：汲古书院，1994年，第146页。

(56)费尔南·布罗代尔：《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与资本主义》，顾良、施康强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2年，第475页。

(58)滨下武志、川胜平太编：《亚洲交易圈与日本工业化1500-1900》，东京：藤原书房，2001年，第105页。

(59)桑原骘藏：《蒲寿庚考》，陈裕菁译，北京：中华书局，1954年，第31页。

(60)(61)铃木治：《欧亚东西交涉史论考》，东京：国书刊行会，1974年，第259页，第270页。

(63)(66)安东尼·瑞德：《东南亚的贸易时代：1450-1680》第2卷，孙来臣、李塔娜、吴小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年，第23-24页，第1页。

(64)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编：《世界史中的东亚海域》，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133页。

(65)松浦章：《清代帆船与中日文化交流》，张新艺译，上海：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12年，第96页。

(67)韩书瑞、罗友枝：《十八世纪中国社会》，陈仲丹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9页。

(68)滨下武志：《近代中国的国际契机——朝贡贸易体系与近代亚洲经济圈》，朱荫贵、欧阳菲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第1页。

(69)主要的代表性著作有：米·约·斯拉德科夫斯基：《俄国各民族与中国贸易经济关系史》，宿丰林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阿·科尔萨克：《俄中商贸关系史述》，米镇波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娜·费·杰米多娃、弗·斯·米亚斯尼科夫：《在华俄国外交使者(1618-1658)》，黄玫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

(70)木村和男：《毛皮交易创造的世界：从哈得逊湾到欧亚》，东京：岩波书店，2004年，第219页。

对现实持容忍态度的思维方式 中村元在《东洋人的思维方法》中指出:“在日本人的思维方法当中最基本的原则是,原封不动地肯定为了生存所处的自然环境或者是各种客观条件。他们往往把所有客观现象视为绝对的东西。”明治以后的哲学家称这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