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商乐兴起于曹魏时期，上承汉代相和歌之传统，下启隋唐燕乐之先声，以三曹(曹操、曹丕、曹植)为核心的建安文人团体，不仅促成乐府民歌的文人化转型，更让清商乐声名鹊起。郭茂倩《乐府诗集》卷四十四“清商曲辞”云：“清乐者，九代之遗声。其始即相和三调是也，并汉魏以来旧曲，其辞皆古调及魏三祖所作。”钟嵘《诗品序》亦言：“降及建安，曹公父子，笃好斯文……彬彬之盛，大备于时矣”。
曹植言乃父“躬著雅颂，被之瑟琴”(《武帝诔》)，《曹操集》所收诗歌20余首，皆为乐府歌辞。汉乐府曲辞大多采自民间，格调不高。曹操对音乐有着强烈喜好，其夫人卞氏本是卖唱的歌女，故“太祖为人佻易无威重，好音乐，倡优在侧，常以日达夕”(《三国志·武帝纪》注引《曹瞒传》)，经常通宵达旦、废寝忘食地聆赏民歌时调。就在弥留之际，曹操还留下遗令，要求将生前所用的歌伎乐队全部安置到铜雀台，每月的初一、十五两天，还要拉出来热热闹闹地演奏一番，让自己在九泉之下也能欣赏到人世间美妙的音乐，对音乐的挚爱可谓至死不渝。
作为鲁迅笔下“改造文章的祖师”，曹操在乐府歌诗的创作中，不蹈袭前人成法，不断追求新变。《短歌行》，据崔豹《古今注》云：“长歌、短歌，言人寿命长短，各有定分，不可妄求”，充满宿命论的陈腐观念，而曹操创作的《短歌行》在咏唱“对酒当歌，人生几何”的同时，又融入其求贤若渴、一统天下的雄心壮志，“山不厌高，海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给这首古曲注入了全新的内涵与意境，遂成千古名篇。《蒿里行》《薤露行》，古辞皆为丧歌，而在曹操笔下则成为描写东汉末年董卓暴行和军阀混战的叙事歌曲，“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步出夏门行》为汉代乐府相和歌中的瑟调曲，原是感叹人生无常，追寻求仙得道，被曹操改造成《观沧海》《冬十月》《河朔寒》《龟虽寿》等四首抒怀咏志的不朽乐章，“幸甚至哉，歌以咏志”。清人陈祚明《采菽堂古诗选》言其“名言激昂，千秋使人慷慨。孟德能于三百篇外，独辟四言声调，故是绝唱”。
曹操对音乐的酷爱还被编排成“一场音乐会引发的血案”。在合肥市杏花公园有个名曰“筝笛浦”的景点，《搜神后记》云：
这个传说在民间不断演化，成为一个情节完整的故事：当年金斗门外与淝水相接处，大水浩荡，芦苇茂密，水中有岛，花竹繁盛，风光秀美，张辽在逍遥津大败孙权后，曹操乘坐一条大白船，与众将士在船上畅饮欢庆，并找来歌伎在船上奏乐助兴。演出到了高潮，众将士一齐涌向曹操欢呼致敬，致使大船失去平衡，船覆人翻，乐极生悲。曹操自然被人救起，歌妓则香消玉殒。此后每到夜里，这里便会如倩女幽魂般响起铮铮奏乐之声，“筝笛浦”由此得名。明清时期，金斗河蜿蜒流过溺妓覆舟的古筝笛浦，碧树黄鹂，流水淙淙，渔郎钓艇，雾笠烟蓑，风光如画。清嘉庆八年的《合肥县傅郭城图》上仍标有筝笛浦，曾任合肥知县并主编《嘉庆合肥县志》的左辅有诗云：“搜神寻旧浦，浪说绮罗纷。艳质一时尽，清歌何处闻。落花销别琯，荒梦散朝云。回首西陵树，何曾驻夕曛”。如今筝笛浦已改建成一处人工湖。
魏文帝曹丕对音乐的爱好不让乃父，游宴赏乐、选色征声成为其诗歌创作的源泉，在《与吴质书》中，曹丕写道：“每至觞酌流行，丝竹并奏，酒酣耳热，仰而赋诗，当此之时，忽然不自知乐也”。其弟曹植也记载曹丕宴饮时歌乐并举的情形，“齐人进奇乐，歌者出西秦”(《侍太子坐》)。曹丕还能自弹自唱，“《短歌行·仰瞻》一曲，魏氏遗令，使节朔奏乐，魏文制此辞，自抚筝和歌。歌者云，贵官弹筝，贵官即魏文也”(《古今乐录》引王僧虔《技录》)。曹丕的《燕歌行》被视为我国七言歌诗之嚆矢，诗中更是明确提到“援瑟鸣弦发清商”，足见清商乐在当时已是家弦户诵。
陈思王曹植更有“才高八斗”之誉，精通音乐，以“古曲多谬误”，“故依前曲改作新歌五篇”，改编成流传至今的《鼙舞歌》五首。曹植还被尊为中国佛教音乐的创始人，一次他在东阿县鱼山游玩，“忽闻空中梵天之响，清雅哀婉，其声动心”，激发其创作灵感，“植深感神理，弥悟法应，乃摹其声节，写为梵呗，撰文制音，传为后式，梵声显世，始于此焉”(《法苑珠林·呗赞篇》)，这便是被列入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鱼山梵呗。
由于统治者的特殊喜好，曹魏在中央机构中专门设立了清商署，曹操平定河北迁都邺城后，起铜雀台，纵情歌舞声色，“乐终古而未央”。据胡三省《资治通鉴》注云：“魏太祖起铜爵(雀)台于邺，自作乐府，被于管弦。后遂置清商令以掌之，属光禄勋”，将曹操建造铜雀台作为清商乐兴起的源头。南朝王僧虔亦言：“今之清商，实由铜雀，魏氏三祖，风流可怀，京洛相高，江左弥重”(《宋书·乐志》)。
(作者：黄敏学，系绍兴文理学院艺术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
